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33.南洋漳州籍的主要华侨人物（上）
1.吴让
清乾隆十五年(1750)，吴让自漳州府海澄县山塘乡西兴村渡海至泰国宋卡谋生。1769年，吴让奏请吞武里王朝郑皇，以年交税银25千克的代价承包宋卡湖上端的四岛、五岛的燕窝开采权。因经营有方，郑皇嘉其忠诚，1775年诏封其为昭孟，意即城主。1784年吴让去世后，被追封昭披耶(暹罗最高贵族爵位)。吴氏子孙世代相继，传8世共129年(至1904年止)。宋卡三朗桥中文石碑中有“我众等公同具察国主”“此乃吴国主之功德垂之无穷”。（吴翊麟：《宋卡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61页）宋卡城主吴氏发行的“宋城通宝”和“振兴通宝”，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烙印。宋卡有18座泰式庙宇，皆为城主吴让的子孙及亲朋创建。
2.薛佛记
薛佛记生于马六甲，祖籍漳浦县。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后，吸引了大批淘金者，包括薛佛记在内的一批福建籍商人纷纷登陆新加坡。马六甲福建商人集团是在1824年开始移入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就已来到新加坡。他在新加坡购置七大块土地，成为新加坡华籍最大富户。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他的矿区在宁宜河流域一带。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据载，1827年福建籍人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约占该年度新加坡华裔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
1828年，薛佛记捐银764.2元兴建恒山亭，占总建筑费14.3%，成为大董事。恒山亭是新加坡华族历史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开埠初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了福建特别是漳泉商人集团在新加坡的实力。薛佛记是该机构的大董事，因此奠定了他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成了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道光二十三年(1843)前后，薛佛记回到马六甲，接替他的妹夫梁美吉荣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时年46岁，成为马六甲华人社会的最高首领。薛佛记次子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他是第一位长年往返新加坡、厦门经商的英属新加坡籍华人，1884年死于厦门。其最小的儿子薛有福留在了中国，参加幼童留美学习，后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后在福建水师服役，最后在中法战争中为国捐躯。
薛佛记四子薛茂元(亦作源)1879年任恒山亭大董事，捐金800元，率众重修恒山亭。1879年亦即茂元辞世之年，推断他继承父志办理恒山亭，应该上推若干年，也就是说自薛佛记返回马六甲后薛茂元就在某种形式上接管了恒山亭。
薛佛记的女婿陈明水之父陈金声于1849年捐款将天福宫的偏殿崇文阁建成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堂。1854年，陈金声作为主要捐款人创办更大规模的华文萃英书院。1887年，陈明水扩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陈明水是青云亭第四任亭主。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对推动华人传统教育影响很大。
3.陈笃生
