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32.漳州人下南洋
因面临大海，唐代东南诸地海上交通发达，“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唐长安三年(703)，“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闽人生产生活习惯如唐中叶的刘禹锡所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寨、家桴筏者。”（[唐]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页）此表明唐代闽地海洋资源丰富，民众以船为家，以海为生，海洋造船有相当发展。此外，地临海洋，洋商也有前来经商，漳州《图经》即有云：“唐嗣圣(684)间，贾胡经此。”（[明]何乔远编撰：《闽书》卷二十八《方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漳州诏安“土瘠民劳，俗厌浮丽，商船浮海酿利，著姓耻于服贾”，“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传四·吕宋传》）《槟榔屿志略》：“王和荣，名宦也；李道熙、邱忠波，货殖也；李灼、魏望曾，艺术也”，“海澄人李道熙，客居槟榔屿久，以货殖起家，积产十数万金，捐创海澄五贯学社，所居门榜曰‘李氏家塾’。”（[清]力钧：《槟榔屿志略·流寓志·传略》，载陈可翼主编：《清代御医力钧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宋元时期，漳州往南洋的路线，主要是从漳州港口出发，历经海南岛、交趾国、占城国、真腊国、蒲甘国、罗斛国。如航线上的交趾国“东南薄海，接占城。西通白衣蛮。北抵钦州”，“舟行十余程，抵占城国”。占城国“东海路通广州，西接云南，南至真腊，北抵交趾，通邕州。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从此国南行“五七日程至真腊国”。真腊国，“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唐武德中始通中国。国朝宣和二年，遣使入贡。其国南接三佛齐属国之加罗希”。（[宋]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9页）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臣又访得是中同安、海澄、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四五月间告给文引，驾驶乌船，称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徂
秋及冬，或来春方回。亦有借言潮、惠、广、高等处买粮食，径从大洋入倭。无贩番之名，有通倭之实”。
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桂萼在其《福建图叙》中说道：“而海物互市，妖孽互市，妖孽荐兴，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明]桂萼：《福建图叙》，载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65页）
自1571年漳州与马尼拉之间的帆船贸易开始后的30年里，大约有630艘帆船从月港出航到马尼拉，每艘船载运的人数约300人。也就是说，在这30年里，大约有20万人次随贸易帆船到达吕宋。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下一次季风期即返航中国，但也有不少人留了下来。《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土，筑庐舍，操庸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清]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4页）
