【国学经典导读】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该书以政治史为核心，军事史为重点，兼及经济、文化和史事评论等，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注重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借以展示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以达到鉴往知来的作用。全书取材范围广，史料价值高，体例严谨，脉络分明，叙事详洽，文风一致，其编纂方法，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体裁。同时，描述战事，曲折跌宕，刻画人物，神貌毕肖，也是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清代学者王鸣盛称赞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马光编著。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据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其父司马池曾中进士，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一生清廉耿介，颇有操守。这对司马光的为人、为官，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司马光自幼爱好史学，年七岁听人讲《左氏春秋》，过后即能复述其大意。在学习上，刻苦敏求，孜孜不倦，对书不仅“咏其文”，更“思其义”。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仅20岁的司马光便中进士，以奉礼郎为华州判官。当时司马池正在杭州任职，为了省亲方便，他请求改签书苏州判官事。此后不久，他的双亲相继辞世，遂居家守丧达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闭门读书，潜心著述，写下《十哲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及史评十八首等作品。

庆历四年（1044），司马光丧服期满，任武成军判官。不久，入为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迁本寺丞。皇佑元年（1049），因枢密使庞藉推荐，召试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皇佑四年（10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编修日历，开始出任史官。嘉祐年间，他感于“《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举世不暇毕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刘恕《通鉴外纪后序》）的困境，决意编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通过论述史事，为执政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借鉴。为此，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将历代兴衰治乱之迹简要纳入其中，名为《历年图》，共5卷。

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将《历年图》呈送宋英宗，接着又在此基础上写成《通志》8卷进奏。进奏后，引起英宗重视。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他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王事迹。四年（1067），宋神宗即位，览《通志》一书，以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作序一篇励其继续编修。

熙宁元年（1068），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司马光坚决反对。次年（1069），皇帝委命他为枢密副使，但他坚辞不受，请求外放。四年（1071），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15年，不问政事，专意修史。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杀青。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启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尽黜新政。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逝世，享年68岁，追封温国公。他的著述还有《稽古录》、《涑水纪闻》、《法言集注》等。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起，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60）年止，记载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凡二百九十四卷。

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的宗旨，主要在于为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服务，其选材多“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因此，用了大量笔墨来记载国家的兴衰、吏治的成败和国君的贤愚。司马光认为国家的兴衰成败主要系于国君，因此他特别重视为君之道。对创业有成的国君，如统一天下的汉高祖、开皇新政的隋文帝、贞观盛世的唐太宗等，不吝笔墨，记载详细；对守业有为的国君，如汉文帝、汉景帝，北魏孝文帝等多有称许，以为这些君主才是时君该效法的榜样；对那些昏庸败亡之主，如东汉的桓帝、灵二帝和陈后主、隋炀帝等，则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鉴戒。除君主外，还写了不少王公大臣和敢于劝谏君主的人。《通鉴》对于历代王朝的政治措施、政治集团中重要人物的事迹言行，凡是合于道德准则的，都给以充分的肯定，作为后人效仿的凭恃。对政治上的腐败行为和那些“伤天害理，残民以惩”的丑不堪入目的事情，也做了不厌其详的记述，作为沉痛的教训。

《通鉴》还十分突出军事史。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战争总是不断发生。其中有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有民族之间的战争，有对外的战争，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这些战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将帅指挥下，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秦并六国始，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景帝时的七国叛乱、汉武帝的讨伐匈奴，南北朝时的五胡乱华、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等，千余年间发生的战争，《通鉴》都予以详细记载。举凡重大战役，对战争的起因，双方对战事的判断分析，对战局的谋划，以及战争的经过、结果，都详详细细地叙述。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高欢、宇文泰沙苑之战等，都写得详尽细腻。《通鉴》记军事，尤其喜欢记兵法。顾炎武说：“《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日知录集释》卷26《史记·通鉴兵事》）

《通鉴》对经济史也有一定重视。历代的经济制度、措施中，凡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者，书中大体都有记载。如土地问题，就记载了北魏的均田制，曹操的屯田制等，赋税问题，则记载了汉代文景之治时屡次减轻田税的情况，唐德宗时因租庸调制破坏改行两税法的变革等。

文化史方面的内容虽在《通鉴》中占的篇幅最少，但也可圈可点。就学术思想而言，先秦的百家争鸣，汉初的黄老盛行，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衍变，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儒、道、释三家之间的排斥与吸纳情况，历代典籍的校理、传播等，书中均有着比较系统的记载。

《通鉴》除叙述史事外，还对部分史事作出评论。这部分评论，既有司马光个人所写，每篇以“臣光言”开头，也有摘自前人评论，开头都署明作者。司马光的史论，主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如治国当崇礼，认为“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王制礼以治之”（卷二百二十），礼“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卷十一）。施政重赏罚，强调“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卷七十九），刑赏不明，政无以成。

