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闪烁的簇簇星光

——福州台江革命故事撷英

林思翔

台江，“筑台临江”的福州市区繁华地块，闽江在她身边徐徐流淌，万寿桥在她面前飞架雄踞。夜幕来临，“推窗一看，就看见了那一轮将次圆满的元宵前的皓月，流照在碎银子似的闽江细浪的高头（郁达夫《闽游滴沥》）”。濒临闽江的中亭街、上下杭更成为老福州繁华闹市的地理标志和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代表性街区。通江达海，人文荟萃，商贸兴旺，生机勃发。台江于福州，如同外滩于上海，王府井于北京一样，装饰着福州的美，聚集着福州人气，活脱脱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闽江之滨。

这么个美丽的市井闹市，早为帝国主义所觊觎，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这里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开埠经商之地。此后，洋货特别是日货充斥市场，严重阻碍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发展，造成工人失业和经济凋敝。台江各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开展抵制日货斗争，并到处张贴反日的告示和传单。

五四运动后，福州掀起了激烈的抵制日货浪潮。日本帝国主义怀恨在心，猖狂反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16屠杀市民、学生的“台江惨案”。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爆发了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大风暴。从191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全国各大中城市接二连三召开大规模群众集会，以及罢市、罢课、罢工等活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的暴行，督促北京军阀政府向日本政府进行交涉。留美学生及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等20多万人也就“台江事件”通电各报和国内外，表示愿做福州人民的后盾。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驻华日本公使发出抗议照会，向日本政府进行交涉，迫使日本撤换驻闽领事，同时赔偿了损失，给伤者发放抚恤金等，还撤走入侵福建的军舰。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6年4月初，中共福州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台江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茫茫长夜里，一簇簇耀眼的革命星火，在台江大地闪烁，照亮革命道路，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仅撷取其中几个真实的故事……

秘密革命据点双虹小学

在台江达江路茶园垱巷40号，我们找到了双虹小学。它的前身是创建于清代的双虹书院，是福州较早点燃革命火种的地方。校门口“双虹书院”四个大字的横幅石匾，仿佛在讲述这座由清代书院发展起来的学校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1926年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进军福州。全市掀起一片迎接北伐军，打倒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革命热潮。台江后洲一带的林亨元、郑太初、阮宝清、林春钦、王仰前等人，发起并组织一个青年团体，取“以天下为己任”之义，定名为青年任社，公推林亨元为社长、林春钦为组织部长、郑太初为宣传部长。社员20多人，包括蔡训忠、王书锦、王仰前、阮宝清等。他们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参加欢迎北伐军入闽的游行和街头宣传活动。

　　不久，蒋介石反共清党，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顿时消失，倾向进步的青年任社也被国民党右派查封了。1928年8月，任社社员又聚集起来，在“双虹书院”旧址办起了“双虹小学”，以办学为掩护，探索真理，开展革命活动，林亨元为首任校长。他们实施新教育方针，扫除打骂学生的恶习，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领导骨干，政治上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在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中树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在办学活动间隙，林亨元、郑太初先后到上海、北平上大学，接触进步的闽籍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思想不断进步。学习结束回闽后，组织读书会，坚持学习。1929年这里成为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据点。远东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福州分会也设在这里。第三党党员（农工民主党前身）吴仲禧还在这里宣传政治主张，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社会变革等，并吸收党员，扩大对抗国民党的势力。许多教职员、高年级学生都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活动。地下党员经常来校活动，大会小会都在双虹小学召开。

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后，一批骨干被迫离开福州，郑太初留闽继续办学。不久宪兵四团入闽，派一个连开进双虹小学，被郑坚拒，引起冲突，连长捆打郑太初，引起社会舆论谴责，宪兵连被迫撤走。

抗日战争时期，校长郑太初去延安，卓如从日本回来继任校长，他与林滔、陈一平等联络在闽的留日同学，以“留日同学会”名义做抗日工作。这个组织和王一平、林白、吕仲凯等组织的大众社以及卢茅居（即卢懋榘）、张立、孙克骥等组织的《回声》文艺社等群众性抗日团体彼此常有联系，且工作上配合，一两周就在双虹小学召开一次座谈会，讨论抗日救亡问题。座谈会越开越大，连福建学院院长林仲易及章振乾、陈锡襄等上层民主人士有时也来参加。