明末清初，从中国来到吕宋进行贸易的“Sangley”人多来自漳州府，人数多、影响大，故而在一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所编的《汉西字汇》中，在“漳”这个字头下有如下(见图)的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的核心方言)释文，日本琉球大学石崎博正教授将此句翻译为：“叫漳州的城市，是马尼拉的Sangley们的地方。”（周振鹤：《晚明时期中国漳泉地区对吕宋的移民》，《南国学术》2016年第3期）
18世纪到槟城的漳州人不少，如海澄县石氏、谢氏族人往南洋谋生最多的地方是槟城，“有110人葬在槟城”（傅衣凌：《厦门海沧石塘‹谢氏家乘›有关华侨史料》，《华侨问题资料》1981年第1期）；槟城早期的五大姓氏—谢、邱、杨、林和陈的族人均来自漳州府的海澄县。
清代海澄三都约有108个村社，其中新江(即新垵)、石塘、霞阳和鳌冠4个村社是槟城福建人主要的来源地。槟城的乔治市和南郊的部分地方，是槟城的“小三都”。海澄来到槟城的四姓族人，与闽南的陈氏，形成了该地著名的“五大姓”，分属五大姓公司，即谢(世德堂)、邱(龙山堂)、杨(植德堂)、林(九牧堂)、陈(颍川堂)，都是槟城福建人的大姓。其中邱氏在19世纪末已有近千人在槟城。人口众多的海澄五大姓在清代中期之后，主导了槟城的闽帮社会经济，闽南话是主流语言。
雍正五年(1727)，闽浙总督高其倬奏道：“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清]清世宗胤禛批，允禄、鄂尔泰等编：《朱批谕旨》第46册，上海点石斋本1887年版，第27页）这些出洋的福建人中大都是来自闽南地区。
乾隆时期漳州龙溪县二十九都白石堡(即今角美的白石村)前往南洋的人不少，如该村莆山林氏家族族谱载，从嘉靖(1522—1566)年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世林和待，紫津子，讳敦笃，生康熙十年(1671)，卒乾隆七年，娶魏氏，又娶海外蒋氏。公葬(本乡)望军山。子三”；其村的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咬留吧、三宝垄、马辰、井里汶、亚老翰、淡目、安汶、望加锡、北加浪、吕宋、猫面、伊晃、鹿赖、柬埔寨、暹罗、六昆、安南；其中明代以来到清代1774年前，死后葬在国外的有202人，其移民国外的地点，主要为咬留巴(即巴达维亚)。
漳州人下南洋，多是以宗族为主相互关照和扶助。如在1873年荷属印尼吧城公堂档案中，有涉及处理漳州人陈光颜遗产案件，其涉及多人都是同一乡里来吧城的。陈光颜之子陈金标，时年21岁：“晚常闻母言，家父陈光颜旋吧时，晚尚在怀胎，父到吧未几遂亡。今晚已长成，在唐经受室，故来吧欲领先父之遗业。”公堂在吊讯相关人员中，陈豹时年52岁，住牛郎沙里，自称：“晚敝社吴庄，与陈光颜同社。自和1849年来吧，任理陈光颜之父陈森之茄实事，但彼时光颜已回唐。及后陈森身故，挂些人寄息通知，并使光颜来吧。至和1852年搭陈天列之船到吧，晚方与相识。他住西湾与陈光觉同居，后染病数月不幸身故。及和1860年，晚回唐时，陈光颜之妻白氏携其二子金榜、金标来晚家中，探问在吧伊夫光颜之遗业，由是与晚往来。伊堂叔陈这、陈柳、陈音等，俱指明金榜、金标系光颜亲生之二子，晚因是深知其详。”及吊讯陈严时亦说：“晚敝社吴庄，与陈光颜邻居……晚自和1860年来吧，彼时金榜才八九岁，金标七八岁。至和1871年，晚回唐犹认二子面貌，与幼时无差，并皆有妇。”公堂会议判定“陈金榜、陈金标果系陈光颜之子”。（包乐史、聂德宁、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十二辑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559页）从此案中可知，清代漳州人前往南洋谋生，多是追随同族、同乡结伴而去。
南洋开发和宗族的资助也是漳州人前往谋生的主要原因。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人大批移民到东南亚各地的重要时期。新加坡是东南亚贸易航线的枢纽，是国内移民南洋的目的地之一。每年从中国抵新加坡之移民或搭客在15万至20万人。漳州华侨林秉祥于1904年在新加坡创办和丰公司，属下有和丰轮船有限公司，拥有远洋巨轮多艘，航行北婆、印尼、菲律宾、马来亚以及中国汕头、厦门与香港等各大口岸，可以说是东南亚航运业之巨头之一。包括漳州在内的闽南人大量涌到东南亚，和丰轮船公司具有主要作用。民国时期，“福龙茂”(福建龙溪浒茂的简称)估俚间，成为浒茂人民的“口禅语”。当时，凡是龙溪浒茂洲的乡亲，要出洋到石叻埠(新加坡)的，只要在厦门登上丰字号轮船，就可一概免费。他们到了石叻埠，即住上“福龙茂”估俚间，住宿伙食，亦一概免费，直至找到工作为止。“福龙茂”对乡亲出洋谋生帮助甚大，至今周边乡邻的受益之民众多念此情。