其父陈月中，18世纪从海澄县(今龙海区海澄镇)农村漂洋过海到马来亚的马六甲谋生。陈笃生于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迁居新加坡，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少年陈笃生起初以贩卖菜蔬水果、鸡鸭为生，从乡间买入，再挑到市场卖出。陈笃生为人讲信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稍有积蓄，就在十八溪墘开了一间商行，经营土产。1828年，陈笃生成为在唐人街拥有注册土地的华人。当时中国的丝绸、茶叶，泰国的大米，英国的棉花和工业品都源源不断运到新加坡，再销售到各地。欧洲商人因不懂新加坡当地的语言，只能通过中介商销售商品。陈笃生通晓华文、英文，自然而然成为中介商的最佳人选。英国商人怀特赫与他合伙做起土产生意，输出热带产物，输入建筑材料。历20多年经营，陈笃生遂成巨富和家喻户晓的商界领袖。
当时很多华工带着梦想前往新加坡，但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贫困交迫，忍饥挨饿，缺医少药，露宿“五脚基”，有的甚至暴死街头。发达后的陈笃生，并没有忘记曾经历的贫困，也没有忘记那些身患疾病却无钱医治的穷人，总是尽自己所能救助他们。有不少华工病死街头，陈笃生乃施棺买墓地，让他们入土为安。那时，新加坡各种疾病滋生，疟疾、霍乱、天花、风湿、肺痨，甚至麻风病等，都是致命的疾病。陈笃生意识到，要和这些疾病搏斗，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平民建一所医院。
1843年10月15日，陈笃生亲自用英文上书殖民政府，并决定捐款6000元，建一所平民医院。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四处奔走疾呼，主持召开居民公共大会，向殖民政府提交请愿书。陈笃生要办平民医院的想法，得到了华人社团领袖陈金声、胡亚基等人的支持。1844年，平民医院在珍珠山奠基。1846年平民医院落成后，医院成立董事会，陈笃生被推为董事会主席。医院由殖民政府派遣医生和供应药品外，其经费均由陈笃生和社会人士捐助。在陈笃生的感召下，一些华侨也出资帮助平民医院。1839年，陈笃生等福建籍华侨华人带头集资兴建天福宫，作为福建籍华侨华人祭祀的重要场所。
4.陈金钟
陈金钟于1829年出生于新加坡，是陈笃生的长子，后人往往把他们父子两人相提并论，成为传世美谈。陈金钟自幼受英文教育，同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十多岁便在父亲商号里工作，从实践中学会勤俭节约，掌握经营之道。陈笃生逝世后，陈金钟在母亲李淑娘的帮助下，接过父业，大展宏图，成为第二代佼佼者。
新加坡开埠后，人口激增，粮食供应成为突出的问题。陈金钟看准商机，在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暹罗(今泰国)曼谷开设碾米厂，就地收购、加工稻米，运回新加坡销售，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米商。陈金钟在暹罗经商时，与泰王室私交甚深。泰王四世要为孩子们请英文教师时，便是陈金钟把安娜介绍给泰王的。安娜的故事曾被拍成电影《国王与我》。
新加坡开埠后很快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港，但当时没有一家修船厂。1863年，陈金钟独具慧眼，创办丹绒巴葛船坞有限公司，经营船只的制造、修理和停泊业务，推动了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后来这个船坞公司发展成为新加坡港务局。因此陈金钟被誉为新加坡海港的奠基人。
陈金钟年少时，父亲陈笃生常常带他去赈济穷人。在陈笃生的言传身教下，陈金钟也传承了回报社会的优良品德。1851年，陈金钟继承父志，接办平民医院。为纪念其父襄医济世的功绩，陈金钟提议，并经医院董事会同意，把平民医院改名为陈笃生医院。1852年，医院因病人众多，病房已不敷使用，陈金钟又捐资3000元扩建。1854年，扩建的院舍落成，勒石碑立于医院大门前，碑文为：“本医院容纳各国病人，建于1844年，悉由陈笃生捐助。增建之翼屋，以及院务之改进，共费3000元，则由陈金钟捐助，彼系创办人陈笃生之长子也。”1857年，陈笃生医院迁到马里十他律，1909年又迁到摩棉律新建院舍。
据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说：“新加坡有一所病院，名曰‘陈笃生医院’，系七十年前，华侨陈笃生捐资六千元创办，迨后由政府接收……距今约二十年，政府欲新办一中央医院，有人提议将陈笃生医院改为中央医院，乃将提案交新加坡‘议事会’解决。该会议员二十余人，华侨仅占三人，结果否决，其理由为‘陈笃生虽仅捐六千元，当时若非彼首倡义举，安有此医院?今日政府如欲创办中央医院，应另外设立，不宜埋没创办人名誉’。”（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09页）1880年，新加坡政府颁布条例，将医院之组织法明令规定，其董事部之成立，应包括辅政司、华民政务司及华侨捐款人之代表5名，而其中一名则务须为创办人之男性后裔。此例维持至今，未曾改变。如今，陈笃生医院与新加坡中央医院齐名。
