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06 16:31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胡 雯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史纲卷)20.福建科学技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福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是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发达、文化昌明的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福建的科学、技术、文化得以传播海外,并对海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造船航海印刷火药等科学技术在海外的传播

 

如前所述,福建是我国最早产生海洋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驰骋于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唐宋时期,福建的造船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大大提高了福建航海水平。《诸蕃志》记载:“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赵汝适著,冯承钧校注:《诸蕃志》卷下“海南”。中华书局1956年版)指南针的使用,四十八分向法的罗盘导航技术,通过到福建经商的阿拉伯人的传播,到达阿拉伯世界,并通过阿拉伯世界,传播到西方各国,对后来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以及“地理大发现”起了很大的作用。

福建人所造的海船首部尖、底部尖、尾部宽,两头上翘,又称“福船”。宋元时期的福船为单龙骨,根据宋代《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当时的海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这种船型多为“福船”。福船稳定性好,在海上航行较平稳,遇上大风浪也不会轻易翻覆,适合于远洋和气候恶劣的海域航行。正如明嘉靖年间胡宗宪所著《筹海图编》称这种船“高大如楼,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福建人还将这种造船技术输往日本。16世纪时,日本的造船技术比较落后,所造海船船底扁平,布帆挂在樯的正中,樯还要经常转动,只适合于顺风中航行。一旦遇上无风或逆风,就只得把樯拉倒,摇橹前行。福建人根据福船的构造,改造这种日本船,“把樯固定起来,船底改作二重,尖形,这样就不拘斜风、逆风,都能航行了”([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5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改造前的日本船到中国要“月余”,改造后只要“数日”即可到达。

16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福建—菲律宾—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要建造坚固、抗狂风巨浪、性能优越的帆船,这些帆船一般是在菲律宾建造,而在菲律宾的福建人,则在建造帆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造大帆船船体巨大,载重量达2000吨,抗风浪能力强,能在风险浪恶的太平洋两岸往来穿梭。印度尼西亚、暹罗等东南亚各国也经常请福建人前往造船,也有的福建人前往驾驶船舶。

宋时,福建是中国四大刻书出版中心之一。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曾在福建的日本僧人庆政上人回国时,带回福州版的《大藏经》,福建建阳书坊所刻的“建本”书籍大量输往朝鲜、日本,以至于到元初,还有“书籍高丽日本通”的说法(姚有则等:《(民国)建阳县志》卷6《学校志》)。明清时期,福建书籍仍是输往日本的重要物品。至今在日本还保存有大量的宋元明清时期福建版的书籍。

随着福建版的书籍传播海外,福建的刻印技术也传到海外。元时日本常到福建招聘优秀刻印工人。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福州南台桥人陈孟千和陈伯寿二人到日本从事刻字印刷,他们在嵯峨居留20年,自刻或与他人合刻印佛经和中国典籍数十部,刻本精良,被称为“博多版”,在日本享有盛誉。

福建莆田籍刻工俞良甫于元末到日本,在京都天龙寺雕刻佛教书籍,同时也自己刻书出版,他手刻的有《宗镜录》《碧山堂集》、李善注《文选》《船若心经疏》等8部书。俞良甫在日本将近30年,刻苦雕刻、精益求精,有时还自己出资置版流行,并将自己的精湛技术传授给日本的徒弟。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学者木宫泰彦是这样评价他的:“一个亡命异域的人,牺牲自己的财物,辛勤劳瘁,从事刻版事业,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他的功绩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84页

宋代由于战争不断,火药的研究和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福建晋江人曾公亮主纂的《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三种火药的配方和制造工艺。中国的火药是经印度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的。宋元时期,福建与阿拉伯世界的商路畅通,很多阿拉伯商人到福建做生意,甚至定居、当官、繁衍子孙。在福建的这些阿拉伯人通过海路将中国的火药经印度传播过去,福建与阿拉伯的海路成为传播火药的途径(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0页)。

由于传进了火药,13世纪时伊斯兰国家已学会用硝配置火药,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记载了火药的配方以及“中国铁(火炮的铁渣末)”的用量(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4页)。希腊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知道了火药。在长期的战争中,不仅阿拉伯人使用了火药兵器,欧洲人也逐步掌握了制造火药和使用火药兵器的技术。

恩格斯对中国火药的发明有高度评价。他说:“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6页)火药的发明在政治上动摇了西欧的封建统治,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二、   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在海外的传播

 

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少福建人移居海外,也传播了这些生产技术。

东南亚一带,水稻生产技术比较原始,产量很低。福建移民则将比较精细的耕作技术如育秧、除草、施肥等传播过去。元末明初,大批福建人移居印度尼西亚巨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并将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很快巨港一带便成为“地土肥美,谚谓一季种谷,三季收稻”的农业生产发达区域(巩珍:《西洋番国志·旧港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页)

