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02. 福建海洋文化的历史地位

福建与海外诸国有悠久的文化联系，她是连通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桥梁，在中华文化的区域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事实上，福建是中国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1.福建与海外诸国有密切的联系

福建与东北亚诸国。（1）福建与朝鲜。朝鲜古称新罗、高丽等。唐宋之间，福建海商经常到朝鲜做生意，《宋史·高丽传》云：“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又据朝鲜郑麟趾的《高丽史》，宋代商人赴高丽达129次，共5000多人，其中载有籍贯的有24次，而闽人占18次（转引自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宋商赴丽一览表》，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第74-82页）。有些闽商被留下做官，闽人与高丽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2）福建与琉球。从明朝开始，琉球向中国朝廷进贡达500年之久，由于地理上的关系，明清两朝指定福州为联系琉球的主要港口。于是，琉球使者常在福州居住，或是候风回国，或是等候朝廷召见。明清二代，中国派至琉球的册封使达23次。双方关系在不断往来中巩固发展。（3）福建与日本。双方关系始于日本高僧空海来华，他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在长溪县（霞浦）登陆，从此，双方往来不绝，见载于史册。经过元朝侵日及倭寇扰华一段曲折后，明末清初，双方关系渐趋正常。福建著名海商郑芝龙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他们的儿子即为民族英雄郑成功。

福建与东南亚诸国。（1）福建与越南。从秦汉到五代，越南长期隶属于中国王朝，北宋初，越南独立，闽人在越南仍然很活跃，大中祥符二年（1009），越国王黎恒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岳麓书院本，第215页），于是，越南李朝建立。南宋末，李朝衰亡，闽人陈日照称王，建立陈朝。（〔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安南国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页）两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是闽人，这充分说明闽人与越南的紧密关系。（2）福建与菲律宾。菲律宾古称吕宋，闽人从唐代即开始移民吕宋。明代，西班牙人占据吕宋后，从美洲运来的白银非常之多，于是许多闽南人去马尼拉经商。近代菲律宾华侨约有十几万，其中90％以上为闽籍。（3）福建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据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在后来被称为马来亚的区域，已有闽人经商谋生。1824年，英国人占据马来亚，招募中国苦力前去开矿、垦殖，至1947年，福建华侨已有827 411人，占华侨人数31.64％（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福建与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群岛上有许多古国：三佛齐、阇婆、苏吉丹等，这些国家早在唐宋即与中国有交往。许多闽人留居印尼，据1930年统计，印尼福建华侨有554 981人，占当地华侨总数的46.64％（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6页）。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都有不少闽籍华侨，人数从数千到数十万不等，他们是福建与这些国家联系的纽带。

福建与南亚、西亚诸国。亚洲西南的印度、波斯、阿拉伯诸国都是文明古国，在宋元时期，中国的丝绸、瓷器经海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以上诸国，双方商人与旅行家频繁往来，结下深厚的关系。

综上所述，福建与海外诸国结下了广泛的、悠久的文化关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福建在历史上是中华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美文化，以及朝鲜、日本、越南文化的交汇区，也是东西南北各区域交通的交汇点，所以，福建文化是根在中原的文化，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它的本质是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冒险性等特点。自唐宋以来，福建一直是中国人向海洋发展的领头雁，是中国海洋文化发达区域之一。

2.福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代表

在历史上，福建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其重要性表现于：其一，中世纪的泉州荟萃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闽南海洋文化是世界海洋文化的结晶，也是其时代的世界最高峰；其二，明清时代福建人突破了朝廷海禁的封锁，建立了环中国海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其三，明清福建移民对沿海各省海洋事业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四，东南亚各国近代海洋事业的崛起，大都与福建人的海洋移民有关。

3.福建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闽人在与海外文化接触过程中，将中华文化传到世界各地，对海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人口与血缘的融合。

闽人在向海外播迁的过程中，逐渐与当地民众融合，成为土著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例如，宋代闽人至高丽，常被留下做官（〔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外国传三，高丽传，第14053页）；越南李朝与陈朝皆为闽人开创，他们在越南成为王族；明朝赐给琉球的“闽人36姓”中，有几个姓长期受到重用，他们在琉球聚族而居，逐渐同化于土著；在长崎的福建华侨，后来也成为日本公民，他们通晓中日两种语言，长期世袭“通事”一类的职务（［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01页）。在东南亚的华侨最多，他们有的和当地人通婚，形成新的民族。还有一部分华人相互通婚，他们长期保留闽南话等福建方言。据1939年的《闽侨》月刊统计（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6页），福建在东南亚华侨有1 899 900人，其中：暹罗37 600人，马来亚854 695人，荷属东印度739 540人，安南75 265人，缅甸77 400人，菲律宾85 400人，北婆罗洲30 000人。他们在当地从事工商业、种植业，对东南亚的开发贡献极大。