1876年，陈金钟与陈明水(陈金声之子、薛佛记女婿)共同出资修建保赤宫—陈氏宗祠，并在保赤宫内办保赤学校。1889年，陈金钟又捐资另建校舍，并改名为“毓兰书院”，专门招收华侨子弟学习华文。这是最早传授华文的学校之一。
陈金钟自其父逝世后，接替父亲成为天福宫领袖。1851年，他又捐资17191元叻币重修天福宫。1860年在天福宫里成立福建会馆。天福宫不仅是福建华侨寄托精神念想的地方，也成为福建华侨联络乡谊、处理内部事务、解决族群纠纷、共谋发展的重要场所。陈金钟担任福建会馆首任主席，直至去世。陈金钟在天福宫有自己的办公室。当时新加坡福建籍华侨结婚前，都要到福建会馆登记，陈金钟亲自为他们办理结婚手续，并盖上本人的印章，方有效力，可见当时陈金钟和福建会馆的地位。如今新加坡福建会馆仍然在发挥“侨桥”作用。
陈金钟作为天福宫、福建会馆、保赤宫的领导人，在办理新加坡早期华侨社会事务、收容新来的闽籍华侨、保护华侨利益、增进社会福利、联络华侨情谊、开展互助互济活动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金钟在新加坡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872年，闽潮侨众发生械斗，陈金钟临危受命，去调解矛盾。他主持公道，有条有理，很快便化解了矛盾，双方和好。陈金钟在暹罗与马来亚边境也有很大的影响力。1873年，马来亚北部、泰国南部发生边境纠纷，陈金钟再次临危受命去调解，最终使双方达成协议，化干戈为玉帛。为此，海峡殖民地总督还专门写信向他致谢。暹罗王封他为暹罗王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并晋封“侯爵”。
陈金钟在华人中威望日高，颇受英政府重视，被推举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的会员。这是当时第一个成为这个学会会员的亚洲人。陈金钟生前还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先后受聘、受封为商业矿业公会代表、陪审员、市政委员、太平局绅，成为陈笃生之后第二位获得太平局绅称号的家族成员。
陈金钟虽身在海外，但是故土情结却深深地藏在他的心中。1877年，山西遭受灾害，陈金钟捐银10多万元赈灾。1884年，左宗棠筹办福建海防，陈金钟“复捐万金，可谓清代华侨兴办海防最早之举，堪称善事”。1889年，华北黄河泛滥成灾，造成大批难民。新、马华侨慷慨解囊，拯救灾民。据统计，新、马华侨捐款2.76万元，陈金钟一人就捐4000元，受到清廷嘉奖。
1892年2月，陈金钟病逝于新加坡，终年62岁。陈金钟临终前立下遗嘱，其家产全部委托女儿陈静雅处理。这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开创了华人妇女享有此权利的先河。为了纪念陈金钟对新加坡发展做出的贡献，新加坡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金钟山”和一条“金钟街”。
5.王友海
王友海，祖籍福建同安县积善里白礁社(今漳州市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1830年出生于新加坡一个贫寒家庭。他7岁时，父亲王坤殿便与世长辞。15岁时，为了协助家计，王友海出外谋生，开始学做生意。
1846年，王友海听说英国人统治下的沙捞越有着潜在的商机，就乘船到古晋探路，在船上结识了比他年长的林英茂，两人一见如故。当小帆船航行到厄尔多拉都，他们看到土著人日用品奇缺，而土产销不出去，认为在这里贸易大有作为。两人决定合资做生意。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就筹资采购日常用品、杂货，约定日期一起到古晋打拼。
王友海初到古晋，生活非常艰苦。1846年，王友海与林英茂合伙组织了“友海。茂公司”。公司成立后，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没有这样承销的商行，业务非常兴盛。每次从新加坡售出的货款，他们都用来购入各种各样具有吸引力的商品，再运到沙捞越去销售。在舟车劳顿、一来一往的贸易中，王友海很快就成了商场名人。由于他为人正直、诚实、守信用，新加坡的商家开始让他以赊账方式采办更大量的货物。几年下来，友海。茂公司发展极其顺济。王友海在扩大贸易的同时，在沙捞越各埠开设硕莪粉厂，大盖厂房。1856年，王友海在新加坡开设启昌友海公司。如此奋斗了10年，王友海挤进了巨贾的行列。1872年，王友海与林英茂拆股，友海。茂公司由王友海独资经营，改名为友海公司。
