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29 11:36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游德馨

 

《星闽日报》三年追忆


游德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果实,发动围攻解放区,发起全面内战,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新闻封锁、白色恐怖,与人民渴望和平、实行民主背道而驰。在这个时候,华侨企业家、报业家胡文虎计划在福州办《星闽日报》,由其族亲福州永安堂总经理胡梦洲任社长,聘请他的永定同乡——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曾在他的星系报纸工作过的老共产党员郑书祥(当时与党暂时失联)任总编辑。在这之前,经过其省研院同事余志宏、王元(均为中共党员)介绍,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孟起相识。他们共同研究了如何用“白皮红心”的立场长期占领《星闽日报》这块阵地。

国民党反动派对《星闽日报》怕得要命、恨之入骨,怕它揭开他们的疮疤,恨它把丑闻晒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监视、威胁、诽谤、逮捕、绑架、停刊等办法进行摧残。由于贯彻了隐蔽的办报方针,加上总编辑运用高明手段,《星闽日报》一直坚持到福州解放,前后共两年多。

孟起、郑书祥是20世纪30年代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理想坚定、意志坚强,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知识渊博、谋事实在。在国民党宣布“戡乱时期”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共同策划如何运用国统区的公开报纸为我所用,取得丰硕成果,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正直的人们都以《星闽日报》为风向标来揣测时局。这张报纸发行量大幅度提升,超过当时福州其他报纸发行量总和的两三倍。

(一)

孟起同志是我党优秀的领导干部,1949年初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他于1938年入党,担任过中共沙县工委书记、福安县委书记、闽浙赣区党委候补委员和区党委秘书处、社会处负责人,以及中共闽江工委宣传部长、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副部长。

他有办报刊经验,主编过《教育月刊》、省委机关刊物《锻炼》。特别是1945年在三青团主管的《南方日报》闽东版任主笔期间,他的党内职务是中共福安县委书记。这个“白皮红心”的主笔,巧妙地撰写文章、评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如在该报副刊《铁花》上刊登对联:“救国岂无人,杀敌冲锋,有彼壮士!发财自有道,居奇囤积,舍我其谁?”矛头直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国难财的官商。福安县赛岐镇查缉所所长章吴绎,秘密身份是闽东七县军统情报站长,是戴笠的嫡系。此人在当地称王称霸,无恶不作,借缉私之名行走私之实,贩卖私盐谋取暴利。报纸予以揭发并配发评论《缉私者走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官僚监守自盗的种种丑恶现象,读者看后无不拍手称快。当时该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在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处处吃紧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却出现“公务员谈天说地,乡镇长花天酒地,保甲长欢天喜地,老百姓呼天叫地”的畸形社会现象。孟起在报端用答读者问的形式,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的根源所在。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努力,孟起不但完成了省委交给他的恢复发展福安党组织的任务,上层统战工作和社会救亡运动也取得可喜成绩,同时,还培养一批忠诚于党、能独立开展工作的干部,表现了他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以及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任务并取得成功的独立领导能力。这一段时间他通过《南方日报》闽东版主笔工作,取得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隐蔽、打着“合法”的招牌办报纸的经验。这些为他以后指导办《星闽日报》起了很大作用。

(二)

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是爱国华侨,1935年9月1日在厦门创办了《星光日报》。这是继新加坡《星洲日报》、汕头《星华日报》之后的第三家星字号报纸。由于有数位共产党员在《星光日报》任编辑,因此该报经常刊载一些反映人民意愿、宣传爱国抗日等进步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毕业的永定籍青年郑书祥,在中学、大学时代曾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受进步思想熏陶,对国统区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不满。他进入《星光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后,仿佛像呼吸到清新空气一般,精神为之一振,不时在《星光日报》副刊上发表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进步的文章。在鲁默、克里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郑书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逐渐有了参加政治活动和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愿望,1935年冬,经尹林平、鲁默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成立实艺研究社,创办《实艺》周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开展“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的悼念鲁迅先生活动,公开成立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它是中共厦门市委直接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我省第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

