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05 闽王王审知的海洋观念与精神

唐末五代，南下的固始移民和福建本地居民相互融合，他们发展对外贸易，欢迎蕃商入闽，派出商船到海外贸易，并且着力开拓北方航线，从而巩固了福建商品的中原市场。这些重要决策的施行，奠定了福建省数百年的海洋优势，体现出的“向海而强”的海洋精神值得后代永远继承和发扬。 

闽王纪念馆（王东明 摄）

    一、王氏闽政权海洋政策的调整

     王氏闽国是一个唐末五代割据南方的政权，它的基本领域为唐代福建的五州，即福州、建州、泉州、汀州、漳州。福建五州多山少田，沿海却有几个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集中于福州与泉州境内。唐文宗曾下令抚恤沿海胡商：“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十，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页）从唐文宗的诏书看，唐代福建的福州、泉州二港与广州、扬州并称为对外贸易的三大区域，然而，福建在三大港群中毫无优势。唐代对外贸易最盛的是广州，据说，唐代广州城至少有数万胡商聚集，他们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当时中国出产白银、瓷器、铁器、丝绸等商品，在海外有广大市场。在东南亚印尼境内发现的沉船“黑石号”里，人们发现了产自长沙窑的陶瓷器，还有数额可观的白银和黑铁。“黑石号”是一艘以藤条捆绑的木船，用藤条将各种木材绑在一起，从而形成船体。这种造船法流行于东南亚和印度洋诸港，一般认为，这类船只的主人是来自西亚及南亚的胡商，从船上载有大量中国货物来看，“黑石号”肯定从广州港出发，它的主人有可能是寄居广州的蕃商。那时福建的外贸不温不火，与广州是没法相比的。

唐代末年广州发生了一场惨案，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大盗黄巢攻占广州。《旧唐书·僖宗纪》记载：“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所谓“大掠”，实际上是一场大屠杀。据海外游客的《苏莱曼东游记》一书，黄巢在广州屠杀的胡商有12万人之多。这一恐怖的记载又出现于数百年后的《黄金草原》一书，其内容是黄巢屠杀广州胡商20万人。西方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记载是可以相信的，至于数据之差，他们认为，这12万人是胡商，而20万人的记载是包括胡商的家属在内。其实，唐末的广州是一个小城市，肯定没有数十万居民，因而也不可能有20万胡商和他们的家属。为什么说唐代广州是小城市呢？这是因为，唐代天宝年间岭南全路的人口也不过是42 235户，221 500万人，他们分布于岭南广阔的地区，每个城镇若有数千人就算大镇了，即使是最大的城市广州，它的人口也就几千至几万人而已，这是岭南总体荒凉造成的。主人如此，客人不会更多。因此，寄居广州的胡商最多不过数千人，每年能发出十来艘商船贸易就算不错了。此外，还可以从广州蕃坊的面积来研究。广州蕃坊位于今广州的光塔路一带，经广东学者的研究，这一片蕃坊大约有40万平方米。如果将这片蕃坊比作长方形，其长度约800米，宽度约500米。由此可知，这样大小的蕃坊不可能住下12万人，假设此地有两千户人家，平均每户人家是200平方米，唐代的房子都是自成体系的独立小院，一座院落再小也得有200平方米吧。若一户人家住五口人，全蕃坊约住10 000人。所以，唐代广州的蕃坊大约住了几千到一万的胡商。域外古籍擅长夸张，有些数字并非可靠。