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军大学的来龙去脉

钟同福

毛泽东在红军大学

为了培养苏维埃政府军事干部，1931年，苏维埃政府创建了红军学校，校址设在瑞金县沙洲坝乡大埠村的大窝。为了纪念郝西史（苏共党员、苏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因参加广州暴动被杀害），一度将“红军学校”改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学校”。

与红军学校同期的，中央苏区还有以下几个学校：

“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此外，还有教导团4个，负责短期培训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上述这些学校和教导团，都是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后来红军学校、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合并，于1931年9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由毛泽东亲任校长，一共办了五期。学校分军事队和政治队，政治队侧重于政治课，主要学习法律、条例，如《土地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1931年４月21日，中央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指出：“在各苏区分局所在地必须建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要造成苏区以后把工农干部送给中央的前途，而不是由中央供给苏区。必须把干部的培养当作是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关于这些党校的计划，应该是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的常识。”此后，红军学校教学内容日渐完善。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更名“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是培养红军高级军政人才的基地。毛泽东将它誉为“红埔军校”。“红大”正式成立时，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由周昆、刘伯承代理，张忠逊、彭雪枫继任校长，徐梦秋曾代理、彭雪枫兼任过政治委员，李德兼任过红大顾问。红大下设训练部、政治部、经济部三个部。政治部设党支委。训练部部长钟纬剑、副部长芦寿椿；政治部主任徐梦秋；经济部部长杨至诚。因培养红军干部做出了贡献，何长工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

“红大”还设有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

“红大”共培训了3期学员。每期收训学员200余人。他们是中革军委与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中选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干部。

“红大”开办之时，有专职军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肖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红大”校舍，是学员和校领导、教职员们共同筑造的。他们自行设计，动手填沟壑、挖土方、运石头、开路。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就建起一座新校园，包括几排整齐的两层楼房、礼堂和俱乐部等建筑。

“红大”教学原则和方法，是理论与实际并重，前后方轮换。学校常派学员参加前线指挥集团工作，代替伤亡的指挥员，指挥作战。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十分重视“红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给“红大”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都在“红大”兼课。在中央的关怀下，“红大”学员有时出席旁听中央的重要会议。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大”学员到席聆听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

“红大”有一位外籍教员叫洪水。他是越南人，17岁时追随胡志明来到中国。曾就读于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读书很多，会法语、英语，同时还创作过大量的戏剧、诗歌，他自己还上台表演。无论讲演还是上课，从来不用稿子，且声音洪亮，说理透彻，富有激情，被称为“从不卡壳的机关枪”。1932年，他曾在瑞金的红军学校里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

校长的故事

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辗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不久，接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并遵照毛泽东“我们要把‘红大’办成‘红埔’”，“把红大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的指示，开展教学工作。

“红大”缺乏教材，刘伯承从俄文翻译出“我军最初的战斗条令”，我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也由刘伯承结合我军实际加以审定。刘伯承还把“军官”称呼改为指挥员，“士兵”称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并把这些传授给学员，又由学员扩及到部队。许多军语现今仍在使用，这是他对红军建设一个突出贡献。

何长工委任书

针对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学员着装不统一，队列不整齐的状况，刘伯承把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找来：“听说你多才多艺，还是个能工巧匠，为学校制作了许多教学模型，现在你负责设计出一套校服吧！”赵品三领命后，自己手工缝制小八角帽式，顶上缀上一颗红五星；亲自剪裁红军服装样式，在领子上缝上两只红领章，并做了几套让学员试穿。试装满意后，他给全校教职员、学员每人做了一套。“红大”学员的新式军装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很长士气。于是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大”，穿戴上了同样制式的新式军装和小八角帽。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统一军装。

刘伯承从过去曾在黄埔军校、保定军校、西北军校(教务团)、苏联红军大学、苏联基辅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指战员中，选拔一批人担任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官。虽然他们过去所接受的训练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红军，但他们具有相当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水平，可以胜任红军学校的教学工作。刘伯承十分尊重教员，教员也珍视自己的职责，全校形成了全力提高学员素质的良好风气。