1938年5月日寇侵占厦门,《星光日报》停刊。郑书祥遵照党的指示转移去香港,经廖承志、连贯安排进香港《大众日报》任主笔兼电讯编辑,并接上党的关系,继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协助爱国青年华侨回内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和乔冠华分别担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香港分会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底日本侵占香港。党组织指示共产党员自行疏散隐蔽,并每人发给200元港币作疏散费。郑书祥回到福建。1942年他受聘于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文史教员,经常给学生作抗日形势报告,组织学生学习鲁迅作品等其他进步书籍,在进步学生中传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营救、声援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的学生,成为音专进步力量的核心。1944年起,他与羊枣一起担任永安《民主报》(进步文化报纸)社论主笔和《联合周报》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一些国际时事与战局评论和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文章,积极地投入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为抗战作出贡献。

(三)

1947年元月,《星闽日报》开始筹办,报社地点是现在的台江区中平路牛弓街19号,郑书祥被聘为总编辑。孟起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特殊又是很好的阵地,要长久地占领这个据点,应当办出自己的特色,为人民解放事业尽一分力量。他与郑书祥交换了在蒋管区如何办报的看法,共同认为在四周都是反动军、警、宪、特的监视下,要提高警觉性,加强保护色,不能有“过左”的表现,尽量用合法面目出现,揭露不合法东西。他们认为,副刊要活泼,特栏稿件要自己掌握。这个时候孟起对郑书祥的历史已有了解,并根据他到永安四年的表现,提出要他参加城工部的党组织。因为郑书祥已于1935年在厦门入了党,他要求组织上把他在香港党的组织关系(1942年以前)转到福州来,不要再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孟起表示同意,并提出在未正式转移之前与他单线联系。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政治上领导、指导关系。

孟起对如何办《星闽日报》有过多次指示。首先,不能打退堂鼓。郑书祥曾说过,实在站不住脚时,打算退回研究院去。孟起批评他说:“这是书生习气,是个人清高打算,不是斗争艺术”,“《星闽日报》是福州的大报纸,中统想控制,军统也想控制(实际上都打进了一些人),你是星系报纸的老报人,又是胡文虎同乡,他们不容易夺去。你当总编辑最合适,有这么好的条件要设法稳住,不可作中途退出的打算”。第二要伪装自己。写社论、作报道要用“官方”的语言,用民主主义者的口吻去写作。一切都按照“合法”方式办理,不能太露骨、太红,不可给人有机可乘。只要不时说些公道话,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揭露一些真相,就是我们的目的。第三,一定要保持民营报纸的特点和本色,也就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式,五花八门的灰色面目,寻找机会放一些进步的、人们渴望的东西出去。1947年6月《星闽日报》开始编辑、试版,每期只印五六份,郑书祥不时集几份送给孟起审阅并征求他的看法。看后他认为,副刊编得太呆板,要有漫画、木刻、插图。他说,社论写得太露骨容易出事,“不够收敛,何必一开始就显露如此锋芒!”孟起除了严肃地提出在白区办报的策略外,还为《星闽日报》社推荐些新人,以充实进步力量。如黄垂庆(黄岑,福建电视台原台长)是他在福安担任《南方日报》闽东版主编时培养的进步青年。他与郑书祥研究后用巧妙的办法,送黄垂庆到《星闽日报》社当记者。

在当时恶劣环境下,传播战场消息,揭露腐败政治,如何做到既不犯法,又能透露事实真相,使读者有一个明晰的方向?《星闽日报》采取打破“中央社”一家独断新闻,开辟多渠道消息来源。如战局、政局的重要消息,除“中央社”电讯外,同时刊登合众社、路透社等英、美、法等国的通讯社消息,透露真实情况让读者进行比较。在版面上设立“经济商情”“新闻之窗”“文教短波”等专栏,多角度反映社情。开辟“读者之声”“社会服务”直接听取大众呼声。利用星系报业集团派驻国内外记者网,报道各地的第一手消息,反映国内战局、时局的重大变化,使广大读者的视野为之开阔。约请国内知名教授、学者纵谈国事,如燕京大学齐思和,北京大学胡适、崔书琴,清华大学张印堂等,他们撰写文章,文风清新,见解独到,大多宣扬进步思想,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使读者耳目一新。在关键时刻请本省丁超五、刘通、何遂等名人(他们是民主人士和进步立法委员),对重要问题发表看法和意见。以上这些巧妙的包装手法,骗过了不少敌人耳目,即使他们不愿意看到这些消息,因为都在合法范围之内,只能干着急。