文学艺术的传播。

在宋元明三代，福建的建阳书坊一直是中国出版业中心，所出版的各种书籍和小说传至海外各国。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一书记载的“货物”类中，有“建本文字”一项；元初熊禾为书坊同文书院撰写的《上梁文》中说：“书籍高丽日本通。”（〔宋〕熊禾：《勿轩集》卷五，建阳同文书院《上梁文》，《丛书集成初编》第2407册，第64页）至今韩国、日本保存的宋元明古版书籍里，有许多是建阳麻沙本。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随着闽侨带到他们的所居国，今日东南亚、东亚诸国，没有不喜欢以上诸书的。一些与当地人同化的华侨还积极翻印中文书籍，据法国汉学家克劳婷·苏尔梦统计，从19世纪20年代迄于20世纪60年代，印尼计有华人作家、翻译家806人，他们翻译和创作的作品达2757部，加上佚名作品248部，总共有3005部（［法］克劳婷·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印尼华人的马来文学》（Literature in Mala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Archipel,1981年，第10页）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在马来亚，华裔文学产生于19世纪，著名的闽南籍翻译家曾锦文（1851-1920年）曾在马尾海军学校学习，他将上述三部古典小说翻译成马来文。而在泰国，早在19世纪初便有了一部泰文《三国演义》，翻译者为闽侨后裔。印尼的闽籍翻译家有林庆容、薛金贵等。林金枝：《福建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其影响》，《福建论坛》1989年第2期。许多闽人致力于高雅文化作品介绍，元末莆田人俞良甫在日本自费刻印汉文书籍，完成了《唐柳先生文集》《昌黎先生文集》《文选》等巨著（［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84页），对日本人了解汉文化作出了贡献。清代，一位教名为阿卡狄奥的泉州人在巴黎编著《法汉字典》（林金水、吴怀民：《第一个定居巴黎的福建人》，陈建才主编：《八闽掌故大全·人物下篇》，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它对法国汉学家有重要意义。

福建的地方艺术也传入海外诸国。明代姚旅的《露书》说：琉球人爱看闽人演出的《姜诗》《王祥》《荆钗记》等剧目。闽南的布袋戏、木偶戏、高甲戏同样在南洋诸国流传。在民国时期，每逢闽南戏班去南洋诸国巡回演出，观看者总是人山人海。泉州的南音也随着华侨传到东南亚，在泉州人较多的菲律宾和新加坡，有数十家演唱与研究结合的南音社，著名的班子有菲律宾的崇德社、新加坡的湘灵音乐社。林金枝：《福建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其影响》，《福建论坛》1989年第2期。在书画方面，福建黄檗寺的隐元于明清之际远渡日本，带去大量书画，使无法出国的日本艺术家得以浏览中国古代艺术。隐元和他的弟子即非、木庵皆擅长书法和绘画，他们的画风重写实，并吸取了西洋技法，对日本书画艺术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建筑上，闽人在日本、南洋盖的许多寺庙都展现了本土建筑一贯的风格，对海外建筑艺术影响很大。

儒学文化圈的形成。

在闽学问世以前，孔子的儒学已有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事例，但是，当时的儒学重章句考证，缺乏一股生气勃勃的精神，在佛教的绝对影响下，似有奄奄一息之感。自从朱熹将孔子学说扩大为一个严密而博大的体系后，儒学对海外学者的吸引力倍增。朝鲜出现了被誉为“朱熹之后第一人”的李退溪，儒学逐渐繁衍为一大学派，至今不衰。日本的朱子学在朱舜水东渡后，迅速成长为影响很大的“水户学派”。朱熹“爱国、尊王、重礼”的思想，以及务实、复古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对明治维新起过很大作用。越南陈朝建立后，由于开国者原为闽中儒生，对朱子学十分尊重，他建立国子监，讲习“四书五经”。在黎朝时代，《四书集注》被列为科举教材。朱子学在南洋传播较迟，但在19世纪，已有了“四书”的马来文译本。新加坡在1949年以后，逐步推广华文教育，以“四书”为课本。所以说，东亚及东南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是与朱子学有关的。朱子的理学对欧洲文化也产生过巨大影响，17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将《四书集注》等书译成欧洲文字，东方文化很快成为欧洲学者议论的中心。莱布尼茨用“理”的概念否定上帝创造世界说，法国重农学派在“四书”中找到重农理论的根据。20世纪初，辜鸿铭以儒学价值观批判西方文化观，对欧洲思想界的冲击极大。

共同的宗教信仰渊源。

福建是中国佛教、道教向外传播的基地之一，日本禅宗信徒以曹洞宗居多。我们知道，该宗是闽僧曹山本寂与其师共同开创的，明末清初隐元渡日，在日本开创黄檗宗，丰富了日本禅宗学派。日本京都的黄檗寺、长崎的福济寺和崇福寺，都是闽人建造。东南亚的佛寺大多与闽寺有密切关系，例如：槟榔屿的极乐寺便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福州西禅寺在新加坡、越南都有廨院；闽南僧人在新加坡建普陀寺，在菲律宾建大乘信愿寺（梵辉：《福建名山大寺丛谈》，福建逸仙艺苑1985年，第117-118页）。在道教与民间信仰方面，南洋华人信仰的各种神灵大部分来自福建，例如，在马尼拉有青阳大王公、石狮城隍、诗山广泽尊王等神祇的庙宇，还有闽南人信奉的妈祖、吴真人、关帝的分香庙宇。泉州通淮关帝庙极为有名，而在马尼拉，亦有一座同名庙宇（陈衍德：《马尼拉华人的闽南地方神崇拜》，《亚洲文化》（新加坡）1993年第17期）。