民国时期，闽南社会动乱，不少漳州人前往南洋谋生，其中荷属印尼最受青睐。漳州移民落脚最多的地方是爪哇岛的雅加达、三宝垄、泗水、万隆，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巴东和棉兰等地，以及西里伯斯岛的望加锡等地。1924年泗水漳属同乡会成立，有会员1000多人。例如芗城区西洋坪吴氏族谱追远堂记载，该族十九世旺水，子其家、其标等，女雅霜、玉霜，在印尼泗水；二十世其忠与妻陈玉汉及四男，住在泗水。三宝垄的漳籍华人主要有龙溪陈姓、林姓及海澄县的郭姓、郑姓。浮宫山美村清美社的郑氏家族十七世三房之石埕派原裕旅居三宝垄，十八世文勋及其子辉发、媳王彩娘等居三宝垄。
巨港也是漳人前往南洋的重要落脚和居住地，如角美的东美村南园社，林氏家族族谱记载，长二房之十七世玉田居巨港，十九世源隆、源珍等居巨港，二十世两成与二十一世景国、维国、衡国居巨港，二十一世维钦、培元等居住巨港；长三房的二十世加定、加全，子志森、志松、志柏等，二十一世志交居巨港。紫泥镇安山村康氏多人，如康建基、康松根、康忠信、康忠顺等居住巨港。
马来半岛，因为地处海峡，19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积极开拓，招揽民人开发，因而也是漳州人聚集之地。到了民国时期，大批漳属民众来此谋生，如东山的陈城陈氏十七世、十九世和二十一世都有人居住马来亚岐下村。角美紫泥的溪霞连厝族谱记有十九世的城壁、文壁、英壁、东壁以及锦书、锦标、锦忠等人到马来亚定居。诏安甲洲陈氏族谱记载，楼雅尊亲堂二十六世陈石憨、陈文苑等到马来亚；二十七世陈赛木、陈赛荣等迁马来亚。诏安沈氏是当地大姓，其族亲前往马来半岛人数众多，如南斋祖庄前派开基岭后村，二十世金龙、金虎、金狮、金昆等六兄弟居马来亚；庄前派碧峰系二十八世的水生、玉生、玉发等五兄弟居马来亚。平和县林氏族谱载，晋安派宗泰公后裔十五世崎岭乡新南村林水连、十六世林三瑞、林永成民国时期迁马来亚。
同属马来半岛的新加坡，其经济发展迅速，民国时期不少漳州人也辗转来此。如诏安人许木泰于1929年来星洲谋生；东山的前何乡迁居新加坡的有何、陈、林、王等姓，民国期间迁徙共有200多人；宅山村朱氏志谱载，该姓氏移居新加坡共有百来人。云霄陈埭的陈氏族谱亦有记载云，大山祖派东四落厝四十一世火平、四十三世宝顺及子文市居新加坡。因新加坡发展稳定，不少漳州人从其他殖民地移民到该处，如沙捞越古晋的海澄人李振殿，1912年到新加坡开设长成栈，重点在该地发展事业；原居荷印殖民地的海澄人陈焕，把百货业务扩展到新加坡，开展旅馆、土产、商行、汽车行等生意，并在该地定居。
沙捞越的漳属民众亦不少，诏安南诏东城沈氏族谱记载，东城祖派南峰二房，二十八世刮仔，其子、兄弟全家徙居沙捞越；诏安许氏中有许水成、许景山、许瑞光等50多人前往沙捞越。民国时期，诏安人开始从椰园迁居双溪昔加玛小支流附近，向原地主租地盖屋和猪寮，形成独特的单一诏安人的新昔加玛。另外，诏安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古晋，在古晋和各城镇担任教员，在殖民时代古晋的诏安籍教习数量众多，久负盛名。
南洋的汇兑民信业和国内原乡关系比较密切，如民国时期，漳州云霄陈埭岱北村龟山房人陈燕奕，1916年到新加坡，1919年开始作为水客来往于新加坡和家乡之间，并贩卖土产和洋货，1923年在新加坡创办和源信局，并在家乡办和安信局。民信事业是沟通南洋和家乡的纽带，陈燕奕的长子作客头，来往于两地，带回批信和番客，并将家乡土特产和新客带到南洋去。信局除经营汇兑业务并代理回国船票业务外，还经营中西药品。
从漳州人在南洋分布来看，印尼的漳州籍华侨主要分布在爪哇岛的吧城、万隆、泗水、三宝垄、日惹，以及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巨港，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马来半岛的漳籍华侨主要分布在槟城、马六甲、雪兰莪、巴生、麻坡、笨珍、吉兰丹、新山、文律等，以及沙捞越的古晋、诗巫、拉叻和美里。诗巫一带是漳属海澄人聚居地，古晋等则是诏安人的聚居地方。在菲律宾，漳州华侨主要聚集在马尼拉和郊区。缅甸的漳籍华侨主要分布在仰光等地。在泰国的漳籍华侨分布在曼谷、也拉府、普吉、董里以及北大年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