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闽东大地起苍黄

——写在闽东苏区创建90周年之际

林思翔

1934年，是闽东苏区全盛之年。闽东苏维埃政府、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都在这一年相继成立。党政军机构健全，苏维埃运动全面开展，闽东大地喜气洋洋，分田分地真忙。如今90年过去了，闽东人民依然念念不忘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岁月。

——题记

1934年1月1日，天空晴朗，阳光灿烂。赛江轻波流淌，绿水如蓝。马立峰、詹如柏、叶飞、任铁锋、曾志等人率领游击队和红带会三四千人从甘棠向闽东重镇赛岐进发。这支不久前刚取得“甘棠暴动”胜利的队伍，士气高昂，勇敢善战，敌人闻风丧胆。

事有凑巧，前一天晚上赛岐沿江一家饼店失火，烧了200多家楼店，已成惊弓之鸟的驻守赛岐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和当地反动民团，以为是游击队进攻赛岐，遂弃城而逃。这样，工农武装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赛岐，摧毁了赛岐反动政权，缴获了民团枪支83支和大批财物。

        中共闽东特委

闽东苏维埃政府旧址

第二天上午，在赛岐王厝祠堂前的田坪上，福安中心县委召开祝捷大会。4000多名革命群众到场，人头攒动，群情激昂。马立峰、詹如柏两位领导讲话后，人们都在翘首以盼福安中心县委领导“小叶”（叶飞）的出现。因为不久前他在赛江边狮子头客栈约一个同志接头时，不幸被敌人获知，敌人朝他连开数枪，其中一枪打中他的头部，另一枪打在他手臂上，还有一枪击中他的左胸，当即昏死过去。获救后的他身体恢复如何，大家都在担心。

不一会儿，叶飞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主席台前，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表达了群众对叶飞遇险获救后恢复健康的喜悦心情。叶飞向大家点点头表达谢意。然后言简意深地说：“依靠人民，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取得了赛岐暴动的胜利，往后还是要靠人民夺取新的胜利！”

中共闽东特委成立纪念碑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展陈馆

赛岐暴动的胜利，造成了威逼福安县城、震撼闽东之势，有力地推动了全区革命斗争的开展。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福安全县农民纷纷起来夺取反动政权，除县城和穆阳两镇外，所有农村均被占领，工农游击队员大为增加，缴获的武器也增多了。整个闽东地区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中心县委随即决定，成立闽东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由任铁锋和叶飞分任团长和政委。不久，连江也成立了闽东工农红军第十三团。闽东的人民武装力量大为加强。

闽东海域辽阔，为加强海上武装力量，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开春，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就派曾志前往西洋岛，代表中心县委收编柯成贵队伍。柯成贵早年就读于福州格致中学，后回家乡霞浦西洋岛。因不满渔霸欺压百姓的倒行逆施，遂买了几条枪，拉起一支队伍，与渔霸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视为“海盗”。曾志到西洋岛后，在协商沟通后，主持举行了收编仪式，把这支队伍收编为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任命柯成贵为营长。从此，这支队伍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海上红军队伍。此外，在闽东海域上还活跃着一支福鼎海上游击队和一支闽东红军（连罗）海上游击队。他们在海上对敌斗争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数十年后，任海军司令的叶飞在谈到海上游击队时，他说：“真正说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海上游击队，唯一的只有闽东这个地区有海上游击队。”“最早的海上红军和游击队可以说就在我们（闽东苏区）这里。”

1934年2月3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福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应立即动员在福安、寿宁游击区中，以福安北区、南区、下西区为中心，依照党的土地纲领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迅速地发动领导各乡贫农雇农与中农实行没收和分配地主阶级土地的斗争。”

2月17日，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溪柄甲厝召开为期4天的会议，讨论贯彻省委指示精神。叶飞、马立峰、詹如柏、曾志、郑宗玉等领导及各县委、区委的代表共40多人与会。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作出几项决定：1.发展和巩固苏区，继续建立区、乡、村级苏维埃政府，筹建闽东苏维埃政府。2.在苏区实行土地革命，开展分田运动；由曾志负责起草《分田纲要》。3.加强武装斗争，大力发展红军，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师；充实各县、区苏维埃地方武装，严防敌人的进攻和豪绅地主阶级的破坏。4.继续开展反帝工作和妇女工作，发展反帝组织，特别是在城镇白色恐怖地区采取各种形式的宣传，如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或到工人农民中谈心，或到学生中与进步分子交谈，从而揭露国民党当局投降帝国主义残害人民的狰狞面目。