科学技术的播迁。

古代福建的科学技术有其独到之处，对世界科技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宋代泉州人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一书中，最早记载了“指南鱼”的用法，这一技术逐步传到波斯、阿拉伯、西欧，对世界航海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苏颂制造的水运天仪被誉为“世界钟表之母”，它的机械结构为后世钟表匠所仿效。在医学方面，宋慈是公认的“世界法医之父”；明代建阳熊宗立的医著在日本多次被翻译，日本还派人到福建，跟随熊氏学医。至于实用技术，从福建外传者甚多：清代闽人赴泰国造船，使当地造帆船的技术大大提高；闽商在南洋各国开糖坊，则使中国制糖术传到当地；其他如制茶术、晒盐术、造纸术都陆续传到闽人侨居之国。福建各种农作物也传入海外地区，丰富了海外民众的物产和生活。

总之，通过福建这一文化跳板，中华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它对各国文化的开发和科学进步，都起过良好作用。

4.海外文化对福建文化的影响

福建作为儒学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美文化的交汇区，在历史上受海外文化影响很大，可分为几个历史阶段。

唐以前（第一阶段）。

闽人在汉代即和东南亚国家有了交往，其时，印度文化极盛，所以，闽人受海外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教的影响。有记载的福建最早的佛寺始于西晋太康年间，但它在民间的传播可能更早些。其后，福建佛教的发展极为迅猛，我会在本书第一章中作介绍。从《续齐谐记》所载“东晋阳羡许彦于绥安（漳浦）山行”的故事来看，当时佛经故事已渗透在民间传说中（参见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97-198页）。日本圆珍和尚于大中七年（853）入唐，在福州开元寺跟从中天竺的般怛罗学习悉昙（［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6页），这也说明佛教文化在福建很有影响。不过，闽人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并非照抄不变。唐代，禅宗在闽中占统治地位，它在福建居于主导并衍化出南宗五派，说明福建已融会贯通了印度佛教，并和本土文化结合，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同样是佛教鼎盛区域，浙江在五代盛行天台宗、华严宗等印度原生佛教教派，两省之间的差别含义是深远的。

宋元时期（第二阶段）。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泉州，他们带来了各自本土的宗教，如来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来自波斯的摩尼教，来自西亚的景教与来自西欧的天主教，还有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使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宋元外来宗教并未对中国产生类似佛教那么大的影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都在外来商人中传播，中国人加入者极少。唯有摩尼教逐渐演化为明教，成为宋元明三代重要的民间宗教之一。

明末清初（第三阶段）。

元朝灭亡后，泉州港渐趋衰落，海外巨商大多转移外地，福建沿海的外来宗教渐趋消亡。迄至明末，天主教进入中国，在福建有数万教徒，这使福建又一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仁爱哲学与忍耐为上的处世方法与儒教有相似之处，所以引起以退休宰相叶向高为首的许多儒者的兴趣。但是，清代罗马教廷干涉中国教徒祭祖习惯，导致清廷决心禁教，这使天主教对中国的影响被缩小到最低程度。不过，清代前期福建天主教的传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西方传教士艾儒略在福建著书多部；其二，福安人罗文藻成为第一位中国主教；其三，福安、莆田、漳浦等地的天主教度过清廷禁教时期，一直存续到鸦片战争以后。这说明和其他诸省相比，福建受天主教影响相对较深。

近现代（第四阶段）。

五口通商之后，欧美文化在中国登陆，闽人在介绍欧美文化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林则徐被誉为“中国学者中睁眼看西方的第一人”；沈葆桢主办马尾船政后，使之成为引进近代西方科技的基地。在社会科学方面，严复翻译了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各领域的名著。在文学上，林纾翻译了40多部西洋小说、戏剧故事。在宗教领域，西方基督教会在福建创办了1000多所学校。为了便于基督教普及，西方传教士花费许多心血，将《圣经》译成福建方言，产生了以罗马字拼音的福州话《圣经》和闽南话《圣经》，构成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奇特现象。受其影响，卢戆章提出了第一套“汉语拼音方案”。此外，林振翰于1911年出版《汉译世界语》，对世界语在中国传播作出贡献（参见陈建才主编：《八闽掌故大全·人物下篇》，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89页）。总之，近代福建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福建成为土地革命的重点区域，这也反映了现代闽人对欧洲先进文化的热情。由于福建的教会教育和新式教育发达，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他们在经受严格训练的前提下，逐步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福建以科学家及学者人才辈出而被称为“人才省”，这是闽人在引进欧美学术、思想、科技方面先走一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