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01 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历史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春夏刮东南风，秋冬刮东北风，在以帆船航行为主的古代，这种有规律的季风给闽人带来很大方便。秋冬，他们远航东南亚，夏季返航；春夏，他们北上朝鲜、日本，秋季返航。因而，古代闽人视异域为门庭，往来相当方便。在长时期的往来中，闽人与海外诸国结下了深厚的关系，中国沿海省份虽然多，但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长期与海外保持广泛的联系，因而福建是中国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闽人具有悠久的航海传统。

    1.福建航海文化的发展

华夏文化是发源于中原的内陆文化，她在向四周扩张中，融汇了东夷文化和越文化，夷、越都是海洋民族，具有悠久的航海传统，尤其是越族生活于东南水乡，“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第十，岳麓书社1996年，第123页）。在战国秦汉时期，福建是闽越人居住的区域，他们擅长航海，继承了越人的传统。汉族进入闽中后，与闽越族融合，继承了闽越人的航海文化。因此，自古以来，闽人便以航海闻名于世。

首先，闽人的航海技术领先全国。西晋左思的《吴都赋》云：“弘舸连舳，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西晋〕左思：《吴都赋》，〔南朝〕萧统编：《文选》卷五，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清胡克家校刊本，第92页）可见，当时闽人的航海技术便扬名国内。唐宋时期，闽人已经远航印度洋，掌握了以星宿和指南针导航的技术。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北宋官员出使东北亚的高丽国，不是就近从山东半岛登船，而是到泉州来雇船，这充分说明了宋人对闽人航海术的信任。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每次都从福州五虎门起航，其原因之一是要在福建聘用精通航海术的人员。直到晚清民国时，中国海军的技术人才亦多为闽籍。可见，闽人的航海术优势一直保持到近代。

其次，闽人的造船术长期领先。从商周时期的武夷山船棺来看，当时闽人已掌握造船术。东晋，卢循的海上武装游弋于福建沿海，曾在晋安海岛建造九艘八槽舰，“起四层，高十余丈”（〔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舟部三，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本，第8页）。宋代福建大船以吃水深、载重大为特点，徐兢所乘“神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桅高10丈，可载2000斛。（〔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页）这种船型可抗风浪，适于远航。“海舟以福建为上”（〔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六，海天书店点校本，第16页），这是宋代普遍的评语。一般认为，明代远航西洋的郑和大船主要是福建制造的“大福船”。明代福建还造过册封舟，完工于崇祯六年（1633）的一艘册封舟长21丈，宽6丈，入水5丈（韩行方：《明崇祯朝册封琉球始末考辨》，《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是明清时期郑和宝船之外，见载于史籍的最大帆船。晚清，吸收欧洲先进技术的马尾船政诞生，共造出40艘蒸汽推动的战舰，这说明福建的造船优势延续至清末。

再次，闽人拥有强大的船队。据《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余善拥有一支大船队，他曾率八千水师远航岭南，配合汉军平定南越的行动。唐代，唐军与安南发生战事，朝廷在福建调船数十艘，运军粮三万石至岭南。（〔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0页）宋代，为了抗衡金朝的海上实力，官府在福建造海舟700艘（〔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七十五，李邴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1608页），元将高兴入闽时，“获海舶七千余艘”（〔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六十二，高兴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804页）。明末，郑成功的舰队曾拥有8000艘船（〔清〕夏琳：《海纪辑要》，永历十二年五月，台湾文献丛刊本），据清代福建的沿海图志载，福建各港拥有大小海船7000多艘。清末的福建水师，也曾拥有一支十几艘蒸汽战舰组成的舰队。总之，福建的海上力量，在中国历代名列前茅。

复次，福建一直是中国人从事海事活动的主要基地。三国时期，吴在福建设立“典船校尉”；西晋在福建设“温麻船屯”。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中国商人从这里出发，远赴世界各地。元朝的军队曾从泉州港启航，远征占城、爪哇、琉球、日本。明代，福州太平港是郑和长驻的基地，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漳州月港又成为最大的商港。明末清初，厦门港扬名东亚，郑成功舰队从这里出发，收复了台湾。清末，福州马尾港又成为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

又次，福建有实力雄厚的海商资本。宋元时期，泉州海商富甲天下；明清之际，闽粤海商与晋商、徽商三足鼎立；清代中叶，广东十三行商人号称海内首富，实际上，他们多为厦门迁去的行商后裔。近代以来，福建的华侨资本也是令外省称羡不已的。总之，自秦汉以来，福建一直是中国人从事海事活动的中心区域。