1938年，新四军福州办事处设立后，根据组织安排，校长卓如打入抗敌后援会宣传部工作，任《抗日旬刊》主编。中共党员卢茅居、郑挺、王一平、陈一平、郑惠如来双虹小学任教，以掩护党的活动。黄扆禹此时在双虹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双虹小学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常到街头讲演、演活报剧、唱抗日歌曲，并与萃文小学（校长吕仲恺）联合举办漫画游行，进行全民抗战宣传。双虹小学还是外来过往革命同志的落脚点。省委派顾风来福州任市委青年部长，他也就住在学校。福州工委书记李铁以及张文旭等同志也常出入或住宿学校。

在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时期，双虹小学仍是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当年在学校开展地下工作的林亨元等同志由组织安排到外省工作。留闽的学校骨干蔡训忠等同志与党中央派来福州进行秘密工作的负责人谢筱迺同志接上了关系，在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掩护谢及两个报务员和电台直至解放。

从大革命时期到福州解放，双虹小学一直是革命者活动的秘密据点。这里的每一块砖瓦都渗透着革命者的情感。

“革命者之家”何厝里

在台江区学军路，有一排老式的五间排房子，住着何氏人家，人称何厝里。这座闹市区中不起眼的普通民房，从1935年起直至福州解放一直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活动的一个秘密场所，被称为“革命者之家”。

如今，虽然街道拓宽、旧房变样，当年的革命者也多已作古，然而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故事一直在口口相传，人们忘不了在这里战斗过的革命同志，忘不了这英雄的何厝里。

自1934年福州地下党组织被叛徒出卖后，福州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恶劣的环境里，一颗革命的火种在何厝里这排民房里点燃了。1935年何家长子何友恭（又名何思贤、何希齐）受上海“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社”委托回到福州，组织“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社福州分社”。

于是，一群追求进步的青年聚在这里，看进步书籍，谈学习心得，讲革命形势，接受革命道理。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参加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的何友恭，一直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36年3月，随着抗日救亡斗争在福州的发展扩大，“现代学术研究社”和福建学院附中、三山中学等进步学生的读书会联合成立了“福州大众社”组织。其宗旨是“自我教育，教育别人，学习马列”，社址就设在何厝里。“大众社”除学习革命理论外，还注重通过社会调查探求救国道路。创办工人、农民夜校，宣讲时事，教唱救亡歌曲，揭露当时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本质。“大众社”组织不断扩大，从福州的中学扩展到邻县。

在此期间，“大众社”组织一直在努力寻找共产党组织，几经周折，他们终于通过华南救国总会同志在香港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取得了联系。1936年10月，南方工作委员会派员回闽中，与闽中特委接上关系后，建立了中共福州工作委员会。中共福州工委同“大众社”组织联系后，在工委领导组织下，“大众社”中心组通过了政治纲领，明确指出：“‘大众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现阶段斗争目标是抗日救亡，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1937年2月，闽中特委被破坏后，福州工委活动也停止，随后“大众社”也遭破坏，中心组成员被迫转移。但外地革命同志路过福州仍在何厝里接头，并住在这里，这里仍是一个革命的秘密据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何友恭、郑震霆等人先后回到福州。由于“大众社”已遭敌人破坏，经何友恭与王一平、叶克焕、卢懋榘、林枫、钱启明等人商量后，成立了“战友社”，并筹办《战友》周刊，“动员起广大的民众，来参加全面的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他们自己凑钱买纸，自己印刷，坚持出刊23期。

1938年夏，福州党组织恢复后，“战友社”成员大部分加入党组织，许多是在何厝里办的入党手续。当时王助、李铁经常往来何家，卢懋榘、王一平、舒诚、林白等也常来何厝里。他们在何家开会，交换进步书籍，商讨筹备武装斗争事宜，并决定派人到南屿、南港等地，训练武装人员，筹集枪支弹药，还建立了南屿区委，发展了党员。

