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31 00:07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段 芳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67.郑氏集团的滋长与壮大

 

 

明末清初,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厦门逐渐由一个军事要地转变为商业港口,商业功能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枢纽之一。而厦门这种地位的转换,与郑氏集团的苦心经营密不可分。

郑芝龙奠定了郑氏集团在东南海域的主导地位。郑芝龙18岁即前往广东投奔在牙行做商人的舅父黄程,在与葡萄牙人做生意过程中学会了葡萄牙语。后经舅父推荐,东渡日本,在李旦手下开始与日本贸易。天启四年(1624年),郑芝龙到台湾,组织开发台湾的事业。次年,李旦去世,所有事业由郑芝龙继承。天启六年,郑芝龙首次进攻福建沿海各地,包括厦门。“芝龙六年泊于漳州之白镇与官军战胜,遂去中左所。督师咨皋与战败,又佚之,中左所人开门纳之。”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79—84页郑芝龙遂入据厦门。随着郑芝龙势力不断扩张,明廷决定招抚。郑芝龙被招抚后,之前依附于他的海盗势力纷纷自立山头。但厦门人民却仍支持郑芝龙,同安县刘五店等处的村民,自发组织船只50艘配合郑芝龙作战并组织渔兵6000多人参加郑芝龙剿灭李魁奇的海战,皆获成功。郑芝龙借助朝廷之力肃清了洋面上的其他海盗集团,为其建立海上王国奠定了基础。1633年7月12日,荷兰舰队偷袭厦门港。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郑芝龙损失惨重,在一再向荷兰人求和无果的情况下,郑芝龙组织官方军事力量和福建地方民众奋起反击,最终取得大胜,荷兰人退出福建沿海。通过与官府对抗、打击海盗、驱逐荷兰,郑芝龙开通了贸易航路,畅通了海上贸易,为海上商业资本扫清了障碍,有利于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与扩展。

郑芝龙时代,日本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主要经营生丝、丝织品、砂糖和鹿皮等生意。而且郑芝龙凭借早年与外商打交道的经历,一直与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保持着良好贸易伙伴关系。郑氏海商集团在郑芝龙的苦心开拓下,商业资本不断积累,海上势力不断滋长,为日后郑成功打造海上帝国奠定了基础。

郑成功时代,郑氏海商集团走向鼎盛。顺治七年(1650年)秋,郑成功并郑联、郑彩,占据金、厦,以厦门为基地广泛开展东西洋贸易。通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与之通好,彼必之……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断。”(清)江日昇:《台湾外纪》卷三,文化图书公司1972年版,第101—102页郑成功采纳之,并提出了“通洋裕国”的策略。在此思想的指导下,郑成功成立了“五商十行”。“成功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行财利,党羽多至五六十人。泉州之曾定老、伍乞娘、龚孙观、龚妹娘等为五商领袖”(《明清史料》己编第6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5—582页“至国姓爷在思明时,任以户官之职,及兼管仁义礼智信五行,并管杭州金木水火土五行”《大日本近世史料·唐通事会所目录》第1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55年版,第180页。即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地,设立“金木水火土”山路五商,负责采购当地生丝、瓷器、中药材等土货。当地民众暗与交通,积极提供货源。

郑成功盘踞海缴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向因滨海各处奸民商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料,供送逆贼……近闻海贼郑成功部下洪姓贼徒,身附逆贼,于福建沙城等处滨海地方立有贸易生理,内地商民作奸射利,与为互市,凡杉桅、桐油、铁器、硝黄、湖丝、绸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俱咨行贩卖,供送海逆。

郑成功将山路五商收购来的土货运往设在厦门的“仁义礼智信”海路五行,海路五行负责将收购的内地土货销售出洋,并将外洋舶来品配发山路五商内销内地。郁永河云:“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清)郁永河:《伪郑逸事》,申报馆仿聚珍版印,第2页由此,厦门从一个附属于月港的外围口岸一跃成为海内外重要贸易枢纽,“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

郑成功时代,日本、东南亚仍是郑氏集团的主要贸易对象。“明亡之际,士大夫之东渡者,络绎于途,而郑氏复有渭阳之谊,往来尤繁”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7页。郑氏集团将丝织品、糖、药材等运往日本,换回金银等物。如1649年,郑成功的船只自安海入长崎港,装载白生丝5000斤、Poil绢丝5000斤及若干其他丝织品。1650年,自漳州入长崎,装载生丝12万零100余斤、纶子1800匹、纱绫1800匹,以及绸绉、药材等。据日本岩生成一统计:1642—1662年二十年间,来航长崎的中国船只主要来自郑氏集团。以1650年为例,共有70艘中国船来航,其中郑成功的船队即有59只,比例达到84%。自1654年11月至1655年9月,由中国各地驶入长崎的中国戎克船有57艘,其中安海船41艘,大部分是属于国姓爷的。……从日本商馆日志末后所附载清单中可知,上述戎克船总共装载生丝1401担,以及大量的丝织品和其他各种货物。除了与日本贸易外,郑成功在东南亚海域亦极为活跃。1655年,郑成功派24艘船只前往巴达维亚、暹罗、广南、马尼拉等东南亚诸国,8月,有8艘船自巴达维亚回到厦门。1656年,有6艘郑成功船只抵达柬埔寨,并装载皮革及其他物品运往日本,形成厦门—东南亚—日本三角贸易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巴达维亚城日记》(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0年版,第6—10页。据估计,在郑成功时期,平均每年派往东南亚贸易的船只16~20艘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版。据杨彦杰估算,郑成功与日本的直线贸易平均每年获利55万两,与东南亚的直线贸易获利53万~88万两,再加上三角贸易所得利润,郑成功每年海外贸易总利润可达232万~267万两杨彦杰:《一六五○年—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学术论坛》1982年4期。由此可知,郑氏集团到郑成功时,商业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高峰。

郑经时期,拓展了与西方各国的海上贸易。郑经依然维持与日本、东南亚的传统贸易。康熙五年(1666年),郑经“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清)江日昇:《台湾外纪》卷十三,文化图书公司1972年版,第200页。据《台湾省通志》统计,郑经每年平均派50艘帆船东渡日本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版。而1665年,有20艘东南亚商船前往东南亚(泰)沙拉信·威拉蓬著,徐启恒译:《清代中暹贸易关系》,《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除此之外,郑经还曾写信邀请西方商人与其贸易。167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馆,当年便从厦门购买12000匹丝绸运回英国,次年又购买9000匹丝绸、10箱生丝(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直到1681年郑经退出厦门,英国东印度公司无奈亦将商馆撤回。

随着郑氏集团的滋长与壮大,厦门逐渐由一个走私小港变成海内外贸易中转站,由一个区域海湾逐步走向世界,成为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