刘伯承在管理学校的同时，还亲自教学。即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后，还要抽出时间到“红大”讲解战略战术。他还翻译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等军事著作。用外国军事资料，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编写出教材。翻译这么多文献资料，对于仅有一只眼睛而且身兼数职的刘伯承无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1934年初，他因劳累过度患上严重的贫血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还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教科书。

红大校长刘伯承当年居所

学员的故事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物资十分匮乏。“红大”学员们的学习生活过得十分困苦。但他们勇于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修理书桌和各种学习用具，并办起了军人书店、军人合作社、畜牧场、碾坊、园圃等，使学校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学校组织学员到校区附近山上去砍柴，解决柴火问题。校区附近的山有“公山”和“私山”之分。私山是分给老百姓的，公山是大众的。学员要上公山去砍柴。一次，两个新学员因为临时有点事耽误了一会，没有跟上队伍一起出发。他们也不知道哪是“私山”哪是“公山”，就近上了一座叫杨梅岗的山去砍柴。那知杨梅岗是“私山”，两个人砍了四大捆松树枝挑回学校。正当他们兴冲冲地挑着柴往回走时，恰巧遇到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砍柴的那座山叫杨梅岗，是工农民主政府分给老表们的‘私山’，你们砍错了柴，侵犯了群众的私人财产。”两位学员听说自己犯了错误，不安地低下了头。

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请了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何长工，以及那两个砍错柴的新学员，在溪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进行启发教育，说：“美好的根据地是我们的家，这里的老表就是我们的亲人。因此，我们要十分爱护老表的一草一木，如果随便拿亲人的东西，就会使军民关系慢慢疏远，这对革命的事业是非常不利的。” 新学员接受了周恩来的批评教育，请求在群众大会作检讨。第二天傍晚，在杨梅岗的所辖区的工农民主政府的礼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全体红军大学学员参加的大会。周恩来和何长工也参加了。会上，两个砍错柴的学员相继上台，真诚地向群众作检讨，当地群众十分感动。一位群众代表上台说：“杨梅岗虽然是‘私山’，但我们忘不了这是工农民主政府分给的。两位新来的同志，误砍了柴，送还了，还向我们做检讨，这叫我们老表心里很感动。”

红大第一期学员

周恩来发了言：“我们红军就像河里的鱼，工农群众就像河里的水，鱼离开水就要死的。我们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怎么能够离开工农群众呢？所以，红军一刻也不能离开工农群众，随时随地都要为群众的利益着想。军民团结如一家人，这样，我们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彻底解放全国的劳苦大众。”两担柴火，一场大会，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红大”里还传扬一则学员用步枪打落敌机的故事。那是1932年7月下旬的一天，“红大”学员在瑞金野外进行战术演习，国民党粤系军阀的几架飞机突然钻出云层，向训练场上的红军战士俯冲扫射，几名红军战士当场牺牲。当时一些学员愤怒地举起手中的武器向空中敌机瞄准射击。学员王文礼用一支法国制造的步枪瞄准一架呼啸而来的敌机开了一枪，未击中。敌机一抬头，得意地飞走了。另一架敌机又飞来了，仍是肆无忌惮地俯冲扫射。重新调整后的王文礼再次沉着瞄准击发。这一枪准确地击中了第二架敌机的油箱。飞机顿时冒出浓烟，在不远处掉了下来。大家围跑过来一看，飞机是法国制造的，机上的三人已全部死亡。

王文礼创下红军用步枪击落敌机的先例。为表彰他的战功，时任“红大”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亲自主持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王文礼“对空射击手”称号，并亲手把一枚银质奖章戴在他的胸前。奖章呈五角星状，每个角上都刻有一个字，连起来即为“红军学校奖”字样；正面中心是由一支步枪和一架飞机组成的图案，背面刻有“对空射击手”5个字。1933年，王文礼戴着这枚奖章离开了“红大”，调任福建兵站站长。新中国成立后，这枚奖章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一级革命文物收藏。王文礼用步枪击落敌机之事在“红大”传为美谈。

1934年10月，“红大”学员组成“干部团”随军长征。“红大”从开办到长征，尚不足一年时间，它为红军部队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到达陕北后，“红大”于1936年6月改名“中国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初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建为“中共中央党校”。

红军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