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04 闽中海上人家与中原移民的融合

中原移民与福建疍家人的结合，使闽人成为具有海洋文化性格的区域人群。

    一、福建早期汉越民族的交融

唐代的《开元录》谈到福州时有这样一段话：“闽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江南东道十二，福州，引《开元录》，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宋本，第117页）这是说，福州林黄等五姓是“蛇种”，而“蛇种”正是“说文解字”对“闽”一字的解释。可见，迄至唐代，仍然有人认为闽人是古代闽越人的后裔！林、黄、陈、郑历来是福建的四大姓，《开元录》所说的闽中五姓，应当包括这四大姓。但是，前引《三山志》，称闽中“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姓皆从中原南迁。那么，林、黄、陈、郑等福州大姓究竟是什么地方人？笔者认为，实际上，这八姓中可能只有部分是从北方南迁的，而其中多数，应为越人后裔。闽中大姓，在六朝时期也有人提及（《陈书·陈宝应传》言及陈宝应“世为闽中四姓”〔唐〕姚思廉：《陈书》卷三十五，陈宝应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486页），陈宝应反叛时，陈朝对他大肆声讨，其檄文曰：“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唐〕姚思廉《陈书》卷三十五，陈宝应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487页）可见，在陈霸先看来，陈宝应这一闽中四大姓之一的首领，实为“渠帅”。

“渠帅”是当时的中原贵族对少数民族首领带有侮辱性的称呼，陈宝应被称为渠帅，说明他确实是越人子孙，而在陈朝之前，闽地的渠帅一直很活跃。例如：《梁书》云：“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莫敢犯者。”（〔唐〕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558页）闽人首领陈宝应的盟友——在江西一带反陈的土豪首领周迪及其部下也被称为“渠帅”（散见姚思廉：《陈书》卷十三，徐世谱传，第201页；卷三十五，周迪传，第479页。李延寿：《南史》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561页)。此外，隋初江南反隋军首领高智慧的部下，也被称为“渠帅”(〔唐〕魏征等：《隋书》卷五十五，杜彦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372页)。从六朝时期闽中多为渠帅掌权这一事实来看，当时闽中多为越人子孙，否则，他们不可能控制闽中。

以上史料证明了六朝时期越人的血缘在福建长期延续，其主要家族有林、黄、陈诸姓。福建民谣有“林陈半天下，黄郑满地走”之说，这是说，林、黄、陈、郑诸姓是福建大姓，其中陈林就占了一半以上人口，黄姓与郑姓的数量也无法数清。就此来看，林惠祥教授认为现代闽人中有相当比例的古越人血缘，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族是一个血缘相当复杂的民族，她以华夏族为主体，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许多民族。吕振羽等老先生认为：夏、苗、越、夷是汉族四大来源。越人生活于东南滨海区域，北至山东半岛，南至北部湾，都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他们融入汉族有先有后，也有一部分越族形成了独立民族，如壮族等。因此，我们仅仅证明福建人中有越人血缘，其实并没有为以往的知识增加些什么，我们想要弄懂的是：闽中越人是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汉化？六朝时期的闽中越人汉化达到什么程度？

六朝时期的社会习俗，重视门阀制度更胜于民族差异。这一时代人们重视的是门第与文化传承，那些从汉朝以来显赫的世家，被认为是汉文化的继承者，在政治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这些家族被视为世家大族。在江南地区，王、谢、顾、陆四姓被视为大姓，其他各姓皆有品次。其时，山越人分布于长江南北的许多地区，汉朝对他们的统治较为宽松。但在吴国时期，朝廷屡次派军队到山区搜索山越人，迫使他们下山，吴国将俘获的山越人编入军队，带到江淮地带屯田、打仗，这一政策的长期执行，便将山越人压迫为社会最底层的部曲。由于这一原因，六朝时期对山越人的歧视是相当严重的。在这一风气之下，闽中的越人也受到歧视。不过，除了越人之外，普通的汉人家庭，同样受到世家大族的歧视，因此，这一歧视主要不是民族歧视，而是门第歧视。由于汉人的下层群众与越人一起受压迫，所以，共同的命运将他们逐渐联系在一起，反而促成了六朝时期的南方民族大融合。从总体趋势而言，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门第制度盛行，但其最后结果却是出现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下层民众同生死、共命运而造成的。