总的来说，唐末广州人口虽然不多，但经受黄巢的掠抢之后，广州遭受重大破坏，大批蕃商死去或是离开，在外贸领域的地位受到打击。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黄巢攻占广州之后，东南局势大变。黄巢后来率其部下北上，一度占领洛阳、长安等地，南方各地大乱，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在福建境内，一支来自北方的移民队伍于光启二年(886)八月攻克泉州，旁观者担心：也许黄巢屠广州的悲剧又会在泉州发生。但是，这支移民队伍的领袖王潮没有这么做，王潮原为固始县的佐史，后来进入固始南下移民的队伍担任军正，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得到泉州之后，他很快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五代以后，蕃商来中国，主要居住在泉州而不是广州或是扬州，这一基础是五代闽国时期打下的。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五月，王潮之弟王审知攻下了福州，从而建立统辖全闽的王氏政权。在唐末五代各地割据政权中，王闽是最小最弱的一个。它能够存在几十年，与王氏家族审时度势有关。王潮攻占泉州之初，便向唐王室进贡，继续保持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王潮不像其他割据者那样胡来，而是善待来自海外的蕃商。这与黄巢屠杀广州胡商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广州胡商经济遭受打击的背景下，王潮、王审知等闽国统治者抓住时机发展海外贸易，《范太史集·王延嗣传》评价王审知：“招来蕃舶，绥怀海上诸蛮，贸易交通，闽俗康阜。”（〔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六，王延嗣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页）可见，王审知利用了广州事件吸引蕃商来福建诸港贸易，他任命张睦管理榷货务，张睦“雍容下士，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五，张睦传，第1377页），这就改善了福建的外贸环境。于是，许多外籍商人到福建探寻新的机会。例如，南洋的三佛齐国绕道福建向唐朝廷进贡，唐皇室大为嘉赏，“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宋〕王溥：《唐会要》卷一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38页）。当时的朝贡实为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双方在贡赐关系之外，还附带进行商品贸易。对许多国家来说，这种附加贸易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因此，他们积极来中国朝贡。而王审知也想方设法把他们吸引到福建境内，于兢所撰的《琅琊王德政闽王王审知画像碑》记载：“公示以中孚，致其内附，虽云异俗，亦慕华风”，“佛齐诸国，虽同临照，靡袭冠裳，舟车罕通，琛赆罔献。向者亦逾沧海，来集鸿胪”。作者认为，这展示了良好的发展远景，“宛土龙媒，宁独称于往史？条支雀卵，谅可继于前闻”。大宛、条支是两个西亚国家，与中国遥隔千山万水，汉代这两个国家曾经向汉朝进贡，闽土与海外的关系发展下去，西亚国家也会参与朝贡唐朝的。可见，当时的对外贸易给福建带来了相当的利益。对于境内的两大海洋港口，王潮和王审知是相当爱护的。 