甲厝会议是闽东的党组织在闽东苏区初创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的召开对闽东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对闽东工农武装的发展，进而促进闽东苏区的不断扩大和巩固，特别是对闽东苏区分田运动的全面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会后不久的一天，闽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福安柏柱洋斗面村隆重召开，来自闽东各县的400多名代表，喜气洋洋，欢聚一堂，行使政治权利，选举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大会经过充分酝酿，民主选举产生了政府组成人员，马立峰当选为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叶秀蕃为副主席，张少廉为秘书长。政府内设组织、土地、财政、粮食、军事、肃反、交通等7个部。范式人、马三弟、曾清连等分别担任肃反、粮食、军事等部委员。政府机关设在斗面村一座逃亡地主的大房子里。

闽东苏维埃政府的诞生，是闽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晶，标志着闽东苏区进入全盛时期。此后，全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特别是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后，以连江为中心的连罗苏区和以福安为中心的闽东北苏区两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了一块方圆1.1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闽东苏区。

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分田工作。3月初，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通过了由曾参加闽西苏区分田斗争的原闽西团特委书记曾志起草的《分田纲要》，并决定由曾志、詹如柏负责在福安柏柱洋进行分田试验，探索总结经验，以指导全苏区的分田运动。参照闽西苏区分田政策和做法，结合闽东实际，闽东苏维埃政府制定了有关分田政策和规定：1.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2.地主和反动派家属分坏田，反动逃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的田比地主稍好些；3.中农、贫农以原耕地为基础，按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原则分一份好田；4.对红军家属另给予一定的照顾；5.汉畲两族同等对待；6.另抽一部分好的土地给红军作公田；7.森林归政府。同时对分田标准和具体做法、步骤也作了规定。柏柱洋的分田试点历时一个多月，取得圆满成功。4月中旬，在柏柱洋田野上召开庆祝分田胜利大会，3000多农民与会，欢呼胜利，一堆地契也在烈火中燃烧殆尽。

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迅速在闽东苏区全面展开。闽东大地呈现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至1934年底，闽东苏区有五六十万人口分得了土地。福安县境内就有1462个村庄约10万多农民分到土地。实现了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这年秋天，闽东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翻身的农民家家户户都获得好收成。

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闽东苏区的斗争中，闽东苏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各地各级党组织纷纷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也就在此时，国民党当局在镇压了十九路军之后，重新开始调集兵马从福州、浙江两路进攻刚刚创建的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国民党军新十师、海军陆战队、第八十七师接踵而至。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闽东各地的地主豪绅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大量建立和恢复反动民团大刀会，在苏区范围内兴风作浪，烧杀抢掠，进攻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行动，企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党内也出了一些变节分子。3月中旬，福州中心市委交通员、宁德县委书记叶觉登被捕，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叛变革命，供出了福州中心市委的交通站地址及联络信号。随即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宣传部长周剑心等10多人被捕，陈之枢、周剑心等先后叛变，福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福建当局企图利用叛徒进一步将全省的党组织一网打尽。一天，叶飞接到陈之枢发来要他速回临时省委的电报，他当即动身前往福州。在途经三都澳百克医院时，从地下党员、医生丁立山口中知道福州中心市委已惨遭敌特破坏和陈之枢叛变的消息。“好险啊！”丁立山为叶飞捏了一把汗。叶飞庆幸自己没落入虎口，连夜返回福安，火速通知闽东苏区各县立即与福州方面断绝联系，同时派出交通员通知中共连江县委立即切断与福州的联系。从此，闽东地区（含连江、罗源）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达4年之久。

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深感必须联合行动，统一领导，才能打退敌人的进攻，保卫苏区。6月的一天，两地代表在福安柏柱洋附近采花桥畲村召开联席会议，达成共识。会议同意叶飞提议的“两个县委联合成立闽东特委，统一领导闽东的斗争”。会议决定特委书记由工人出身的苏达担任，组织部长叶飞，宣传部长马立峰，委员詹如柏、曾志、阮英平、小阮（阮仓）、林孝吉。临时特委机关设在柏柱洋斗面村。临时特委成立后，各县党的组织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党员数量在2200人以上”。至此，北面以福安为中心的红色区域，与南面以连江罗源为中心的另一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闽东苏区的外延有所扩大。

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的成立，使闽东革命斗争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时间内，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独立自主地领导闽东人民开展保卫闽东苏区的斗争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党保留了南方抗日战争的火种，在闽东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等的率领下离开江西瑞金进入福建。8月13日夜，先遣队主力在粟裕指挥下，在罗源独立营与赤卫队配合下，一举攻克罗源县城，共歼守敌100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还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人员40多人。

