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22.以海为生，月港人的生活习俗
1.月港人的“海国”生计
明代王世懋指出，漳州人“以舶海为恒产”。王起宗认为，漳州“海国也”，“其民毕力汗邪，不足供数口。岁张艅艎，赴远夷为外市，而诸夷遂如漳窔奥间物云”。（[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之《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月港靠海，当地人自然能够以海为生。时人云：“闽为岐海，而诸邑于海最近者莫若澄”，“邑人以海为生活，小艇渔歌，每截流而横绝岛；巨航宝货，羌趁舶而狎贾胡”。（[明]梁兆阳修，蔡国祯、张燮等纂：《(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形胜》，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崇祯六年(1633)刻本1992年版，第329）明末海澄人詹海章《宴海楼赋》云：“斥卤多而沃腴少，居民因海以为田，取给于鱼虾蚌蛤而为利，商贾多逐末以谋生，舟车辐辏而奔驶。”由此可见，月港民众有海利之便，除了农民，多以做渔民和海商为主。
《嘉靖龙溪县志》云：“海乡之民多业渔，往往浮家泛宅。其目有罾艚、网艚、畟艚之类，皆为机网，以取鱼海潮上。渔舟西归如乱叶，人多于鱼，利之厚薄可知矣。”即月港近海渔民太多，捕鱼获利较小。而月港海商的情况不一样。《嘉靖龙溪县志》云：“商人贸迁，多以巨舶行海道，所获之利颇厚。时有飓风之险，亦冒为之。”（[明]刘天授修，林魁纂：《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2册，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影印本，本卷第16页）他们为了丰厚的利益，制造巨大海船，不惜冒飓风狂浪之险去海外贸易。而造一艘远洋大船成本较高，漳州沿海民众往往集资造船，“装土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1页）这是漳州府沿海民众的常见风气。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漳州月港多家海商“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同时，漳州海商与泉州海商还与日本海商贸易往来，“倭亦以巨航至”。嘉靖中，“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龙溪八九都民及泉之贾人往贸易焉。巡海道至，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其中就有龙溪县八、九都海商张维、洪迪珍等24人，共集资建造一至两艘远洋大船，“接济番船”。不久，张维、洪迪珍等24人干脆号称“二十四将”，“官兵不能制”。（[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8—3106页）
2.月港海商的海洋知识
自唐代以来，漳州沿海商民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知识，包括潮汐知识、可靠的航海经验和海洋气候经验。
首先看漳州出海商民对潮汐的经验总结。漳州府龙溪县正德八年（1513）的潮汐记录：
漳州府所领六县，唯龙溪、漳浦二县近海，故潮汐入焉。龙溪县潮由濠门、海沧二夹港入，分为三派：一派入柳营江，至北溪止；一派入浮宫，至南溪止；一派入福河，绕郡治南，过通津门，至西溪止。……所谓潮汐者，昼潮以朝至，故名潮；夜潮以夕至，故名汐。总而言之，皆谓之潮也。其为消长也，各应时而至，如初一、初二昼潮以卯时长、午时消，夜潮以辰时长、子时消；至初四、初五，则昼潮以辰时长、未时消，夜潮以戌时长、丑时消，率两日而移一时。其为大小也，各应候而至，如每月初三日潮大，初十日潮小，十八日潮大，二十五日潮小，率八日而一变。至于每岁，则卯酉二月皆大，而酉月为尤大。夫潮候在天地间应时应候，毫发不爽。（[明]陈洪谟修：《(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卷七《山川志·龙溪县》，厦门大学出版社影印明正德八年(1513)刻本2012年版，第443—445页）
这个记录包含正德八年(1513)龙溪县倒灌入江潮汐的地点、数量，以及每月潮汐的具体时间。这是现有文献中有关龙溪县潮汐的最早记载。
《嘉靖龙溪县志》对漳州沿海的潮汐进行了进一步总结：
候潮之法，以太阴每日所躔天盘子、午、卯、酉之位而定其消长。月临于午则为长之极，历未及申、酉则极消；消极复长，以至于子，又为长之极；自是至卯而消，复至于午而极盛。此其大较也。然月顺天右行，积三十日，始一周天，每日临子、午、卯、酉四位时有先后，故潮因之亦有昼夜、早暮之不同云。
初一、初二、十六、十七，潮至在巳、亥二时；初三、初四、初五、十八、十九、二十，潮至在子、午二时；初六、二十一、潮至在未、丑二时；初七、初八、初九、初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潮至在申、寅二时；十一、十二、二十六、二十七，潮至在卯、酉二时；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潮至在辰、戌二时。
右分为六节，应月消长。月行虽有常度，大率朔望前后则行疾，至上下弦则行稍缓。月行疾则度嬴而潮盛，月行缓则度缩而潮微。水阴气月为阴之母，其相应如此。（[明]刘天授修，林魁纂：《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影印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本卷第22—23页)
《嘉靖龙溪县志》编于嘉靖十四年(1535)，距离《(正德)大明漳州府志》编定的正德八年(1513)才2O余年。嘉靖十四年龙溪县候潮法总结得比较清晰，主要以太阴天盘四位法为基本理论。
崇祯六年(1633)刻印的《海澄县志》也有记载：