闽王王审知画像

福州港的改造。福州地处闽江下游的沿海，闽江在福州城近郊流速减缓，汇成一个大港，涨潮时，海水倒灌闽江，大船乘潮可驶抵福州城郊的南门下。宋代的《三山志》写道：“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文中的“伪闽”是指五代时期的闽国。这话是说，唐五代时期海船可以进至福州南门外的河港，也就是水部门之外的天后宫一带。这里曾经是福州对外贸易的码头。又据发现的唐元和年间的冯审《球场山亭记》，其残文有：“……迩，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人物有……”陈叔侗认为：这说明有不少海外来人住在福州，乃至福州风俗受影响（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孑遗》附图，载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周朴咏道：“海水旋流倭国野”（周朴：《福州神光寺塔》，《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60年），是说福州与日本之间有联系。薛能的《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船到城添外国人。”（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全唐诗》卷五百五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第6487页）这都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情况。

黄崎甘棠港的开辟。由于福州港不利于大舶航行，王审知又开辟了甘棠港。甘棠港原名黄崎港，这里“古有岛外岩崖，蹴成惊浪，往来舟楫，动致败亡。王遥祝阴灵，立有玄感，一夕风雷暴作，霆电呈功，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港。至今来往蕃商，略无疑恐”（翁承赞：《闽王审知墓志》）。这里是说，王审知在位时，海边发生了一场地震，大地震震碎了海边的一些礁石，民众在王审知领导下，顺势整理大船进入福州的水路，从此开辟了福州的甘棠港。外籍商船进入甘棠港，对甘棠港有所夸奖。可见，甘棠港也是对外贸易港口（此事又见于《北梦琐言》的记载：“闽王审知患海畔石碕为舟楫之梗，一夜，梦吴安王（即伍子胥也）许以开导，乃命判官刘山甫躬往祈祭。三奠才毕，风雷勃兴，山甫凭高观焉，见海中有黄物，可长千百丈，奋跃攻击。凡三日，晴霁，见石港通畅，便于泛涉。于时录奏，赐名甘棠港。”甘棠港的开拓，对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可是，学者对甘棠港位于何处一向有争议，有的认为在闽县境内，即今连江黄岐镇，有的认为在古长溪县境内的黄岐镇，即今福安的下白石镇（廖大珂：《闽国甘棠考》，《福建学刊》1988年第5期）。（按，福州最早的府志《三山志》记载福州沿海水程十分详细，它将甘棠港系于罗源港之北的西官井洋港内，并指出它的上源有两条江，一条发源于政和境内，一条发源于浙江龙泉境内，这两条江明显是今天的穆阳溪和交溪，下白石镇位于二溪下游海口，故后说为是。）又，《宁德县志》记载，五代时本县人黄岳死后为神，宋邑人郑士懿撰写的《庙碑记》写道：“先是，侯于五代时以能至风雨雷电，袭黄崎大石，通港利，济舟楫，封永灵公。”（张君宾等：乾隆《宁德县志》卷二，坛庙，宁德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点校本，第137页）可见，甘棠港确实在福安境内。其他各说不见于宋代《三山志》，明清时期才出现于方志，只能说是后人的附会。甘棠港的缺点是离福州较远，虽然属于福州，实际上还有一段长达数百里的水路或是陆路，以故它的发展前景不如其他二港。它与福州港、泉州港鼎足而立，反映了闽国时期福建海岸线的全面开放。

泉州是唐代兴盛的一个对外贸易港口。应当说，福建官府一向重视海上贸易。据陈懋仁的《泉南杂志》，“唐设泉州……参军事四，掌出使导赞”（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第3161册，第13页），说明唐代泉州政务中，对外交涉已是很重要的。唐代大历时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唐〕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全唐诗》卷二百零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2170页）说明泉州已是外商进贡中国的主要通道之一。闽王政权之时，泉州太守先为王氏三雄之中的王审邽，后来是王审邽的儿子王延彬。王延彬在泉州发展对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泉州太守王延彬是王审知的侄子，他“性豪华，巾栉冠履必日一易，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四，王延彬传，第1364页），没有在海外贸易中积累的巨额财富，他是没法过这等豪华生活的。王延彬之后，闽国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一直延续下去，留从效割据闽南时，重视对外贸易，“陶器、铜铁，泛于番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泉州《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第48页）。近年在泉州发现了一座南唐时期的石经幢，上面署名为：“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林宗鸿：《泉州开元寺发现五代石经幢等重要文物》，《泉州文史》1986年第8期）其中“专客务”一职，应为留从效专门接待外商的官职。在这种背景下，福建的海外贸易有相当大的发展。

唐代福建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北不如江南的扬州与明州，南不如岭南的广州及交州的龙偏（今越南北部港口）。从地理环境而言，江南港口适于对朝鲜、日本、契丹、渤海等地贸易，广州、龙偏适于对东南亚贸易，适合福州及泉州的贸易港口只有东部琉球及南部菲律宾的一些港口。从地理位置而言，福建诸港不算太好。对福建有利的条件是，福建港口面临台湾海峡，冬天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船舶顺风航行，不论对哪一方贸易都很方便。所以，自五代之后，福建成为海上南北贸易的交汇点，福州和泉州都是与海外通商的城市。

