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9 13:34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赵君尧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2.五代的海外贸易

 

 

五代时期,不同割据政权有着不同的政策取向。濒海而立的小国政权,农业难以维持,便主动推动商业发展,鼓励对外贸易,因而努力面向海洋,争取更多的海外商贸资源。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王潮以泉州刺史身份率军攻入福州,自称留后,进而拥有漳、泉等五州之地。乾宁三年(896年),升威武军节度使。次年,王潮卒,弟王审知继位,唐昭宗封其为琅琊王。唐光化元年(898年),王审知被唐朝廷授予福建威武军节度使。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封王审知为闽王。闽国后任者为满足其财政需要及日常大量消耗海外珍稀物品(“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无算”[清]吴任臣:《十国春秋·闽一世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32页。)的需求,坚持海外贸易,也为宋代以后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发展奠定基础。

唐末五代时,闽地曾“兵戈洊起,帑庾多虚,凡到土疆,悉重征税,商旅以之而壅滞,工贾以之而殚贫”([唐]于兢:《琅琊郡王王审知德政碑铭》,引自[明]叶溥、张孟敬:《福州府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闽王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在广州蕃商被黄巢大批屠杀导致海外贸易断绝的情况下,他大力招徕海外商贾,“雍容下士,招来蛮夷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77页),海外贸易得以持续发展。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他下令“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唐]于兢:《琅琊郡王王审知德政碑铭》,引自[明]叶溥,张孟敬:《福州府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444页)。正如梁克家在《三山志》中所描述的:“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宋]梁克家:《三山志·海道》,卷6,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又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5册,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除了海外各国“蛮舶”来福州贸易之外,闽国的商人亦从这里扬帆出海,随波逐利。王审知继续在福州设闽安巡检司衙门,加强沿海各县政事、缉私和巡捕海匪,还在福州设置“榷货务”(商贸管理)机构,任用张睦领榷货务,掌管舶货征榷事务。“榷货务”实际已具备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张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对所“招来蛮夷商贾”,在政策上做到“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77页)。故在闽国时期,多有海外贸易商人前来福州港。海船乘着潮水出入,闽江两岸停泊着大小各类船只,福州成为海舶河舟的荟萃之区。东西洋各国使者、商人纷纷来闽,一派繁荣景象。

闽国王延曦时,在福州设立市舶司,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闽永隆五年(943年),朱文进攻杀王延曦,林仁翰又杀朱文进,移市舶司于泉州。

从唐末天祐元年到南唐久泰元年(904—958)的50多年间,福州海上交通畅达。海洋贸易路线主要指向今天越南沿岸、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印度、斯里兰卡、波斯湾、伊朗、伊拉克等地,更多地指向今天的东南亚一带及日本、朝鲜半岛。五代时,闽国的海舶从福州港出发,北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渤海国、新罗国交往;南达南洋群岛、印度、三佛齐、阿拉伯等地,以国内的丝、瓷、茶、果及铝、锡、杂色帛布等特产货物,换取象牙、犀角、珍珠、琥珀、香料等舶来品,并以此作为闽国向中原朝廷进贡的贡品。当时,福州怀安窑所产精美瓷器,远销国外,深受喜爱。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博多遗址、太宰府遗址、福冈市鸿儒馆遗址,陆续出土了一批中国青瓷。虽然与浙江越窑的瓷器很像,但胎质不同(瓷土中的石英含量很高),学者们将它们命名为“越窑系粗制品”。中日学者一致认定,“越窑系粗制品”中的大部分产自唐五代时期的福州怀安窑。此后一二十年里,在日本、泰国、文莱、越南等国海域沉船中,相继发现了福州怀安窑烧制的瓷器,见证了唐五代时期福州与亚洲周边国家的海洋贸易。这些发现也验证了9至10世纪福州港以怀安窑产品输出,建立起连接东北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瓷器)之路。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出现大批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群体,他们对宋以降的海外贸易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如南方割据政权南唐、吴越、闽、南汉,为了生存,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海洋贸易立国的政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从以农业生产为主向海洋贸易转型。一方面官方积极招徕外商,一方面民间海商群体迅速崛起,下海贩番者日多。中国海商基于商业本能,意识到海洋贸易的巨大利益,因此不畏艰险从事远洋贸易,从而促成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