(前略)漳人之候潮也，夜则以月，昼则以时，于指掌中从日起时，顺数三位，长半满，退半尽，以六字操之，无毫发爽。海上渔者，于海啸则知风，海动则知雨。潮退则出，潮长则归。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满正午；初八、廿三，满在早晚；初十、廿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水翻，流月斜水，半月落水。汐尽，潮则呼曰南流上，汐则呼曰北流落。”……至海外之潮已平，而内溪犹长，则气盛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回流水”是也。海口以潮平为度，其穿达支流，仍以百里而缓……论曰：澄昔故荒薮也。建邑以来，顿称望国。因天因地，存乎其人；王气所钟，自觉二仪永奠、三辰重朗者焉。观象度形，前借斯具；高丘远浦，备加采撷。绮望咸罗，试展卷而思长。维照夜殊胜于烛燎，成图无假于聚米矣。([明]梁兆阳修，蔡国祯、张燮等纂：《(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形胜》，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崇祯六年(1633)刻本1992年版，第330—331页)
这说明，至明朝末年，月港人的候潮法更为便利，可以在指掌细数，民间总结更为详尽。至于“驾舟洋海”，商人们不仅凭风力、潮信来判断，也可以参照月亮、北斗来夜航。这反映出漳州海商更加丰富的远洋航行经验。
3.航海经验总结
漳州海商常年以海为家，航行于海洋之间，如“比岁海滨人视越贩为常事”“夫越贩起于富人射利”“舶主土豪……走波涛中”，与佛郎机等诸夷及南番诸国交相往来。([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5页)经过数百年乃至千余年的探索，漳州航海者对海洋气候、海道、航行技巧、沿线诸国风土人情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崇祯)海澄县志》云：“至于驾舟洋海，虽凭风力，亦视潮信，以定向往。或晦夜无月，唯瞻北斗为度。”([明]梁兆阳修，蔡国祯、张燮等纂：《(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形胜》，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崇祯六年(1633)刻本1992年版，第331页)
明末漳州府龙溪县人张燮《东西洋考》对海澄海商的航海经难有详细总结:
海门以出，洄沫粘天，奔涛接汉，无复崖埃可寻，村落可志，驿程可计也。长年三老鼔枻扬帆，截流横波，独恃指南针为导引。或单用，或指两间，凭其所向，荡舟以行。如欲度道里远近多少，准一昼夜风利所至为十更。约行几更，可到某处。又沉绳水底，打量某处水深浅几托(方言谓长如两手分开者为一托)。赖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岛所在，与某处礁险宜防。或风涛所遭，容多易位；至风静涛落，驾转犹故。循习既久，如走平原，盖目中有成算也。（[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0页）
张燮的《东西洋考》可以说是明末海外贸易的“月港通商指南”。他明确指出，远洋航行主要依靠指南针，已经发展出单针与双针导航，并以“更”作为航程计算单位，以“托”为海洋水文测量单位。这样，月港的海商就能比较充分地掌握以月港为中心的17世纪西太平洋贸易航路信息，掌握了远洋航行导航工具、航程及其计算方法、定位方法等。当然，因为《东西洋考》是张燮当时应海澄县令陶鎔、漳州府督饷馆别驾王起宗之邀而作，属于半官方身份，能够充分搜集到各种信息。他“间采于邸报所抄传传，与故老所诵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资”，多是一手资料，比较真实可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有对漳州海商航海经验的记载：
(漳州)商舶，则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其出有时，其归有候。广洋巨浸，船一开帆，四望唯天水相粘无畔岸，而海人习知海道者，率用指南针(即罗经)为其导向。相传有《航海针经》，针或单用，或指两辰间。以前知某洋岛所在，约更时当行水路几许，打量水深浅几托(方言“几仞”为“几托”)，海中岛屿作何状，某洋礁险宜慎，或风云气候不常，以何法趋避之。异时海贩船十损二三，及循习于常所往来，舟无恙若安澜焉。盖海滨民射利精如此。（[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1页）
顾炎武所载内容指出，漳州海商熟悉海洋，其航海能够“出有时”而“归有候”。航海之人熟悉前往各洋的海道。他们航海技巧娴熟，有罗盘、指南针指引其前进方向。尤其是他们总结航海经验，制作了《航海针经》，罗盘、指南针可以是单针或两辰针，在到达某个蕃国海港之前，就能够知道其方向，知道航程大约是几更，当地水文情况如何，周围有什么特殊形状的岛屿或洋礁险滩，或遇到恶劣气候时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化解等，即如《顺风相送》《渡海方程》等。
关于《航海针经》，这里再稍作补充。航海针经，或简称为《针经》，或类似于近年发现的《针路簿》或《更路簿》，应相当于现在的航海日志，是航海人多年航路的记载和经验总结。张燮指出：“舶人旧有航海《针经》，皆俚俗未易辨说，余为稍译而文之。其有故实可书者，为铺饰之。渠原载针路，每国各自为障子，不胜破碎，且参错不相联，余为镕成一片。沿途直叙，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则书从此分途轧入某国，其后又从正路提头直叙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之《凡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张燮这段话是《东西洋考。凡例》中的一部分，主要是说明航海针经一般每艘船都有，记载不同，不同地域商人的俚俗用语也各异，很大一部分只是记载去某个南洋蕃国的航线。张燮把同一条航线可以到达的国家或港口串联起来，才有张燮《东西洋考》第九卷《舟师考》。就此而言，张燮可以说是明末中国远洋航路经验总结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