在南方地区，门阀制度最盛行的是东晋时期。东晋灭亡之后，门阀制度便遭受重大打击。例如，南方四姓中，由于王姓大臣多次在晋末发动叛乱，在政治上的影响大不如以前。谢氏虽然未受太大打击，但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也逐渐消失。随着寒族刘裕创立宋朝，一批新贵成为朝廷中的实际掌权者，传统的世家大姓只能获得一些荣誉性职务，或是中下层职务。刘宋灭亡后，萧齐、萧梁取而代之，其开创者都是军事首脑。他们所用之人，也多为军官，因此，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使世家大姓遭受重挫。最后，岭南豪族陈霸先取得政权。陈霸先的祖先据说是江南的平民，而后流落岭南，在岭南成长为豪族。在他统治时代，南方世家大族大多早已衰落。因此，陈霸先掌权，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统治阶层，没落的世家大姓受到冷淡。其时陈霸先为了争取闽中土豪陈宝应的支持，与陈宝应通谱，陈宝应家族因而被接纳为皇族。这一事例表明：当时南方的民族界限其实十分淡薄，虽然整个中国还存在着北人对南人的歧视，但在实际上，南方汉人与山越人之间，已经没有很明显的民族差异。陈宝应与陈霸先家族通谱，说明东晋的门阀制度已经彻底崩溃，人们对传统的门阀等级制度已经不太感兴趣，否则陈霸先无论如何都不会与“低贱的”闽中陈氏通谱。因此，这一事件也表明闽中越人融入汉族的过程，它说明闽中陈氏已经被纳入汉族的一部分，闽中其他姓氏的闽越人自然与陈氏取得相同的地位。以后，虽说陈霸先在陈宝应叛乱时，又发檄文大骂陈宝应是“卉服支孽”，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已是无法消除。总之，闽越人自汉武帝平闽越之后，便开始了融入汉族的过程，自两晋及南朝的教化以来，闽越族的主流实际上已经成为汉族的一个部分。

必须说明的是：陈宝应与陈霸先通谱，只能说明福建发达区域土著与汉族的关系，实际上，在广大山区，还存在着各色各样的土著民族，他们直到唐代尚被视为“蛮獠”，因此，多数闽中土著与汉族完全融合，尚要等到唐代中叶。

    二、唐五代闽中汉化的扩展

唐朝建立后，改变了隋朝的苛政，朝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彻底放弃隋朝从民众身上刮取钱财的指导思想。即使不得已要增加赋税，唐朝也注意到区域差异。对于南方人口稀少的区域，赋税一向较少，纵然有加税，也很少在南方区域打主意。唐朝一代，福建的土贡不过是生姜、鲨鱼皮之类的东西，都是福建的土特产。唐朝赋税的压力，主要是由中原地区所承担的。唐朝在南方地区所求的是教化，朝廷在这里传播儒学，改变当地的社会习俗，使之融入汉族大家庭，而朝廷的这一政策，也改变了南方民族对朝廷的看法。许多福建山洞的民众都感到：倘若从自由的状态进入唐朝的管理之下，对本地的开发利大于弊，于是，一个又一个山洞的豪强，率领其民众，主动投靠唐朝在福建的官府，以下探讨唐代福建几个有代表性的州县建立。

宁化县的建立。宁化在隋末名为黄连，隋末天下大乱，当地人巫罗俊割据黄连，在李子通的管辖范围内。唐武德四年（621），李子通败死后，“时天下初定，黄连去长安天末，版籍疏脱。贞观三年（629），罗俊自诣行在上状，言黄连土旷齿繁，宜可授田定税。朝廷嘉之，因授罗俊一职，令归剪荒以自效。而罗俊所辟荒界，东至桐头岭，西至站岭，南至杉木堆，北至乌泥坑。乾封间乃改黄连为镇。罗俊没五十余年，为开元十三年（725），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界(时潮、漳、建俱属泉州)福州西界检得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闻。复因居民罗令纪之请，因升黄连镇为县……天宝元年（742），更黄连镇曰宁化县”(李世熊：康熙《宁化县志》卷一，土地部上，建邑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汀州建立后，宁化是其重镇之一。