旧社会办报纸有个惯例,就是要经常出社论。《星闽日报》也不例外,几乎天天有社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军事、教育、金融、物价、华侨等方面内容,大部分是郑书祥亲自执笔,不下几百篇,约占全部社论80%。这些社论如何不被抓住辫子,又尽可能反映客观事物、揭露矛盾,是一件伤脑筋的事。郑书祥学识渊博,眼光敏锐,经验丰富,善于打擦边球,与反动当局周旋。在经济方面主要从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统治区涨价风入手,来揭露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的疯狂掠夺及其罪恶。如1948年8月21日社论《新币与物价》,指出金圆券并无物质基础,暗示会失败。社论发表后,一时银行挤兑,物价暴涨,人言啧啧,不少国民党官员暴跳如雷,要查封报纸。但社论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以探讨性质的文章出现,文字上无懈可击。加上胡氏家族出面周旋,终以判罚停刊三天了事。政治方面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不可能从大局而论,只能从局部问题谈起,在国民党腐败的反动统治层面穿几个洞,以扩见其一般,如1948年10月27日社论《无能!贪污!》。当年国民党官场上贪污成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作者巧妙地借用美国来华特使魏德迈指责国民党官员“贪污无能”的语气来借题发挥,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入木三分地批判。在军事方面郑书祥是用失败主义的情调,去论述军事战线的失利,用分析形式渗进客观事实的巧妙方式,透露国民党军失败与人民解放军胜利,如1949年3月18日社论《从重庆号说起》。重庆号军舰于1949年2月25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开往烟台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对此讳莫如深。郑书祥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并且提出军心之所以涣散,实由民心之涣散所使然;今日之民心,一致要求和平,故欲阻止重庆号事件之再生,唯可循的途径,就是结束战争,谋求和平。这篇社论是配合省参议会中地下民盟、进步参议员与国民党斗争的一记组合拳。还有《毕业生失业问题》《为公教人员生活呼吁》《收回香港九龙》《台湾是中华民族的》《重视和平的呼声》等教育、社会方面社论,都涉及对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抨击,对在社会上唤起民众觉醒发挥了很好作用。在这一条隐蔽战线上,郑书祥等同志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斗勇斗智,显示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四)

1947年初开始,为筹备革命经费,城工部发动“米”变、“布”变等把敌人的物资变为人民财产,作革命经费。8月31日,孟起因为组织“海关布变”被家里的保姆出卖,暴露了身份而被反动派逮捕,关在三关堂便衣队驻处受审。敌人采取严刑拷打、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内信息。但孟起始终对党忠诚,守口如瓶,还做了一位看守工作,打算越狱。城工部领导也准备三种方案营救,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敌人给孟起加重脚镣,更换关押场所,更加滥施酷刑问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不吐半点机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气节。孟起虽然肉体受到摧残,但他情绪乐观,关押期间,坚持锻炼身体,有时吟诗、作对,设法购买报纸关心政治。敌人对孟起毫无办法,但他又是共产党重要干部、“政治要犯”,在无可奈何之下,于当年11月11日把孟起夫妇押往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交由更高一层的特务机关秘密审讯。孟起在福州时,已被敌人折磨得形如枯槁,骨瘦如柴。到南京后,敌人更加残酷,把他夫妇俩分别关押在男女牢,不准见面,不准看报,把他外衣剥光,在冰天雪地里冷冻。他仍然不屈服,大义凛然地写下“唯死而已”四个大字,并托人向党组织表示“至死不变,决心如一,个人生死在所不计”,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境界。不幸的是,1949年初,正当解放战场不断传出捷报,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敌人丧心病狂地秘密杀害了孟起同志,时年36岁。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共南京市委批准,孟起的遗像、革命事迹陈列在南京雨花台陵园纪念馆,供后人瞻仰学习。孟起烈士永垂不朽!