研究泉州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一点要注意。泉州太守不只是吸引外来商人，更为特殊的是主动派出“蛮舶”到海外贸易。所谓“蛮舶”，学界一向有争议，直接的解释，“蛮舶”就是当地人发往“蛮夷”地方的海船。深入研究，蛮舶之名似与泉州当地人有关。在中国东南沿海一直有一批水上居民，隋代的水上人家被称为“游艇子”，明清时代的水上人家被称为疍民。翻看各地方志，北到浙江沿海，南到广东海滨，都有疍民活动的记载，而且这些疍民的活动，从唐宋时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不过，有一个例外是，泉州府志从来没有疍民活动的记载。难道泉州历史上没有疍民？当然不是。更好的解释是，泉州疍民很早就与北方移民融为一体。比方说，王审知在泉州娶了一位惠安籍的太太，后来继承王审知事业的几个儿子，都是这位惠安籍太太生的。这件事的本身，就表明王审知家族与泉州当地人完全融为一体，没有什么北方人和本地人之分。泉州本地人实际上在唐代也是“游艇子”的一部分，他们也曾被官府视为蛮族，但是，他们掌握着航海技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极为久远。他们在闽国时期并未遭到歧视，而是被当作商业依托的对象。泉州太守王延彬掌权后，集中财力投入远航事业，他让本地人驾驶大船到海外贸易，由于本地人一度被视为蛮族，所以，他们的船舶也被视为“蛮舶”。在王延彬掌权时期，由泉州出发的蛮舶都能在海外获利，从而奠定了泉州人海上事业的基础。历史上泉州人与广州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泉州人一向是主动去海外贸易，而广州人的对外贸易一向是开放港口，让外国人自由进出。这一政策的分界线，至少在闽王政权之时就形成了。那时福建的港口也欢迎蕃商，泉州也是如此，宋元时期定居泉州的蕃商数量超过广州，这与泉州在闽王时期执行的政策有关，这是一个历史延续。不过，泉州更大的特色是派出本地商船到海外贸易。站在历史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闽人与粤人一个很大不同是：他们会自行到海外经商！东南亚诸国的商人集团从来就是以福建商人为主，这与闽人的历史传统有关。而这个传统至少在闽国时期就显示出来了。

那么，北方移民进入泉州，给泉州海上贸易带来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考古成果是：五代两宋福建的造船技术与广东有了很大的区别。唐代广东所造的船多为藤条船，这与外商主要在东南亚造船有关吧？一直到宋代，都有人说广东的海船以藤条船为特点。但福建船就不一样了，海上考古至今没有发现五代时期的福建船，但发现过宋代的福建船，例如在广州外海的“南海一号”。宋代福建船的特点是使用大量的铁钉！这是由于唐宋间福建各项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中原自汉代盛行的炼铁术在福建已经普及，因而福建能够生产大量的铁钉等铁器。使用铁器建造船舶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这个转变至少始于闽国时期，在宋代已经普及。所以，宋代的福建船在东南亚各地都可以见到，这是福建手工业技术较高的证明。可见，南下的移民为泉州远航事业不仅贡献了资本，还贡献了制造业技术。它和福建疍民传统航海术结合在一起，发展了泉州的远航事业。

总之，王闽政权时期，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恰好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此前唐代对外贸易的重点在岭南的广州，当广州发生大屠杀之后，广州的胡商遭受重击。王闽政权适当的政策让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到了福建的泉州和福州。此后从宋元泉州港到明代的漳州月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一直在福建，福建经济因而领先周边诸省多年。

    二、从海路进贡中原政权

王闽政权一向实行进贡中原的政策，不过，这一政策在中原政治发生剧变之际受到了质疑。公元907年，朱温（又名朱全忠）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政权，割据江淮的吴国公开反对，从此，由福建通往中原的陆路被切断了，此后的闽王政权无法从陆路直接进贡中原。

朱全忠的突然行动，引发了各个割据政权的不安，一些与朱全忠关系较好的诸侯改用大梁年号，而与中原较远的割据政权大多保持用唐代年号。据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书，朱全忠于907年称帝代唐，建立梁朝，当年王审知仍用唐朝的年号。次年，“河东李克用、淮南杨渥、山南李茂贞、泉南王审知、南海刘隐行唐年”，不过，该年“荆南高季昌、湖南马殷、两浙钱镠附于梁”，其中钱镠为王审知的长期盟友，他向梁朝称臣，对王审知影响极大。909年，南方的形势继续变化。“泉南王审知、南海刘隐附于梁。刘隐卒弟岩立。河东李存勖、淮南杨渭、山南李茂贞行唐年。”（〔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六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观物篇三十四，第41页）如邵雍所记，闽王审知是到了朱全忠建国的第三年，即开平三年（909）才采用了大梁年号。可见，当年朱全忠篡唐的消息传来，王审知曾经犹豫了一段时间。实际上，王审知手下有不少人反对向大梁称臣。例如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嗣劝他不要接受后梁的封号。