    2.泉州——宋元世界海洋文化的荟萃之地

福建沿海在历史上就是中国与海外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自唐末以来，福建的泉州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南朝陈时期，印度名僧拘那罗陀在南安郡建造寺挂锡，欲候船归国，于此地重译佛教名著《金刚经》。陈天嘉三年（562），拘那罗陀乘船入海，因风向不顺，漂回广州，终老于此。这都说明闽南与海外世界存在广泛的联系。唐末以来，福建经济文化有较大的发展，对外贸易兴起。大历时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唐〕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彭定球等编纂：《全唐诗》卷二百零八，中华书局1960年点校本，第2170页）说明泉州已是外商进贡中国的主要通道之一。

唐代中国外贸中心是在广州，广州蕃坊有数万胡商，他们是广州联系海外各国的纽带。唐末，黄巢进入广州后，大肆屠杀胡商，这使广州的外贸遭到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王审知及闽国统治者抓住时机发展海外贸易，使福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

宋朝设市舶司的政策导向是促进海外贸易，许多海商得到朝廷的赞赏，这是因为他们带来了海外国家的进贡。由于海外巨商不断来闽，泉州渐有许多番商定居，他们在泉州定居日久，影响是很大的。

元代泉州取得很大发展，如泉州人庄弥邵说：“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匡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殆为东南巨镇。”（〔元〕庄弥邵：《罗城外壕记》，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第7页）马可·波罗说：“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就泉州的考古发掘来看，宋元时期的泉州有天主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佛教等异域宗教传播，说明来到泉州的番商有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商人。在那一时代，这些商人实际上代表各地海洋文化的最高水平，他们云集泉州及福建沿海，使泉州成了中世纪世界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从而使闽南的海洋文化突破地域性成为世界海洋文化的顶峰。在闽南这块土地上，多种海洋文化相互促进、融合，造就了新型的闽南海洋文化。所以，分析历史上闽南海洋文化的发展，应看到它是中世纪世界海洋文化的结晶，这是一笔丰厚的海洋文化遗产，也是后世闽南海洋文化能达到较高水平的原因。

    3.明代海禁与福建人海上霸权的建立

明清两代都实行过严厉的海禁，这一政策对中国海洋事业的打击很大，导致许多地方海洋事业的毁灭。以山东来说，它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的海洋文化就很发达，齐国利用海洋产品食盐贸易走上富裕道路，越王勾践在琅琊建立据点，都反映了当地发达的海洋文化。迄至宋元时代，山东半岛的板桥镇仍是北海贸易的中心。然而，自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后，寸板不许下海之令实行，所有的海船都被禁止。山东沿海贸易从此断绝数百年，大批渔民改为农民。明代中叶，海岸线很长的山东省，其民众竟然不吃海鱼。迨至明代后期，受北上南方人的影响，民众才开始食用海产。至于江南地区，这里的贸易一向以内河贸易为主，海上贸易不是最发达。元代闽人的北上，导致当时海外贸易的兴起。

迄至元末，江南的海外贸易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是，明代初年实行的海禁，使江南的对外贸易基本断绝。不过，江南的海禁不像北方那么严厉，早在明代前期就允许渔民下海打鱼，但是，下海贸易还是被禁止的。明代嘉靖年间，江南沿海开始有了私人海上贸易，最后引起了倭寇侵袭江南诸府县的事件，明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倭寇平定。有人以为，明朝在倭寇平息之后实行了开放政策，这是错误的。至少在江南境内，官府不是开放海禁，而是乘机加强了海禁。晚明中国对外贸易史也表明，明末的海商多为闽粤民众，极少江南人氏。实际上，明末在浙江、上海一带出海贸易的民众，多为闽粤移民。

至于广东省，该省富有对外贸易的传统，广州市舶司历来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广州市舶司的贸易仍在进行中，东南亚各国到中国进贡，大都是在广州登岸，这使广州成为中国合法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地方，因而，广州民众对海外贸易的要求不是很强烈。倭寇事件发生后，明朝军队从北向南逐步平定倭寇，广东成为倭寇活动延续最久的区域，一直到万历十年（1582），广东境内还有大规模的倭寇活动。广东的倭寇活动使官府厉行海禁政策，所以，晚明广东的海禁也相当严厉。受其影响，广东私人海上贸易不如福建发达。