　　1939年，福建国民党顽固派准备派兵围捕在南屿一带活动的革命同志。在这紧要时刻，中共福州工委在何厝里召开会议，研究对策，避免了损失。

　　1943年5月，林白同志从教导队毕业后，因患肺病从新四军辗转回到福州。在当时国统区恶劣的环境里，他与党组织联系几乎中断，又没有亲人照护，病情日渐严重，一度处于昏迷状态。郑震寰和其妻何若兰获悉后，便将林白送进何厝里。何友恭母亲林天弟和何家六婶彭瑞珍端汤送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林白。在她们如亲人般的悉心照料下，林白终于恢复健康。在照料过程中，林白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不久何厝里何友礼、何友于、何孝铣、六婶彭瑞珍，就在何家由林白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何厝里成了地下省委和闽江工委的活动据点之一。这时党的活动非常活跃，曾镜冰、李铁、庄征、杨兰珍、苏华、曾焕乾、陈世明、鲍良玉、王毅林、黄猷、陈学仕、郑天眷、李继藩等许多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经常在何家商谈革命工作，何厝里成了革命者讨论革命大事、发展新党员和隐蔽革命同志的场所。地下油印的许多文件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何厝里还与茶亭闽江工委的另一个革命据点——“真神堂”互相往来，彼此沟通信息。何厝里不仅是一个革命据点，还成了一个革命的“临时仓库”。地下党同志从国民党那里搞来一些物资和急救药品，先藏于何厝里，而后再转送游击队。

何厝里从1935年起，历经抗日战争直到福州解放，十几年如一日，一直是革命同志聚首议事的“革命者之家”。而何家人在这浓厚的革命氛围中接受熏陶，逐渐认识革命道理，也一个一个地走上革命道路。何友恭的堂妹何友芬16岁就加入共产党。她的堂兄何友信及表姐董必英、表妹陈美华也都参加革命工作，并先后入党。何厝里两代共有11人在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2人为革命献出生命。何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家。何家最早点燃革命火种的何友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学报主编。20世纪90年代，当他的《希齐遗诗》出版时，著名作家秦牧在序中指出：“何希齐是我生平有数的几位敬畏知友之一，可能和一般人揣度的不同，他并不是半生蛰伏书斋的人物，而是一位仆仆风尘的革命者。早岁曾经以一肩行李纵横半个中国，干过许多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大事。他博学深思，又是个探索过中外古今许多学艺领域的英才……学养深厚的血性男儿，直抒胸臆，至情喷薄，自多珍贵之作。”这是对这位革命者的人格和诗作给予的高度评价。

何厝里星星火种，一代人崇高信仰与伟大品格，难能可贵！

地下交通联络站高家大院

台江区义洲街道太平山后面有个小村庄，叫“山仔里”。来到这里，只见一座三合土外墙的古堡式高大建筑展现在面前。这座建于晚清、自成院落的豪宅，墙体斑驳，板壁灰暗，看得出是饱经沧桑的。但它的周围却地势朗阔，清溪流水村前过，潺潺水声不绝于耳。更有绿树婆娑，浓荫掩映，给宅院带来清风与凉意。这座百年老宅就是“高家大院”。房东高文秀先生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福州市区与林森县边界接合部，当年中共福建省委地下交通联络站就设在这里。

走进宅院，借着天井洒落的阳光，我们观看了堂屋里展示的革命史迹展览。电台部件、油印刊物、革命启蒙书籍以及文字图片，为我们讲述了20世纪30~40年代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故事。

　　高家是个大家庭。老大高振云原本在市区潭尾街42号（离大院不远）开锡箔行，是“同和”锡箔行老板，又是林森县伪参议员。有钱有地位，在当时也是一个过得去的人物。可老二高振洋就不“安分”，1938年9月，还是福州三山中学高中学生的他，激于对日寇侵华的义愤，先后参加了省抗日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在城乡一带演出活报剧，教唱抗日歌曲，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瞒着大哥，前往崇安省委机关，负责电台工作。

1944年，省委为贯彻中央华东局关于“掩蔽精干，积聚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及坚持武装斗争和白区斗争相结合的原则，需要在福州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加强与各地联络工作。于是就请高振洋写信，并带照片到福州“同和”锡箔行找高振云。高振云因受振洋早年进步思想影响，也同情和支持革命。于是省委便选择潭尾街“同和”行作为地下交通联络据点，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正式确定为省委地下交通联络站。1946年上半年，发展了锡箔行工人宋子云、高振诚入党。后由于对敌斗争工作需要，又把联络站移至环境更为隐蔽的太平山高家大院，党内同志习惯称之“太平山联络站”。