古田县的建立。古田县原为流民散居的山洞，开元年间，“都督李亚邱在郡，洞之大姓刘强、林溢、林希辈相与归顺，遂奏置古田县，在双溪之汇，屏山之南”(〔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册，卷一，地理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据《三山志》第三卷的记载，李亚邱派杨参军至古田，检得民户一千余家。

尤溪县与永泰县的建立。尤溪县在唐初也号称山洞，“唐以前民率岩居谷汲，怙崈险蠕选观望，不内属，中国宾之。开元二十二年（734），经略使唐修忠以书风其民，酋长高伏以千户附，始娖娖臣中国。二十九年，即其地县之，隶福州”(李文衮等：嘉靖《尤溪县志》卷一，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本，第1页)。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永泰县的设置也与山洞之民内附有关，唐永泰二年(766)，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

上述宁化、古田、尤溪、永泰等县的山洞之民，应当都是古越族的后裔，或是其他少数民族。但是，他们都在唐代接受了朝廷的统治，从而促进了当地民众的汉化过程。

漳州的设立则是另一种方式。《八闽通志》第八十六卷的“漳州府”部分记载：“隋末盗贼蜂起，自刘武周而下四十有九处。太宗渐次芟夷，独闽广间犹有余孽。嗣圣元年（684），徐敬业起兵维扬，潮梅间又有梁感者为之羽翼。朝廷遣玉钤卫大将军梁郡公李孝逸提兵三十万众以破之。而梁感之徒尚在也。陈元光父子奉命讨贼，兴建营屯，扫除凶丑，方数千里间无桴鼓之警。又为之立郡县，置社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捐躯陨命而后已。”(〔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9页)

据此，岭南一带入唐之后仍然动荡不安，直到陈元光平定岭南陈谦的造反，建立漳州，岭南才逐渐平定下来。漳州位于岭南与福建交界处，漳州的治安，同样也会影响到福建。所以，漳州的建立，对福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建立，是该区域民众汉化的开始。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汀州的建立。不过，漳汀二州土著的汉化更为曲折。从后世的史料来看，漳州与汀州在宋元时期都是畲族较多的区域，他们融入汉族要比闽越人更迟一些。闽越人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福州与建州，上述宁化、古田、尤溪、永泰等县即是属于福、建二州的。

从居民的民族属性来看，唐代也是福建的一个转折时期。福建是以闽越人的居住区进入北方汉人视野的。两汉六朝时期，闽人逐步汉化，但民族隔阂存在。唐代前期，福建还被视为蛮荒地带。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族大举南下，福建人口从隋代的1万多户逐步增长到10万多户，再到宋朝统一时的40多万户，人口数量骤增。导致福建人口增长的基本因素，应是北方人口的南下。当代对闽人的DNA测试也表明，闽人的男性血统多来自北方，而女性血统多来自南方。这一情况应是在唐末五代奠定的。换句话说，新福建人的形成大致在唐末五代。他们兼有南北血统，已经成为汉族的一个分支。迄至固始人王审知在闽中掌权，闽中兴起以籍贯固始为骄傲的风气。迄至宋代，不论是林姓、黄姓、陈姓，还是其他姓氏，几乎所有的闽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北方迁来的。对这一情况，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有不少冒充的成分。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辨认，最为重要的不是血缘的真实关系，而是文化的认同。既然这一时代的闽人都认为自己是北方移民的后裔，那就表明他们完全混同于汉族。因此，就文化实质而言，宋代闽人的主体已经是汉人，而从闽越人到汉族的文化认同的变化，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唐五代。