孟起被捕以后,郑书祥失去了直接的政治领导和办报上的业务指导。虽然他也感到茫然,但还是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继续坚持斗争,仍按照与孟起相榷的方针和策略坚持下去,特别在社论撰写上更加严谨。到了1948年下半年,《星闽日报》社还主动增加了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办《大众报》的任务。

中共省福中(今福州一中)党支部薛谋略、游德馨、张任生小组,经上级同意,于1948年底打算办一份地下油印报纸。小组的张任生同志,受党小组指派,经七次探监,找到他的同乡又是他父亲的学生《星闽日报》社记者黄垂庆。黄因“共谍”嫌疑被捕入狱,他拒不承认,被列为未决政治犯。经他写纸条介绍,张任生找到《星闽日报》社总编辑的堂弟郑福祥。他是《星闽日报》社电务室报务员,思想进步,对旧社会不满,经常与黄垂庆谈论时局交流思想。他手上有一台美制12灯电子管收音机,可收到邯郸新华社电台的播音。总编辑郑书祥知道后,指示他要大力支持办地下报纸。郑福祥答应供给我们邯郸新华社电讯专稿。不久经过郑书祥的大力营救,黄垂庆得以保释出狱,安排在《星闽日报》资料室搞内勤,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香港《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的剪报资料。以我们党小组为核心组织“大众社”办起《大众报》。它是两张八开毛边纸的油印报纸,每期二三百份,内容是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胜利消息,解放区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讯,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党的工商政策,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消息等,前后共印发12期。还翻印《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军为何胜利》等十几种小册子。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和侦察,报社先后迁移了五个地点。《大公报》一经内部分发到市区、农村和游击队,像久旱逢甘露一样,引起很大震动,受到热烈欢迎。

狡猾的伪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主任万振鹰,搜到一份又一份《大众报》后,认为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要获得如此精细的电讯文稿,除非报社或高档收音机,否则是无法办到的。他早已布置四处监视《星闽日报》,最后他自己带领一帮特务前后三次到《星闽日报》社查验,郑书祥与他们周旋,由于找不到破绽无法下手。但是他还不死心,还在暗中追查。事过不久,一群暴徒擅自闯入报社三楼电务室,要绑架郑福祥,幸好他早已离开未遭毒手。

1949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陈诚到福州,加紧扩军备战,加紧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郑书祥被列为福州文化界第一个捕杀对象。形势日益紧张,在这危急关头,郑书祥先后将特务要抓捕的郑福祥、黄垂庆疏散去香港,自己坚持到6月份,在福建地下民盟组织委员吴修平、周问仑同志安排和掩护下避往香港,旋由乔冠华、饶彰风安排到《华商报》任资料室主任兼社论撰稿人。

1950年1月,《星闽日报》社职工强烈要求,经中共福建省委电召,郑书祥重回福州,主持改组后的《新星日报》,继续担任总编辑,直至同年10月该报停刊。由于孟起牺牲,加上福建城工部冤案影响,郑书祥同志的党籍得不到证明。但他仍然以进步的民主人士身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福建省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他担任过福建省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福州二中(原英华、陶淑、华南附中三校合并,今师大附中)校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委员。他与省内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他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抱有深厚感情,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先后多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要求。粉碎“四人帮”后,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经过缜密调查,并报省委批准,恢复郑书祥同志党籍,党龄从1935年12月算起。2012年是郑书祥同志百岁冥诞。他的战友黄垂庆和女婿王子韩为他编辑出版了《郑书祥纪念文集》。该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体现了郑书祥同志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理想信念坚定,革命意志坚强。他以渊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丰富的经验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贵品质,是我们后辈人学习的榜样。

 

 

作者简介:游德馨,曾任福建省政协主席。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