福建人面对海禁采取另一种态度，他们利用山高皇帝远的条件，在海边悄悄发展对外贸易。其中尤其以漳州人的海上贸易为最。漳州在宋元时期为畲族活动区域，宋朝对畲族采取羁縻策略，不能有效管理这一地区。元朝对畲族的管制加强，也引发了畲族屡次掀起反元大起义，如历史上有名的陈吊眼起义、钟明亮起义，漳州的畲族都是其中的主力军。明朝军队进入闽南后，当地的反抗力量下海为盗，他们屡屡袭击沿海的卫所，成为明朝军队极为头痛的反击对象。翻开《明实录》查阅，可知在明代前期的上百年内，漳州屡屡发生海盗与官军作战的事件。在这些战斗中，明朝的水师多次被击败，漳州海盗的强悍由此可见。在这一背景下，漳州沿海民众不会理睬朝廷的海禁政策，他们自行造船下海，远航东南亚各地，进行海外贸易。有时，他们还冒充东南亚各国的使者到明朝进贡，甚至受到朝廷的表彰。这一时期，中国沿海只有漳州人进行大规模海上贸易，漳州人由此实现对中国海上贸易的垄断。不过，其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不大，所以，虽说漳州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但他们的赢利不算突出。

明代中叶，有两个因素大大加强了东亚的海上贸易，其一为葡萄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并在东南亚建立贸易据点。他们带来了欧洲市场对东方商品的渴望。其二为日本市场的开拓。日本在明代中叶发现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银矿，大量白银涌入市场，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一情况下，漳州商人送去了产自中国的各类商品，使日本的银价下跌，老百姓生活水平上升。以上两大变化改变了东亚的贸易格局，漳州商人与葡萄牙商人分别从中国采购大量的商品运到日本销售，换取白银输入中国。白银的不断流入，引起各方商人的艳羡，于是，江南商人、广东商人和福建其他地方的商人无不卷入对日本贸易中，而且引起倭寇袭击东南沿海各地。明朝平定倭寇之后，各地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浙江与广东继续海禁，不准老百姓下海，但福建官府的处置方法不同，他们看到“海者，闽人之田也”的事实，因而请求朝廷允许海澄县的月港开放，凡想去海外贸易的商人可以在海澄申请执照。这一政策的实行，首先反映了漳州商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执牛耳的地位，否则，朝廷开放的唯一港口不会设在漳州的月港；其次，月港取得对外贸易的特权，巩固了漳州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使他们在中国继续领先于其他区域。月港是一个地方性的港口，因内陆交通不发达，外地商人要到月港申请执照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取得对外贸易执照最多的是漳州人，其次是泉州人，再后才是其他各地的商人。

明代的闽南人大致可分为四支，即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海南人。除了漳州商人之外，泉州人、潮州人都是对外贸易的积极参与者。由于漳州人在月港出海贸易有地利之便，所以，晚明的中国海商以漳州人为主体。但是，富有对外贸易传统的泉州人也在积极参加对外贸易。他们的方法是以打鱼为名造船入海，然后悄悄地驶向日本沿海，进行贸易。近年在日本的广岛县博物馆展出了一面与晋江商人有关的旗帜，它是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日本的一位大名颁给晋江商人蔡氏的贸易许可证。蔡氏商人只要将旗帜挂在桅杆上，就可到这位大名领地里贸易。这一文物给笔者相当震动，这是因为，明朝开放月港的同时，严禁从此地出发的商人到日本贸易，违者必究。万历十二年是这一禁令颁布之后的第十八年，史料记载，当时禁令得到执行，月港商人都不敢去日本贸易。但从广岛博物馆所藏这面旗帜来看，当时还是有晋江商人偷偷地到日本贸易！其后，万历三十五年（1607），晋江商人许丽寰抵达日本九州的萨摩，当地大名为了争取许丽寰再次到日本贸易，竟然和其盟誓，要求许丽寰再次到日本，不论到什么地方登陆，都要到萨摩与其贸易。日本对中国商品的渴望由此可见。晚明的海禁松弛，福建商人抓住这一机会纷纷到日本贸易，除了漳州商人外，福州商人与泉州商人也不少，泉州商人成为对日本贸易最大的福建商团。

明代末年，以郑芝龙、郑成功为代表的泉州商人崛起于海上，郑芝龙在天启年间成为台湾的海盗头目之后，逐渐控制了台湾海峡的海上霸权，林时对记载：“龙幼习海，知海情，凡海盗皆故盟，或出门下。自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龙以此居奇为大贾。”（〔清〕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台湾文献丛刊第153种，第156页）当时的郑芝龙以富贵闻名于天下，“芝龙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清〕江日昇：《台湾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郑芝龙降清后，其子郑成功、孙郑经、曾孙郑克塽相继称霸台海，前后60年。这一时期，泉州商人的声势超过漳州商人，成为台湾海峡最大的商人集团。