8月21日，中共闽东临时特委领导人叶飞、詹如柏等率领闽东红军部分指战员与先遣队在宁德赤溪阳谷胜利会师。叶飞代表闽东临时特委汇报了闽东党的工作 、闽东苏区与地方红军建设等情况。先遣队领导表示赞许，并认为闽东苏区的党政工作已经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应该建立一支主力”，支持闽东临时特委成立独立师的决定。这时，先遣队通过电台向党中央报告了闽东苏区的情况，中央此时才知道闽东有块苏区。

先遣队在闽东勇敢作战的行动，特别是攻克罗源县城、在宁德境内伏击追兵、轻取穆阳重镇的战绩，鼓舞了闽东军民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先遣队还将几次战斗中的伤病员数百人留在闽东，并留下五六百支步枪和少量轻重机枪。特委为先遣队征集的兵员因交兵未成，将其择优充实到闽东红军队伍。这些都为闽东独立师的成立提供了人力、物力的准备。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闽东苏区后，闽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8月，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在周墩坂头林成立，支队长凌福顺，政委王大尧。这支队伍活跃在周墩城关、七步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建立了一批革命群众组织和基层苏维埃政权。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福建民报》载文惊呼：“闽东军事发展迅速，日来突飞猛进，为向所未有。”“闽东匪祸之深，实不下于闽西各县。而其中尤以福安、连江、罗源、霞浦各县为甚。”国民党当局派遣重兵“围剿”闽东苏区，并把“围剿”的重点放在闽东苏区的中心——福安。他们到处张贴告文，以重金悬赏缉拿闽东革命领导人，并在报纸上宣称：“假如谁告知范铁民、马立峰、詹如柏、叶飞、柯成贵……活动地点，或且能够当场抓获者，经审查确认无误，给予奖金2000元(大洋），并酌量采用。”

鉴于形势的不断恶化和斗争发展的需要，处于分散状态之下的闽东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群众武装，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建制和必要的训练，不易形成战斗力，已难以承担保卫苏区、抵御强敌的任务，创建主力红军已成为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一个重要任务。临时特委遂决定：“把连江红军主力转移到闽东，成立闽东独立师，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保卫闽东苏区。”

1934年9月底，红十三团骨干500余人枪集结于连江官坂，由叶飞、冯品泰、陈学芳率领开赴闽东（团长陈学芳因途中遭袭，火线牺牲，由冯品泰接任）。队伍由叶飞等率领前进。9月30日，闽东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十三独立团在宁德支提山千年古刹华藏寺庄严会师，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下辖三个团，1600多人，师长冯品泰，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彪。

闽东红军独立师的建立，标志着闽东工农武装斗争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从此闽东苏区有了一支由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直接指挥的主力红军部队。连同各县独立营、警卫营、赤卫队、红带会等，全闽东苏区共有数万人的革命武装。在日后反“围剿”和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中，闽东红军独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敌人一举扼杀闽东革命的图谋遭到有力的抵抗与遏制。

这支闽东人民的子弟兵，在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后，奉命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于1938年初，在叶飞、阮英平等率领下，离开闽东北上抗日，在苏皖战场上屡立战功。他们中的伤病员，在阳澄湖养伤过程中与当地军民并肩战斗，谱写了一曲家喻户晓的《沙家浜》动人故事，故有“芦荡火种，根在闽东”之说。

1984年，在闽东苏区创建50周年的时候，宁德地委、行署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笔者有幸参与活动的筹备工作，在地委、行署领导下具体负责抓筹备事宜。由于当时许多老同志都健在，且各方面都很重视，纪念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当时地委、行署决定以纪念活动为契机办好四件事：一是召开一场隆重的纪念大会；二是在闽东苏区各县市（含连罗）的重要革命遗址，以地委、行署或县（市）委、县（市）政府名义竖立一批革命纪念碑；三是动工建设一个闽东革命纪念馆；四是组织编写一批介绍闽东党史的书籍。这四件事除闽东革命纪念馆于1989年七一竣工开馆外，其余均在当年7月办好。纪念馆、纪念碑和党史书籍都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和教材，不断地发挥着赓续红色基因、传递革命精神的重要作用。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34年夏写的《清平乐·会昌》诗词，豪迈的词句把我们带进当年情景。1934，距今整整90年。90年间，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闽东人民也已摆脱贫困，过上了全面小康生活。如今全市人民正满怀信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闽东苏区创建90周年的纪念活动，让闽东人民重温了一回光辉历史，带给一次精神“充电”和“加油”的机会，必将凝聚起磅礴的力量，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原载于《闽东日报》202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