明清时期,琉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建引进了粮食、蔬菜品种,还仿制了中国的农具犁、耝等,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在手工业生产技术方面,福建先进的制瓷业也传播海外。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陶工加藤四郎到福建建阳学习建盏的烧制技术,绍定元年(1228年)回日本后在山田郡的濑户村(今爱知县濑户市)建窑,烧制出精美的黑釉瓷器“濑户烧”,被尊称为日本的“陶祖”。

福建的织缎技术也传往海外。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琉球人国吉跟随贡使“入闽学缎之法”《球阳》第221页。,开创了琉球的织造业。以后,琉球的纺织技术不断进步,出现机织,以至于“家家有机,无女不能织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第63—64页)

福建先进的种蔗、制糖技术也传到东南亚。17世纪,大量漳州人在爪哇种植甘蔗,并设立制糖作坊,利用牛拖或水力推动石磨来压榨甘蔗。这种以水牛为动力的榨蔗制糖法后来又传入马来半岛,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制糖技术的提高。

福建先进的建筑技术也传播到周边国家。福州华林寺大殿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肇建,当时福州属于五代吴越国统治。大殿为五代木构,是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大殿有18根木柱,柱子以上全由斗拱支撑,其建筑式样和技术对12世纪末日本镰仓时期的“大佛样”“天丝样”建筑风格影响很大。

 

三、   福建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唐宋以后,福建随着经济发展,海外贸易繁荣,文化也迅速崛起。福建书院林立,重教尊师蔚然成风,被誉为“海滨邹鲁”。福建理学兴盛,佛学发达,佛教徒不断向海外传经弘法。福建刻书业发达,大量福建版的儒学、史学、文学著作传播海外。福建的戏曲、音乐、语言也随着华侨的增多和定居而在海外传播开来。

1. 朱子理学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生于福建,长期在福建生活、为官和讲学,其宏硕的著述对宋以后社会影响巨大。他的著作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等渠道传到世界各国,在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影响尤为广泛。元初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高丽人安裕自元大都(今北京)带回《朱子全书》到朝鲜,开始宣传朱子学说,经过多代的师徒传授,朱子理学在朝鲜传播日盛,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影响广泛的学术著作。

越南的李朝创立者李公蕴和陈朝创立者陈日煚都是福建人,他们在越南传播福建文化。他们都尊崇理学,仿照中国体制设立国子监,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后来的越南历朝统治者继续尊崇儒学,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列为科举教材,朱子理学进一步深入传播到越南社会各阶层。越南李朝、陈朝的国家行政组织、教育和科举制度均仿照中国,沿用中国历法夏历(农历),过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在法国殖民者入侵以前长期使用汉字,以汉文为官方及文学著作的通用文字。在越南南北统一以前,由于闽籍华侨华人众多,在越南南方建有不少华文学校,发行华文报刊。

2. 福建佛学

唐宋元明清时期,福建佛教兴盛,佛学著作丰富。福建的佛学著作派系众多,各立门户,各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和主张,并纷纷向朝鲜、日本等国传播。以五代时期泉州招庆寺僧人释静、释筠所编纂的《祖堂集》传播朝鲜为例,可以看出当时福建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年),福建泉州招庆寺僧释静、释筠二禅师编纂了禅宗最早的史书——《祖堂集》释静、释筠:《祖堂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7月版。,该书记载了南禅宗在闽粤一带发达的详况,且多有新罗人来华学习的记载,是中外佛学交流史的重要著作。《祖堂集》出自泉州五代名刹招庆寺,问世后的近百年间,其书尚在国内流传,此后就杳无音讯,不见踪影。然而,经过300年,此书却出现在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刻成的《高丽大藏经》中,作为《大藏经》的附刻本,同时被刻成木版,为高丽分司大藏都监雕造。《高丽大藏经》是高丽王与重臣为祈求打退入侵高丽的蒙古军,重兴雕版之业,自端平三年(1236年)起历时16年雕刻而成,卷帙浩瀚,举世闻名。《高丽大藏经》收录有泉州僧人编纂的《祖堂集》,说明早在南宋高宗淳祐十一年以前《祖堂集》就已流传朝鲜,而且作为重要经典被朝鲜王室收藏、保存、雕刻。此书版本历经沧桑,保存于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20世纪初,日本佛学家去韩国伽耶山海印寺调查高丽版大藏经的版本时,才意外地发现了《祖堂集》的这一高丽翻刻本。这一发现,为福建与朝鲜的佛学交流提供了重要佐证。

17世纪初,中日海上贸易兴盛,福建、浙江等地华侨先后在日本长崎兴建了兴福寺、崇福寺和福济寺三座中国式寺院,清顺治六年(1649年),崇福寺二代住持圆寂,邀请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禅师的弟子也懒前去主持,不幸也懒一行死于海难。隐元禅师感于兴福寺逸然禅师四次的盛情邀请,为了弘扬佛法,决定“子债父还”,将黄檗山的法席让给弟子慧门,东渡日本。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率弟子独言性闻等38人从福清万福寺出发,经莆田、泉州,到厦门乘船出航日本,七月抵达日本长崎,先在长崎的兴福、崇福两寺说法。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到江户晋谒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人的皈依。顺治十六年(1659年),日本天皇在京都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1万坪(330亩)建寺供养隐元禅师。为了不忘本源,宇治建寺院完全依照福清万福寺的规制建造,并将新寺仍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中国的黄檗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隐元在日本传播中华文化,弘扬黄檗禅风,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僧侣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58代,前13代继承法席的均为中国僧人,后来因为形势变化和海上交通不便等因素,才转为由日本僧人继任。