总的来说，明末是闽南商人最强盛的时代，他们北上日本、琉球，南下东南亚国家，建立了环中国海商业网络。在这一时代，中国长江以北沿海省份的民众基本不从事海上活动；东南沿海诸省，浙江与广东都厉行海禁，只有福建省的海禁较松。在福建省之内，除了闽南人（特指泉州人、漳州人和潮州人）之外，还有福州的福清人、长乐人、闽侯人也都从事海上贸易，但他们的实力比不上闽南人。所以，实际上是闽南人控制了中国海上贸易。

    4.清代中国沿海的闽南移民

闽南早在唐末即为人口密集的区域，闽南人擅长海上活动，拥有许多大船，因而从唐代开始就向邻近沿海移民。明末清初，郑成功率领以福建人为主的海上力量纵横南北，他们占据了东南沿海的多数岛屿，奠定了福建人开发中国沿海岛屿的历史基础。入清以后，福建人迫于生计不断移民沿海诸岛，造成中国沿海岛屿大多使用闽南话的情况。这一移民过程一直持续到清代末期，民国时期还在加强中。

台湾是最典型的福建人开拓区。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就有闽南渔民到台南区域捕鱼，后在当地定居。万历二年（1574），福建水师进入台南的新港。（徐晓望：《论明万历二年福建水师的台湾新港之战》，《福建论坛》2019年第11期，第109-115页）万历末年，同安籍海盗袁进和漳浦籍海盗李忠进入台南扎寨，而后又受朝廷招安，演出了一幕新编《水浒传》的故事。袁进之后，漳州人颜思齐、南安人郑芝龙相继进入台南，在台南形成固定的福建人定居点。荷兰占据台南之后，招揽中国人前去开发，迄至郑成功收复台湾，台南已经有两万以上的福建人。清代初年，福建人大举进入台湾，成为台湾主要人口。大致而言，清代台湾移民人口中，福建人占了4/5，广东客家人占1/5，福建人占绝对优势。

浙江沿海岛屿同样以福建人为多。由于浙江沿海是中国著名的渔场，每年秋冬之时，都有福建渔船到浙江沿海捕鱼。早在明代晚期，浙江官府就为来自福建沿海的渔船感到苦恼，因为，这些渔船的来到，往往不遵守浙江海禁的规定，偷偷地从事海上贸易，破坏了浙江海面的海禁。浙江官府担心海上贸易引发倭寇入侵，经常盘查福建的渔船，这是《越镌》一书所载的情况。清朝开放海禁之后，福建渔民北上浙江没有了障碍，他们纷纷来到浙江沿海捕鱼，后成为常住人口。至今为止，浙江沿海岛屿的居民福建人后裔占一半以上。除了沿海岛屿，浙江南部的温州府也有许多福建人。温州本是吴语区，据说宋代温州曾遭大海啸的袭击，人口锐减，而后福建人开始移民温州，大量闽南移民进入温州，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成分。温州南部的平阳、苍南诸县因而成为闽南话区，主要使用闽南话。

广东沿海的闽南话区分布广泛，潮州的福建人大都源于泉州，最早应是在唐代就有泉州移民。宋代，泉州人移民广东沿海及海南岛的数量不少，海南岛及广东沿海的闽南方言区初步形成。从靠近福建沿海的潮汕地区到广西边境的雷州半岛，大都是使用闽南话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多来自闽南。最早的是唐宋时期的移民，而后是明代的福建移民。明代末年，闽南区域旱灾频发，许多闽南商人到广东沿海各府采购粮食，并将福建的各种商品带到广东沿海，这就促进了闽粤沿海之间的联系。在这一基础上，大批福建人移民广东沿海，扩大了广东沿海的闽南话带。迄今为止，广东使用闽南话的居民占1/4左右。至于海南岛，清代当地的汉族增长较快，逐渐成为闽南话主导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东沿海，漳州人、泉州人、潮州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尤其以漳州籍海商为多。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原籍多在漳州，他们在清代控制了广东主要对外贸易，成为岭南一带巨商。