当时王友海的白礁同乡也出了两个富翁，即王求和与王沧周。王求和是由兴办丹绒巴葛船坞有限公司和新加坡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而起家的。王沧周则从发展船务、经营小吕宋土产而发财。王友海与他们都有相似之处，都是少年孤苦无依，未接受最基础的教育。三人因念及族人南来，也会有流离颠沛之苦，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慈怀，于1872年各捐资500大洋，购置新加坡武吉智马路四英里谦福律的“勃老恩山”山地221英亩，俗称“姓王山”，无偿献给福建王氏族人作为居住、种植、丧葬之用。王友海为姓王山首任炉主。王友海、王求和与王沧周献地不为名、不为利，乃至于人们只知道“姓王山”而不知山主为何人。
王友海的雄厚财力，连当时沙捞越的统治者也为之侧目。第二任拉者查尔斯。布洛克于1875年动用政府资金，准备与英资慕娘公司筹组沙捞越新加坡轮船有限公司时，就力邀王友海参股，并出任董事。这家轮船公司购置轮船定期航行于古晋与新加坡之间。19世纪80年代前后10年是王友海的事业巅峰期，其间他不但执当地土产的牛耳，还标得了鸦片、酒和赌博的饷码，独家垄断了这三大特种行业在沙捞越和沙巴州的经营权。友海公司也因此超越了潮州帮的义顺公司，跃升为沙捞越最大的华资商行。
1885年，王友海独资在古晋市中心兴建一条新街道和沿街两侧40栋店屋，他拥有所有店铺的产权。这条街被命名为“友海街”。
王友海从划小舢板沿河叫卖和收购土产起家，事业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他的成功让新加坡以及福建闽南同乡们羡慕，纷纷相继南来讨生活。王友海充任了居中牵引、积极协助安排新客的角色。
在商界崛起的同时，王友海也在漳泉人的社群中脱颖而出，成了福建帮的领袖。他极力稳固闽南商圈的内部团结，排解乡亲之间的纠纷或者与其他方言群体间的纷争。他还出任闽南帮华商所管理的凤山寺广泽尊王庙的理事长一职，除了整顿庙务，按时主持各种神明圣诞的祭祀仪式外，还在庙里办私塾，聘请老师教“四书”“五经”，让同乡弟子有个求知识字的场所。从出任凤山寺理事长到统领福建帮，王友海很快就成为华社举足轻重的领袖，再加上与拉者王室的关系密切，首任拉者詹姆士和次任拉者查尔斯。布洛克都极其看中他在华人中的人脉，也想倚重他的影响力来统领华人，所以也乐于在各方面给予配合，更顺理成章地封他为“华人总甲必丹”。
随着漳泉与厦门等闽南语系的移民涌入沙捞越经商和开垦，古晋人口剧增。王友海等人认为有必要成立同乡会，借以救济贫困的同乡，解决他们在此地的住宿问题。1871年，王友海发起创立“福建公司”。当时福建公司对于协助解决同乡的摩擦，缓解同乡与政府间的关系，都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王友海成为首届总理，并一直担任到他病逝，才由他儿子王长水接任。后来福建公司于1930年正式改名为“福建公会”，一直沿革至今。
6.郑永昌
郑永昌，1841年生于海澄县浮宫美山村。12岁入私塾读书。14岁时母亲不幸去世。19岁时父亲患病，家境贫困，为生活所迫而中断学业，于1859年底漂洋过海到荷属东印度的三宝垄谋生。初当店员和做杂工，后来进入一家商号任会计，后入赘东家。因生意兴隆，他将分享的利润寄回家赡养父亲。不久，父兄相继去世。1869年，郑永昌回国奔丧，并在家乡娶郭氏为妾。
1870年，郑永昌重返三宝垄，在其岳父的支持下，开设光盛栈商行，经营土产生意，渐成富商。1876年，郑永昌在三宝垄兴建了数座店屋和仓库。光盛栈在梭罗等地设有分号。经过7年奋斗，郑永昌终于在印尼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店屋栈所，前后有八进之大”。后来郑永昌又在三宝垄开设郑永昌贸易公司，与建源贸易公司、郭河东贸易公司为三宝垄三大贸易公司。1908年，荷印火车公司呈送商业局的报告中指出，1907年从港口的东面至西面载运了不少于1595000担(PIKOEL)的出口货物(每担均为62.5千克)，都是用牛或马拉的货车载运的。这些货物都是马克。尼尔公司、米兰多尔。福特公司、黄仲涵的建源贸易公司、郑永昌贸易公司及其他华侨小商的货物。可见郑永昌的商务生意之大。
1914年，荷印殖民政府在三宝垄举办了一个“博览会”，郑永昌贸易公司出资5000荷盾，与其他华商建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陈列展览室。
1907年，三宝垄华商周炳喜、马厥猷(海澄县籍)、柯远芳、甘钦福、黄良谟等，以及有祥号、广合号、和顺栈、德裕隆、仰复号、益源公司、裕合公司、成合公司等发起组织华商会。同年3月7日，三宝垄中华商会正式成立，该会宗旨是：“增进华侨商业知识，保持本岛华侨利益，发展本岛华侨商业，促进祖国对爪哇贸易。”