当年在王审知都督府里，各方争吵激烈，也有些人对王审知“敷陈利害，劝其奉梁正朔”（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五，邹勇夫传，第1382页）。王审知和朱全忠的关系一向很好，早在唐昭宗在位时期他就很注意巴结这位权臣，逐步得到朱全忠的欢心。唐天祐二年（905），朝廷为王审知建立生祠，树立德政碑，就是在朱全忠建议下进行的。朱全忠篡唐后，一时议论纷纷，其实，王审知主意早定。作为一个实力不太强的割据者，他需要中原王朝的支持，这一利害关系远胜于缥缈的“政治道义”，何况李唐王朝人心已死！他听了王延嗣的话之后，“俯首久之曰：‘此特腐儒陈言，无补实用。知彼不知己，兵法所大忌。彼虽僭逆，然既已南面朝诸侯，加之坚甲利兵，半于天下，东征西伐，草折卵碎。我凭数州之地，辄婴其锋，是自取颠仆，安能成大事哉！’”（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六，王延嗣传，第18-19页）不管王延嗣如何劝说，王审知还是决定拥护后梁王朝。新建的后梁王朝为收揽人心，封王审知为侍中，王审知不动声色地接受大梁的封敕。朱全忠称帝的第二年，即后梁开平二年(908），王审知就派人向后梁王朝大举进贡，贡品有“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王钦若、杨亿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十七，闰位部，纳贡献，中华书局1960年，第2380页）。

当时福建至中原的陆上交通被割据江淮的吴国阻断，“审知每岁遣使朝贡，泛海至登莱抵岸，往复颇有风水之患，漂溺者十四五”（王钦若、杨亿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二百三十二，僭伪部，称藩，第2763页）。例如：“王保宜者，唐末为闽师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佚名：《江淮异人录》，万历《道藏》第11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19页）虽然遇到挫折，可是，王审知坚持进贡。他的贡品见于记载的还有：

梁开平四年（910），“贡方物，献桐皮扇”。

梁乾化元年(911)，“福建进户部多支榷课葛三万五千匹”。

梁乾化二年（912），“福建进贡供御金花银器一百件，各五千两”（王钦若、杨亿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十七，闰位部，纳贡献，第2381页）。

对于王审知的进贡，王延嗣持反对态度。史载：“审知岁时遣使朝贡于梁，阻于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从登莱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君闻之愀然。因复为审知历陈梁无足畏之状。勿伤财损人以自拙。”（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六，王延嗣传，第19页）（按，王延嗣认为：福建与中原相距较远，梁朝兴亡，其实与福建无关，与其不断向梁朝进贡，不如将此钱用在其他地方，以巩固统治。）闽王却没有听王延嗣的主张，一直坚持向中原政权进贡。当时福建的船只很少进入北方之海。传统航路是进入长江以后，由扬州港登陆，再从扬州等港的陆路进京。割据江淮的吴国与后梁政权对立，这就使福建商船无法在扬州等港口靠岸，只好在邻省的浙江宁波靠岸补充各项物资，再从宁波直接北上山东沿海的港口。由于这是一条陌生的海路，所以，福建商船半路失事的事件颇多，甚至达到沉没过半的伤亡率。王审知不顾伤亡继续北上，实在是因为这条商路对闽人来说有很大的意义。闽人每年从海外运来各项商品，这些商品对中原来说是稀缺商品，只有将其运到中原市场上才能卖出大价钱。此外，福建还可以从中原运回各种自己需要的商品。总之，这条海路可使福建市场活跃起来。王审知坚持从海路到中原进贡，实为一项伟大的决策。此后福建与北方区域的海上贸易相当发达，都与这一决策有关。