上海的福建人。上海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约始于清代初年。清朝平定台湾之后，在东南沿海设立四个海关，即云台山、宁波、厦门、广州。云台山所在地即为连云港，因其开放之初可供贸易的商品不多，后改为同属江苏省的上海。上海在清代初年即为中国南北海运的中心，闽南商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航海基地。闽南商人一向有经营北海贸易的传统，他们的船只来到上海运载棉花、丝绸等商品南下，而给上海运去蔗糖、纸张、蜜饯、木材等各种南货，因而上海有了南货店之名。上海还是通向日本的贸易中心，福建商人多要到上海申请赴日本的许可证。由于以上原因，当上海开放之后，福建商人很早就来到这一发展潜力巨大的港口。其时，由于清朝的海禁，中国沿海各地居民几乎都“忘记”了航海技术，而福建人在郑成功、施琅时代一直是中国水师的主力，延续了中国人航海的传统文化，所以，上海一开放，他们和福州海商、潮州海商一起进入上海，垄断了当地的海上事业。据清代大儒张伯行的记载，清康熙年间，上海最大的海商是一位名叫张正隆的福建海商，他有数十条大船行走南北洋进行贸易。张正隆还想将自己的船队扩充到一百条大船。其后，上海的海运业一直掌握在闽潮海商的手里，著名的小刀会起义时，有两万多闽粤水手参加，很轻易地掌握了上海城，这都说明闽南水手、海商在上海的绝对势力。

北方港口的闽南海商。中国北方港口主要分布于环渤海区域，其中有山东的青岛港、烟台港、威海卫港与河北的天津港、山海关，以及辽宁的锦州、营口、丹东等港市。这些城市在唐宋时期即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可惜在明代受到海禁政策的压制，海洋文化衰退。和闽粤不同的是：明代的山东、河北、辽宁沿海都属于地多人少的地区，田地很多。所以，明朝下令海禁之后，当地民众便转向经营农业，没有必要和朝廷对抗。因而明朝实行海禁后的200多年，北方沿海的海洋文化基本衰退。清朝开放沿海港口之后，给予北方海洋文化复活的机会，但因航海传统的流失，当地民众一时无法再现鼎盛时期海洋文化的繁荣。然而，福建人很早就看到了北方港口的贸易机会。在清代初年有两件福建人远航北方港口的事件。其一，福建官员向康熙皇帝揭发：明郑台湾政权在山东半岛的口岸设立侦察据点，每当朝廷有重大事件发生，就会派船从山东半岛出发，直航台湾港口，将信息通报台湾主政官员；其二，施琅收复台湾之后，为了避开福建总督姚启圣，独揽平定台湾之功，便从澎湖派船直航天津，将告捷奏疏直接送到北京，从而得封靖海侯，将姚启圣晾在一边。这两件事都说明清代初年福建人对北方港口已经很熟悉。因此，当清朝开放沿海港口之后，闽南商人、渔民纷纷来到北方港口，他们的来到，复兴了当地的海洋文化。近几十年来，北方港口的妈祖庙引起学界广泛的兴趣，在对这些港口调查后发现，它们的建立大都与闽粤商人有关，尤其和泉州商人有关。以烟台妈祖庙来说，它的捐建者为来自泉州的商帮和船帮，他们于清代从泉州沿海远航烟台，在当地掌控了航运业和渔业。晚清光绪年间，泉州商帮和船帮共建烟台天后宫，他们用船从南方运来了石雕、砖瓦等部件，在烟台建造一座典型的闽南庙宇，整座建筑雕刻精美，是在闽南也罕见的佳作。辽宁的沿海港口，也有许多妈祖庙，2007年秋，笔者在辽宁的锦州妈祖庙内看到“泉州会馆”的字样，表明这座庙最早是泉州商人建的。清末民国时期，福建与东北的贸易十分兴盛，福建商人运去蔗糖、烟草、纸张等南方商品，运回大豆、棉花、豆料等东北商品。在辽宁沿海，福建商人建立许多会馆，因而，在沈阳、丹东、营口、锦州等城市，都有福建商人的会馆。这些会馆气势宏大，大都成为港口最杰出的建筑。

总的来说，由于明清海禁的影响，中国多数沿海地区的航海传统失传，因而在清代开放沿海港口之后，闽南商人、渔民乘船而至，发展了当地的海洋文化。可见，当代中国各地的海洋文化，多含有闽文化的因子。

由此可见，福建人对近世以来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曾经称雄于海洋，控制了环中国海的主要贸易，建立了普及东南亚、东亚及中国沿海的商业网络。近代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福建人的海洋拓展是分不开的。因而，研究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必须给予福建人更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