综观全书，《通鉴》的内容是以政治为核心，军事为重点，兼及经济、文化和史事评论，它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注重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借以展示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以达到鉴往知来的作用，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

《通鉴》取材范围广，史料价值高。举凡正史、编年、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笔记、小说、诸子等，无不“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赵宋朝廷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所收藏的图书，经特许皆准司马光等编修人员借阅。地方保存的奏牍案薄及编修者自己的藏书也是他们重要的取材之所。此外，他们还借阅了很多私人藏书。搜集的史料之多，达到了“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的地步。由于参考资料极其丰富，往往一件事用三四处材料综合写成，内容充实，天文地理、礼乐历数，无不详备。从史料的丰寡角度讲，《通鉴》取材是前少后多，越往后越丰富。章炳麟说：“统观《通鉴》所采：西汉单采《史》、《汉》，东汉采范书十之七八，魏晋至隋，采正史者十之六七，唐则采正史者十不及五，至五代则全据薛史。”（《国学讲演录·史学论略二》）也就是说，《通鉴》采用正史的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而正史以外的资料逐渐增多。特别是唐、五代，由于距宋时间不久，保存的史料最多，如国史、实录等仍然俱在。宋初人编的不少历史著作，在《旧唐书》、《旧五代史》中不及现，在《通鉴》中却得到了呈现。洪迈谈及《通鉴》引用有唐一代的杂史小说时说：“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诤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容斋随笔》）近人张煦侯指出：“唐及五代，《实录》、《会要》咸备。其他私家撰著，若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凌璠（《唐录政要》）、欧阳炳（《唐录备阙》）、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诸家，皆有补葺正史之意。敬翔《编遗录》明为补《太祖实录》，《通鉴》尤多从之。”（《通鉴学》）可见，《通鉴》的唐代部分采正史之外的资料确是相当多。五代部分，亦是如此。柴德赓先生说：“研究唐、五代的历史材料，《通鉴》是最能够抓住要害之处的。”（《资治通鉴介绍》）《通鉴》所征引的史书，不少已经亡佚，它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更加珍贵了。

《通鉴》的编纂方法，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体裁。司马光编《通鉴》，请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为主要助手，组成一个编纂班底。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起草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史事，唐代的历史由范祖禹执笔。这三人皆精通史事，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攽的《东汉刊误》，颇受好评，刘恕对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著有《五代十国纪年》及《通鉴外纪》，范祖禹著《唐鉴》十二卷，被尊为“唐鉴公”。他们在《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中，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先由司马光写出提纲，不仅有总提纲，而且还有每年的提纲，尤其对重要年代的提纲抓得很紧。他的助手根据提纲排比材料，以年月日为“丛目”，从目要求尽量详备，凡材料“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再将编入的材料逐条进行修订整理而写成“长编”，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最后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这样全书体例严谨，脉络分明，叙事详洽，文风一致。司马光完成《通鉴》的编写工作后，将剩下的一些材料，另行编录，辨其谬误，写成《通鉴考异》三十卷，来说明《通鉴》的史料来源。为了方便读者检索，还编出《通鉴目录》三十卷，仿年表体例，注明某年某事。用年表之法，为目录之体，这也是历史编纂法方面的一个创造。

《通鉴》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也是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全书文字活泼，简洁凝练，描述战事，曲折跌宕，刻画人物，神貌毕肖。如写赤壁之战，诸葛亮洞察天下的从容，鲁肃、周瑜抗敌的英勇，周瑜、黄盖火攻曹军的出奇制胜，仅用了几千字就让之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再如写淝水之战，苻秦军大败逃亡时风声鹤唳的场景也是写得有声有色。

《通鉴》问世后，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广获赞誉，备受推崇。宋神宗赞扬它是“典型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南宋王应麟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十七史商榷》卷一百）

后世有关《通鉴》一书的研究，成为一项专门学问，称为“通鉴学”。宋代王应麟作《通鉴地理通释》，将《通鉴》所载地名，一一考其异同，述其沿革。朱熹根据《资治通鉴》，提纲挈领，写成《资治通鉴纲目》。宋末元初的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并核其讹谬，掘其微意，将之附入《通鉴》本文，成为《通鉴音注》，为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明末清初，严衍历时三十年，详检十七史，为《通鉴》纠正谬误，补拾缺遗，著《资治通鉴补正》二百九十四卷。

《通鉴》的版本有两类，一类有注，一类无注。元朝以后的刊本大都有注。《通鉴》最早的版本为宋元祐元年（1086）杭州刻本，今已失传。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明清以来，《通鉴》出现了多种版本，其中以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鄱阳胡克家复元刊胡注本为最善。民国时期，有傅增湘影印宋椠百衲本，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以及《四部备要》铅印本等。1956年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复刻元刊本加以点校出版，是目前最好的版本，颇便阅读。《通鉴》的选注本则主要有：王仲荦等编著的《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65年版）、李庆的《资治通鉴选译》（巴蜀书社1988年版）等，可供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