    三、唐末五代福建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海外贸易结构。从《留氏族谱》看，福建输出的主要有陶器、铜铁等手工业制品。此外，还应有大量的瓷器与丝绸，可惜不见详载。从国外输入的产品以香料、象牙等珍品为主，这可从闽国的贡品中看出，同光二年（924），王审知向唐王朝进贡的产品有：象牙、犀珠、香药；天成二年（927），王延钧遣使进贡犀牛、香药等海外珍品；四年（929），再次进贡犀牙、玳瑁、真珠、龙脑、白、红、香药；长兴元年（930），他又进贡象牙、药。王继鹏继位后，立即向后晋进贡，贡品中有象牙二十株、香药一万斤。后晋天福六年（941），王延羲进贡的海外奇珍有：象牙二十株、乳香、沉香、玳瑁等。陈洪进进贡北宋的物品有：瓶香万斤、象牙两千斤，香两千斤等（徐晓望：《闽国史》第二章、第三章，福建贡品，台湾五南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这些物品大多是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奢侈品，除了进贡之外，多数海外奇珍应是福建商人销往国内各地，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此可见，福建对外贸易主要是以手工业品换取奢侈品，乍一看，这种贸易结构不利于中国，其实不然，在中国古代，奢侈品是财富的象征，它流入中国标志着财富的转移。而中国手工业品进入海外市场，便为自身产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远景，因此，这是绝对有利的。由于掌握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中介贸易，福建海商从中获得高额利润，推动资金流入福建，对经济开发产生一定积极作用。

五代时期，与福建来往的海外国家不少。南唐时期，三佛齐继续向南唐进贡，《龙溪县志》记载：“南唐保大中，有三佛齐国将军李某，以香货诣本州，易钱营造普贤院，手书法堂梁上，元祐间僧善麟摹其墨迹以示人，无能知者。”（黄惠等：乾隆《龙溪县志》卷十一，古迹，乾隆刊本，第7页）这位李将军虽用汉姓，但写的字是汉人不识的外国字，应是外国人，以他将军的身份来看，他应是三佛齐的贡使。日南国贡使于梁贞明三年（917）来到福建（〔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太祖世家，第1312页）。占城国也有使者来闽，《三山志》“龙德外汤院”条记载了一件事：“伪闽天德二年（944），占城遣其国相金氏婆罗来道里，不时遍体疮疥，访而沐之，数日即瘳，乃捐五千缗创亭其上。”（〔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三，僧寺，台湾国泰文化有限公司本，第7989页）不过，由于当时文献对商人不够重视，对他们的记载较少。但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化交流来看商业的一个侧面。以福建与印度来说，双方的文化交流颇盛。唐末，福建有一僧人前往印度求法，“智宣，泉州人也。壮岁慕法，学义净之为人也。轻生誓死，欲游西域，礼佛入塔，并求此方未流经法。以唐季结侣渡流沙，所至国土，怀古寻师，好奇侚异，聚梵夹，求舍利。开平元年（907）五月中达今东京，进辟支佛骨并梵书多罗叶夹经律。宣壮岁而往，还已衰耄矣。梁太祖新革唐命，闻宣回，大悦，宣赐分物，请译将归夹叶，于时干戈，不遑此务也”（〔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十，梁泉州智宣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751页）。可见，智宣的壮举足以和玄奘相比。唐末，也有印度僧人渡海来到福建。天祐三年（906），“西天国声明三藏来宾”（〔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闽太祖世家，第1309页）。声明三藏之所以能从海路来到闽中，应是搭乘海船。其时，波斯的商品也进入了福建。“郭常者，饶人，业医。居饶中，以直德信。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病且亟，历请他医莫能治，请常。常为诊曰：病可去也。估曰：诚能生我，我酬钱五十万。”（〔唐〕沈亚之：《沈下贤集》卷四，表医者郭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这一记载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是饶江，即今信江，是南通闽北、转福州的通道。通过这条通道，波斯、安息之货由闽入赣……。第二，当时有身怀巨资的‘转估者’，即从事贩运贸易的大商贾，一次支付五十万钱。第三，唐时福建即有波斯货。”（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330页）