隐元东渡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隐元将中国的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刻印、茶饮等文化传到日本。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以及各地修建的黄檗山寺院,由明清僧人设计监工,采用纯粹的中国式样,很多雕刻配件是在中国由当地工匠雕镂后运到日本装配。隐元一行带去了大批中国书画,同时隐元及其弟子木庵、独立等人无一不善于书法。他们将自己的技能传给弟子、再传弟子,对日本的书法绘画艺术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隐元一行的日常生活完全保持着中国的方式,平常讲话用汉语,讽颂经典也用唐音,这对日本流传中国文化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影响。隐元带去的扁豆、莲花、馒头,至今被称为“隐元豆”“黄檗莲”“黄檗馒头”。他们所建的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在隐元逝世的前一天,日本后水尾天皇特赐他“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表明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广泛深远的影响。

佛教也随着福建人下南洋逐渐传播东南亚各国。在菲律宾,“旅菲侨界中信佛的有识之士为了弘传佛教,凝聚侨胞,1931年组织成立‘旅菲中华佛学会’。成员们经常聚会切磋佛学义理,并发起集资兴建佛寺。为募资建寺,中国泉州云果、妙月和尚,福州净然和尚等曾应邀短期到菲教化。1936年,在各界的支持下,菲律宾第一座正统佛寺大乘信愿寺在马尼拉市那拉街建成。1937年,中华佛学会礼请闽南大德性愿法师到菲主持信愿寺,塑佛请经,宣扬佛理,领众薰修,寺院初具规模。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佛法僧(即佛像、像经、僧人)三宝具足,正统佛教通过福建僧人、福建华侨传入菲律宾。菲律宾信愿寺佛教的传播、佛寺的兴建,随着华侨和华人的定居和迁徙,由马尼拉华人区逐渐扩向郊外,并向菲律宾各地伸展,佛教也随之传播到菲岛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全菲计有佛寺四五十座,其中较著名的有马尼拉的信愿寺、华藏寺、普陀寺、普济禅寺、崇福寺、宿燕寺、观音寺、宝藏寺、圆通寺、海印寺、佛光山和金沙寺;宿务市的佛光寺、普贤寺和慈恩寺;碧瑶市的普陀寺;三宝颜市的福泉寺和三宝寺等等。其中马尼拉的信愿寺是全菲佛教的领导中心。信愿寺开山祖师性愿法师(1889—1962)为福建南安人,第二任住持瑞金法师(1905—2005)为福建晋江人”(胡沧泽:《菲律宾的佛教与华侨华人》,载《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1期)

3. 文学艺术语言

唐宋元明清时期,由于福建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各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大量中国福建版的文学、哲学、艺术等书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被贩运到朝鲜、日本。福建建阳麻沙版书籍至今有许多还保存在朝鲜。

在日本,福建版的书籍也备受欢迎,大量中国儒学、史学、文学以及艺术书籍传到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还追根溯源,从福建请去刻工,翻刻中国的文化典籍,更广泛地传播中国文化。

在东南亚,福建的戏曲、音乐、语言也随着华侨的增多和定居而逐渐传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闽南的高甲戏、梨园戏、布袋戏流行;在泰国,莆仙戏很受欢迎;在新加坡,福建的各种地方戏曲如福州戏、高甲戏、梨园戏、布袋戏、莆仙戏等都有自己的市场和特定观众;在菲律宾等国,南音传播很广泛且深入人心,有长和郎君社(南音)、丝竹桑林会等各种南音社团组织,每逢迎神赛会、节庆活动或闲暇时日,则经常要演唱南音,以抒发思乡之情。

福建的语言也随着华侨的定居而影响当地。宋元以后,大量福建人移居东南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多数讲闽南话,因此,以闽南话为主的福建话对东南亚各国影响很大。在华人聚居地和华人家庭中,很多坚持使用福建话,华人称为“咱人话”,意即“咱们中国福建人使用的话”。菲律宾的主要语言他加禄语,有许多来自福建闽南方言,如tinghoy(灯火)、bihon(米粉)、misua(面线)、lumpia(嫩饼、春卷)、hebi(虾米)、saypo(菜脯、萝卜干)、siopao(烧包)、susi(钥匙)、kuwa(锅)、bakyak(木屐)。甚至连家庭亲属关系的称谓也直接照搬闽南语。同时,闽南方言中也吸收了不少外来语,显然是双方交流密切的证明。如gua(我)、lu(汝)、kongcin(公亲)、kongsi(公司)、tauke(头家,即老板)、punsu(本事)、lihai(厉害)、tahu(豆腐)、mopit(毛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