三宝垄中华商会成立后，组建董事会主持领导会务，任期一年。德高望重的郑永昌被推选为第一届总理。商会成立时，曾备文呈报清廷，清廷表示赞许，特给予关防一颗。该印章于11月29日寄至日惹，郑永昌亲自往日惹受印，带回三宝垄，启用如仪。
郑永昌主持的三宝垄中华商会第一次办理侨商的工作，就是三宝垄商贸市场的侨商被荷印政府下令改造的交涉事件。当时有148名侨商经当地荷印政府批准，共投资10080盾兴建一座市场，共144间店屋。侨商在此经营，每月只须缴纳些许费用，以供修理及管理市场之用。1907年7月，荷印政府发布通告，准备把该市场收归政府改造，然后由侨商承租。各侨商请中华商会设法交涉。中华商会立即召集会员大会，研究对策，推举3名华人代表与荷印政府交涉。最后荷印政府做出让步，取消收回改造的决定，只收取少量经费维修市场，仍由侨商经营。
1907年，清廷派王凤翔到爪哇视察中华会馆、学校，在三宝垄受到热烈欢迎。他第一次访问三宝垄的3天都住在郑永昌家中。第二年再来三宝垄，然后有几年固定住在三宝垄，以督学身份常到爪哇各地巡视。同年12月2日，清廷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出使爪哇，到三宝垄时，也是住在郑永昌家。中华商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典礼。
其后，郑永昌又连任三宝垄中华商会第二届、第三届总理。商会最初设在东街观察第，即原马淼泉银行旧址，至1908年9月才自购会所一座于中街73号，就是现在的会所。该会为增长会员见识，特向上海、福州、厦门、广东、香港等地订购各种华文报纸及吧城、泗水、三宝垄等地巫文报纸以供会员阅览。
1909年，清廷又派王广圻乘舰到爪哇抚慰华侨及考察爪哇岛商业。郑永昌得知讯息，立即以三宝垄中华商会名义电知泗水、梭罗、日惹等地中华商会，准备欢迎仪式。在三宝垄时，郑永昌趁机向王广圻专使呈请，代向居留地政府交涉取消路字苛例，只因当时本地华侨如要出门，不论远近，必须先向当地政府请讨通行证，然后才可外出。这种苛例实在让华侨大受束缚。王广圻专使当场答应返京时，定将三宝垄华侨情形及所受的痛苦转达朝廷，尽力设法救济。
当时爪哇岛还没有中国领事馆，华侨遇到困难解决起来极为不便。清廷鉴于此，特令驻荷兰公使陆征祥与荷兰政府谈判，要求允许在荷印设领事馆，后来得到荷兰政府允许。从此事可看出，郑永昌确实尽力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
1904年，三宝垄中华商会创办了中华学校。1907年，三宝垄中华商会主持了第一期会务，并决定将中华总会易名为“爪哇学务总会”，专管华侨学校教育事宜。1908年，郑永昌被选为中华学校第三届总理，主持学务总会，曾将会馆章程禀告清廷学务部。他一面鼓励学生回国升学，凡本校学生回国读书者，组织董事会设宴饯行，鼓励后起。时附设女学堂已成立，但女生过少，仅七名，暂停办。1909年，女学堂在郑永昌的努力下，继续开办，另辟教室于加余岸。
郑永昌身处荷印殖民地，心系祖国，他主持三宝垄中华商会期间，尽力襄助祖国的实业和慈善事业。
在山东省的一次大饥荒中，郑永昌慷慨解囊相助，清廷特此恩准其为“贡生”。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爆发，郑永昌又捐款做军饷，清廷加封其盐运司知事的头衔。晚清因战事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财政越来越困难，捐纳制度广为推行，郑永昌1892年又捐资赞助北洋水师，清廷再赐予其正四品的中宪大夫衔。1907年，在三宝垄中华商会成立不到两个月时，中国长江以北发生水灾，郑永昌召集董事会，进行救灾筹备，发动侨众募捐，不到一个月，筹集国币12000元，由汇丰银行汇交中国农工商部转发灾区施赈。1908年6月，广东发生水灾，郑永昌发动商会会董劝捐数千元汇寄广东，赈济灾民。同年10月，福建漳州又发生水灾，郑永昌组织会董分队劝募，先收6000元，由他的光盛栈向汇丰银行寄灾区放赈。11月，再将续捐的4000余元到漳州灾区。
1909年，上海组织“中国商务轮船会社”，创办大信银行，函请三宝垄中华商会向华侨募集股份，该会也给予助力。1909年，三宝垄、吧城和泗水的中华商会本着增强祖国海军力量的愿望，开展了“捐助中国海军”的活动。三宝垄中华商会向埠中同侨进行劝捐，共襄斯举。同年，清廷派王广圻参赞到三宝垄募集航业银行股资，促进祖国航运业之发展。郑永昌认股2000股，并发动埠中华商认购12600股。
清廷以三宝垄中华商会热烈赞助祖国实业、赈济祖国灾难，于宣统元年(1909)特由农工商部颁给“急公好义”匾额一方。
郑永昌经商成巨富，能文能书又能诗，而且造诣非凡。在闽南侨乡至今还流传着一首闽南语民谣：“有永昌富无永昌厝，有永昌钱财无永昌庆彩(随和)，有永昌庆彩无永昌慷慨，有永昌慷慨无永昌好驶，有永昌好驶无永昌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