闽国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十分友好，王继鹏与王延羲在位时，新罗国曾派使者赠送宝剑给闽国国王（〔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六，王倓传，第1385页）。民间交往也很密切，玄沙师备在福州安国寺说法，手下有高丽僧人（〔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八，僧寺，安国寺，台湾国泰文化有限公司本，第8061页）。新罗国的龟山和尚是福州长庆寺慧棱的弟子（〔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八，新罗龟山和尚，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467页）。又如裴长史“失其名，新罗国人，慕华来归，居之建州城中”（〔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十二，裴长史传，第457页）。南唐朝廷很尊重他。福建人中也有赴朝鲜的，《宋史·王彬传》记载：“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彦英，父仁侃，从其族人潮入闽。潮有闽土，彦英颇用事。潮恶其逼，阴欲图之。彦英觉之，挈家浮海奔新罗。新罗长爱其材，用之，父子相继执国政。”（〔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零四，王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0076页）如其所记，由福建出发的王氏家族后来在新罗大有发展，一度掌握新罗的大权。许多高丽僧人在福建寺院中学经。例如：灵照禅师，“高丽人也。萍游闽越，升雪峰之堂”（〔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七，龙华灵照禅师，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411页）。他后在杭州龙华寺开山说法。又如泉州福清院高僧玄讷也是高丽人（〔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七，福清玄讷禅师，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427页），泉州刺史王延彬建福清寺于南安以居之。 

福州开元寺（梁如龙 摄）

日本等国也有商人和学人进入福建。鉴真大师渡日，是这一时期中日佛教交流的大事，鉴真的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他也是律宗，跟随鉴真在日本传教闻名，是鉴真十八弟子之一（［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上卷，第九章，第二节，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在日本开创真言宗的空海大师于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日漂抵福州长溪县赤岸登陆，后到福州开元寺，十一月三日离开福州，前往长安，开始他的求法历程。唐宣宗大中七年（853），日僧圆珍搭唐人钦良晖的船舶入闽，在福州开元寺从中天竺的般怛罗学习悉昙（［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6页）。唐末，闽籍进士林宽写过《送人归日东》一诗：“沧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来。波翻夜作电，鲸吼昼为雷。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唐〕林宽：《送人归日东》，《全唐诗》卷六百零六，第7001页）

黄滔为雪峰义存立传时说：“天下之释子，不计华夏，趋之如赴召。”（黄滔：《黄御史公集》卷五，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第71页）这说明义存在东亚诸国佛教界的地位。义存的学生玄沙师备在国外也很有名望：“馆徒常千人，高丽、日本诸僧亦有至者。”（〔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八，僧寺，台湾国泰文化有限公司本，第8061页）因此，福建重要庙宇内常有高丽与日本籍僧人。外来僧人往往在福建各地落籍，如“三佛祖师者，一刘氏，交趾人，一杨氏，南华人，其一为西域突利属长民，本无姓，以母契丹氏适龚，遂为龚姓”。三人相见如故，“因同诣雪峰义存，求证上道。义存为剪发作头陀，命法名曰：龚志道、刘志达、杨志远”（李正芳等：咸丰《邵武县志》卷十四，邵武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本，第437页）。三人后在邵武各寺讲经。也有些人学成之后回国，例如上述日本和尚圆珍，学成之后返回日本。

由此可见，唐末五代是福建海外贸易及文化交流十分兴盛的时代。事实上，从唐末五代闽王开始，福建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兴盛的地方，这一优势一直延续到明代后期的月港时代。回顾五代两宋及元明两代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与唐末五代闽王政权决策有关。这些精明的决策者开放港口让外籍商人进入，同时派福建商船到海外贸易，为了开拓国内市场，不顾伤亡开拓北方航线，从而和中原市场建立直接联系，为福建购进的海外商品开拓可靠的国内市场。这些决策体现了闽人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海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