对于疍家文化，我们极感兴趣的是：他们最早被称为“游艇子”，说明他们最早的航海工具是“艇”，在汉文中，艇，即是小船。在中国古代，疍家人一直被南方陆地民众视为贱民，但从海洋文化这一点来看，疍家人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民族，也是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海洋民族。他们不像大多数民族一生主要生活在陆地上，而是以船为家，以海为家，对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只能以伟大这一词来形容。要知道福建的海洋是风暴的海洋，每年夏季，都有十余次台风经过台湾海峡。台风的风力一般都在十级以上，有的十二级强台风，风速达每秒百米以上。台风中心所过之处，房屋塌倒，大树连根拔起，海面上巨浪滔天。生活在福建沿海，每当台风季节我常会想：古代的疍家人是怎么在这种海面上生活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抵抗滔天大浪？从其生活方式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西方历史上所谓的海洋民族，诸如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住在海岸上，偶尔参加海上航行而已。如果这样的民族都自称是海洋民族，那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疍家人？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出另外一个民族，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大海，在海洋上生活，在海洋上成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离不开海洋。近代的所谓“海洋民族”，其实都是以陆地为生活的基地，以大海为谋生的场所，他们不管在海洋生活多久，最终都是要以陆上的财富与荣誉来体现自己的价值。疍家人则不然，在六朝时期，闽、粤、浙三省的海岸，基本没有人居住，如果他们要登岸居住，根本没有人阻挡。问题在于：他们在陆地上，感觉不到漂泊海上的自由，即使偶尔在岸上搭住篷寮，也只是暂时的驻足。

从衣食上而言，近代的所谓“海洋民族”虽然漂泊于海上，仍然是以陆地上的牛羊肉为主食，只有疍家人才是以鱼类为主食；从进入海洋的人口而言，近代的海洋民族都是以男劳力进入海洋，而疍家人是举家居住海洋，真正地以海为家；如果说近代的海洋民族根子是在陆地，进入海洋是偶尔的行为，疍家人则是以海为根，走上陆地才是偶尔的行为。在世界航海史上，我们曾经称赞过太平洋上密克罗尼西亚人的航海能力，但密克罗尼西亚人还是以岛屿为家，以航海为副业，只有疍家人才是真正地以海为家。

此外，一个题外话是：近代美国的人类学家提出，南太平洋的种族起源于台湾。从台湾海峡航海的历史来看，他们更有可能是疍家人的一支，当然，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从海洋文化这一角度而言，闽人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中最善于航海的一个民系，与闽人中大量融入疍家人有关。在秦以前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夷越人创造的，秦汉以后，谁是夷越海洋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与开拓者？当然是疍家人！疍家人不断地融入闽人中，滋养了闽人海洋文化的发展。当然，疍家人海洋文化的发展，受益于汉人的文化成就，磁针的使用、大型木船的制造，都离不开汉人的工艺技巧。没有汉人发明的锋利的钢铁，就不会有精巧的木工器械，没有这些器械，就不会有精美的木器。要知道，木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古代的希腊人以其精美的石雕艺术闻名世界，这一石器艺术传统由印度、阿拉伯人继承；而中国人则是木构艺术的大师，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主要建筑物都是由木材建造的，而且，这些木建筑的华丽，从来不亚于西方的石建筑。当我们想望古代阿房宫、近看明清故宫之类的大型宫殿，就不能不赞叹古人的绝代才华，展望世界各地，没有一个民族能再展示同样等级的木建筑才艺。这一伟大的木构艺术有什么意义呢？它不只是展示古代中国人陆上建筑的才艺，同时还是古代中国人发展海上艺术的强大后盾。打一个比方，一座大型木船，即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宫殿，没有精致的木构技术，也就无法建造大型木船。而中国人恰恰是最善于木建筑技艺的，他们将制造宫殿的技术移用于海船，便能制造出大型的木船。这一技术的转移，对疍家人来说，是突破了小艇时代的关键，是从“游艇子”发展到航海家的关键。所以，二者的结合，是唐宋时期中国海洋文化升华的关键。

从汉越文化融合去看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就可知道：福建海洋文化实际上要有必备的两个前提——疍家海洋文化的发展与汉文化的南传。疍家海洋文化是福建的本土文化，而汉文化则是移民文化，只有当福建的汉人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有最精致的汉文化发展，而只有这类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汉文化中的精华才能在福建汉人中流播，才有了汉越文化高层次结合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去看，毫无疑问，唐代福建经济的开发，是汉文化传播的基础，而唐代晚期闽人的文化成就，实际上意味着汉文化精华在闽中的奠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有成熟的海洋文化。唐代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不是历史上突然爆发的事件，它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这一背景，就是汉人的南下，与南方民族的融合，形成具有新成分的汉族分支，从而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他们不像中原民众一样以农业劳动为人生价值体现的唯一方式，而是因地制宜，以海洋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在他们中间发展起了海洋文化。所以，从这一点而言，闽中海洋文化的大发展，是从唐五代开始的，也是在这一时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