联络站建立后，联络任务由苏华直接部署，饶刚生负责联络，具体工作由宋子云、高振诚去组织办理。不久，经过考察，吸收了高家的高振淙、高振波、高振枢入党。1946年下半年成立了“太平山党支部”，宋子云任书记。1947—1948年联络站送出一批党员和青年上山参加武装斗争，只留下宋子云、高振淙两人坚持工作。1949年夏省委派苏华回榕，住在山仔里，帮助恢复了太平山支部工作，并陆续发展了12名党员，这样支部共有14位党员，经省委同意，成立了城区分支部，由宋子云负责。

太平山交通联络站自1945年成立至福州解放，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联络站最主要任务就是做好省委负责同志来往住宿、开会的安全掩护和接待工作。由于高振云头顶“国民党参议员”的帽子，通过他与伪乡长的关系，为地下党工作同志开路条、通行证及安排住宿不计其数。其中许多是闽浙赣党委负责同志和各地党委领导同志，如曾镜冰、苏华、左丰美、陈贵芳、王一平、王文波、张翼等。他们经联络站安排，有的住一二天，有的住几个月。为安全起见，有的还轮流交换住处。期间苏华、王一平来榕治病，都由联络站安排。1949年经组织营救出狱的李青、邱文平、廖怀玉同志也由联络站安排，分散居住在安全住处。为保证安全，联络站还在村头树上设立暗哨，如有陌生人进村，都设法查清来历。由于这里地处市县交界，果树茂密，居民和睦，本村基本群众又多是党员和革命同志亲属，隐蔽性、安全性均较好，因此从未发生泄密事故。

　　为山上游击队提供和输送人员、物资和情报也是一个重要任务。建站以来，太平山党支部在1947年和1948年培养输送了高振诚、高振枢、高振溪、高青、李青藻等10多位同志到闽北山上游击队。太平山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还想方设法筹款，为地下党活动提供经费购买电讯器材零件、药品及枪支等物资，由宋子云派人送到山上，或由闽轮公司支部地下航线运送。为了营救狱中几位同志，高振云还拿出一只金镯，托人变卖后买通福州监狱署人员，使这些同志得以保释。联络站人员还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敌军兵力部署、武器弹药等情报，送往闽北游击区。

掩护秘密电台也是联络站的一个重要任务。1947年，省委在太平山架设电台，利用高振洋留在家里的电台零件和一部手摇发报机进行工作，由高振洋负责与华东联系。1949年6月，省委派苏华来福州，为十兵团解放福州收集情报。苏华由南平乘地下航线快艇来到高家大院，到福州的当天晚上就出去寻访地下党员，布置收集情报。十兵团有10万大军入闽，吃饭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搞到全省各县粮食年收成情况和国民党在福州周边粮库布置图至关重要。令十兵团先遣队没想到的是，苏华到福州第三天就将这些情报通过电台送到先遣队所在地建瓯。当时用的是老式手摇发报机，声音很大，发动时便将棉被紧紧捂住。发报时全村皆兵，小孩也爬到树上放哨，一旦发现可疑人员马上报告，电台迅速转移。发报完毕，天线立即收起，连同通讯器材设备都转移到隔壁高振洋姐姐家的秘密墙洞里。

联络站还装配收音机，每天晚上收听新华社消息，作为刊印《消息报》内容，称之“内收外报”。设立流动图书室，组织读书活动，办小报、发传单、贴布告，为迎接福州解放造舆论。

联络站的出色工作得到组织上充分肯定。福州解放时，省委负责人张鼎丞、曾镜冰等同志来到河口里黄扆禹家召集地下党员开会，太平山党员参加了会议。张鼎丞鼓励大家继续努力，积极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我们再回到联络站所在的高家大院。解放战争时期，生活在这里的高家两代子孙共有壮男16人，其中15人参加革命，没有一个叛变。老大高振云虽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上山打游击，但作为工商业主，曾经出资营救地下党员，也受到人们的尊重。高家大院，这个住着上百号人、其乐融融的院落，也是一个传承着红色基因的革命家庭，如今它已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烽火让饱经沧桑的大院勃发生机，从这里传送出去的红色电波永不消逝，历史将永远铭记在这里战斗过的革命者！（作者注：本文史实参阅了《台江革命史》）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