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一个大学生的生活实录

1948-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天翻地覆的年份。就在1948年秋我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5月上海解放，随即参军南下福建。60多年过去了，冲破黎明前黑暗的那段大学生活，依然鲜活地跃动在我的记忆里。

读书

进入复旦大学不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我们的学习生活，除了按教学计划进行之外，还带有那个动荡年代的鲜明特点。

譬如新闻系开的时事新闻课，本来是我们大学一年级的专业课。教师是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他讲授的内容不搬教材，而是针对当时人们密切关注的国共和谈与前线战局，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例如“引退”后的蒋介石如何在奉化溪口老家掣肘“代总统”李宗仁派出的代表团，拒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妄图“划江而治”。淮海战役打响，飞机时时从学校上空掠过。赵敏恒便即兴讲到被困压在狭小地区里的黄伯韬、邱清泉等兵团的窘境。怎样哄抢国民党飞机空投的物资；怎样在解放军用支前民工推着小车送来的白面馒头吸引下，跑出战壕投诚……如此等等，报纸上看不到的新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不仅本校文、商、理、工等学院的一些学生来了，连附近的农民也来了。小教室盛不下，改到大教室，后来索性开放大礼堂，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迟到的只好站在墙边，爬在窗台上，堪称“蔚为大观”。回想起来，这门课我几乎没有学到专业知识，却悟出了一个道理：即新闻要真实，要用事实说话。尽可能有情节、有细节，说得生动有趣。这个道理终生受用。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三民主义”课。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我们理解，但不满于国民党当局“挂羊头、卖狗肉”。尽管“三民主义”被规定为各系一年级的必修课。可许多同学并不买账。遇着“三民主义”，便躲到图书馆看书。老师急了， 想出一招：点名；旷课三次者不及格论。逃课族也有对付的办法：派若干代表，分坐于教室各个角落，装出不同声调应答：老师觉察到了，很是无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解放前夕，复旦大学汇集了一批名教授。如《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翻译者陈望道、史学家周谷城、作家章靳以、法学家张志让等等。有的是我的授课老师，有的可以旁听。独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不仅使我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体会到读书要多思考，敢质疑，还要善于利用图书馆广开视野，博采旁收。

吃饭

我在复旦大学，过的基本上是忍饥挨饿的日子。

我“吃”的是公费，即免交学杂费和伙食费。伙食标准记不清了，只记得吃饭的一些具体情景。八人编一桌，每桌放一个浅浅的小饭桶，一眼看去，只够三四个人的量。编桌时往往是熟悉的同学或者老乡自由结合，谁也不愿多吃，怎么办，只好轮流值日，每天由一位同学分饭，力求平均，一餐不到二大两的夹砂子饭，菜更谈不上，办食堂的也搞些小恩小惠，把整月克扣下来的钱粮拿出一点，到月底打几次牙祭，但难得一饱终敌不过长期饥饿。“穷则思变”，有的同学趁夜黑从农学院地里挖来包菜，剁碎了，撒把盐，电炉一煮，大家分享。不料消息泄露，学校训导员每间宿舍收缴电炉，连这点聊以补充的“小自由”也给扼杀了。

在上海金融崩溃的日子里，出现了有钱吃不到饭的怪事。同学中个别富家子弟不吃食堂，平常都下馆子用餐。不久，“金圆券”急剧贬值，商店无法经营关闭，连饼干之类也买不到，只好从食堂弄些残羹锅巴应急。那段时间，还有一道今天难以想象的奇观，食堂早餐不分桌，摆上几只盛满稀饭的大木桶，任人舀取，舀光不添，逼得许多同学一大早便在食堂外等候，待门一开，蜂拥而入，把粥桶围得水泄不通，高举特大牙缸硬从人缝挤进，捞到满满一缸再挤出来。许多人穿的青布长衫，沾满了片片粥斑，彼此相视，哭笑不得。

饥饿严重损害了正在长身体的青年学子的健康。这是上海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口号的现实根据之一。

学运

1948-1949年，前线的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胜利推进，作为第二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

我不是地下党员，但也和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积极投入革命活动。当时，读党的书，唱解放军的歌成了风气，我想方设法弄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丁玲、赵树理的小说，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红色书籍，用低俗封面伪装起来，尽可能在僻静处看，警惕特务学生的监视。

解放军歌曲中，我感受最深的有这样两段歌词：

一段是：“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一唱起来，顿感胜利就在眼前，特别带劲。

再一段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唱这支歌，鼓励我们不怕牺牲，以硬骨头精神冲黑暗，迎天亮。

我还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理念。买了钢板、蜡纸等。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内幕消息，《约法八章》等内容，编印成传单，向家乡县城的机关、学校和亲友，广为散发。随后把钢板等藏进天花板。尽管这些事微不足道，但心里踏实，觉得在革命洪流里也曾注入一滴小水珠。

沪北复旦大学与沪西交通大学是上海学运的两个中心。1948年冬的一天，复旦大学自治会组织了宣传队，乘坐两辆大巴开往交大。守候在大操场的交大同学拥上来和我们握手，锣鼓声、口号声同时响起。两校同学手拉手，引吭高歌，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照亮了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航行的方向”。许多人打起腰鼓，挥着彩绸，扭起秧歌，欢声沸腾，热情奔放。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俨然出现了如同解放区的情景，足见学生运动的勇气和威力。

学运的迅猛开展及其震慑敌胆的政治内容，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垂死挣扎。就在临近解放的1949年4月26日，发生了大逮捕的事件，反动派在全市大中专院校抓进步师生，我是这次逮捕活动的目击者。4月25日夜，我与六位临时住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同学轮班值夜护校，刚交完班睡下不久，天蒙蒙亮，听得校门口人声喧哗，隔窗望去，敌人将冲锋枪顶着护校同学的胸膛，逼令开门后，跑步冲进，在全校密布岗哨。随后闯入宿舍抓人，我亲见学校女播音员和一些同学被架着搡进红色囚车，呼啸而去，不久，皮靴猛踢图书馆大门，高声吆喝：不开门，砸玻璃也要进去。图书馆管理员只好开门，只见几个特务身披风衣，面戴墨镜、口罩，脚蹬皮靴，手持有黑名单的讲义夹，粗暴地对我们进行搜身，从衣袋里找到学生证，逐个查对。其实许多学运骨干和地下党已闻风转移。见我们“榜上无名”。特务便打起官腔：“共军逼近市区，我们特来护校，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你们不得擅自离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怕袋子里的几块银元和钢笔被劫，事先藏在门闩洞里，待到敌特撤离，去取时已不翼而飞。这帮特务就是如此凶残和卑鄙。

岁月悠悠，那个特殊年代青年学生的生活状况、斗争经历、精神风貌，今天回忆起来仍让我感到一种青春的激动，于是将之写下。窃以为，这对后来人也许不无借鉴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