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台文物是两岸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

涉台文物指的是能够直接反映台湾与祖国大陆地理、经济、民族、文化等关系，印证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遗迹、建筑与物件。

据有关统计数据，全国首批认定的涉台文物共1354处，福建省占1076处，漳州被确认为涉台不可移动文物243处，位居全省首位。其中，列为全国重点涉台文物保护单位有12处，省级重点涉台文物保护单位19处。在全省首批启动的15个涉台文物保护工程，漳州市天一总局、林氏宗祠、白礁慈济宫、东山关帝庙、陈元光墓等5处列入其中。可以说，漳州涉台文物资源之丰富居全国首位。

文物是实物的历史，漳州与台湾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渊源，通过文化遗产形式在两岸人民之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仅体现在地理、经济、文化，也体现在政治、军事、民族等各个方面各个时期交流交往的史迹。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戍台官兵墓——殉难将士魂归故里

戍台官兵墓葬所在地在东山岛大柏公山南麓，演武亭广场西侧，古时为操练检阅士兵的地方，共有大小墓葬120多座。埋葬形式有单人葬，立一墓碑，有名或无名；多人合葬分大型与小型，大型开设地下暗穴称“金井”、所葬者无数且无墓碑，小型葬者七八人或十数人，立“八名同归”、“十九人遗失姓名”等墓碑。所葬者多为铜山子弟兵。

明景泰三年（1452年），东山铜山水寨开始抽丁戍卫澎湖、台湾，先后与入侵该地区的外国列强或海盗进行殊死的斗争，在历次战争中殉难的铜山官兵遗骸大多送回家乡埋葬。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师收复台湾，铜山大批青壮年随军东征，殉难者遗骸也陆续迁葬于此。清统一台湾后，朝廷从福建沿海各镇协调拨班兵驻戍台澎，出戍的班兵3年一换，轮班戍守，即所谓“班兵制”。铜山先后出戍台澎的班兵有4万余人。官兵殉难后，通常先将其骨殖装进陶瓮，后再移回铜山安葬于此。铜山百姓为纪念这些殉难者，曾立“义勇祠”祭祀之。

文英楼与古码头——两岸商贸始发地

漳州文英楼又名定潮楼，位于芗城区东部的浦头港古码头，南面水向浦头港，北靠街临盐鱼市。这是一座在古码头上以石柱支撑建成之楼。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重修文英楼碑记》石碑，上有“鹭岛贾船咸萃于斯，四方百货之所从出也”等记载。楼下码头一侧，有清乾隆元年（1736年）、道光五年（1825年）、光绪四年（1878年）三方龙溪县正堂禁“索取牙钱”和有关棉花交易、商贾纳税的禁示碑。

文英楼古码头的水路直通九龙江出海口，从清初到民国初期，漳厦商船在此舣聚，是四方百货的集散地和中转站。

据考证，明清时期，漳州各邑过台湾之出海港口，至少有28处之多，文英楼古码头是漳人赴台的始发港之一。从浦头港乘船，经石码、月港，过厦门港，航向台湾，快则几小时，慢则两昼夜可抵达台湾西岸的红毛、梧栖、鹿港、笨港（北港）、布袋、鹿耳门、安平、打狗等港口。

在清代台湾商业贸易中，漳州移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漳州人的农业经营，在台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期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维持生活，有余还销售沿海各地，糖、茶、樟脑是清代台湾的大宗出口商品。“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贸易，以博赢利，一时商务繁盛”。漳籍的板桥林本源家族和台中雾峰林家都因经营糖、茶、樟脑而获厚利。雾峰林朝栋从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经营樟脑、蔗糖出名而成巨富。甲午战前，林朝栋在台湾的林地达2万余甲，制樟脑和蔗糖作坊、糖铺达500多处。商业繁荣，贸易兴盛。清漳、泉籍商人在台湾设立的商会、商行组织达七八百家，他们从漳州运去土纸、烟叶、砖瓦、陶瓷、丝线、布帛、工艺品等特产。道光四年（1824年），当漳邑食盐滞销之际，台湾官方和商界还倾力协助代为销售，总额约3万担，在漳台商业史上传为美谈。

在海峡西岸的漳州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反映两岸经济往来的行业史迹，诸如便利海峡两岸同胞经济和书信往来的龙海天一总局、台湾同胞回到家乡龙海捐建的慈善机构林氏义庄等，无一不生动反映了海峡两岸商贸频密的关系。

汪春源故居——“公车上书”第一人

汪春源，号杏泉，台湾安平（今台南）人，是台湾最后一位进士，被誉为“公车上书”第一人。1886年，由曾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选入海东书院，作为开发台湾培养的俊杰士子，和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许南英（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的父亲）等人同窗攻读。1888年，他和丘逢甲到福州赶考，同榜中为举人。1895年汪春源到北京赶考，这一年的4月17日，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全部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4月28日，台湾举子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联合在京任户部主事的台湾进士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联名向都察院上书，强调台湾为东南门户，“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割让台湾，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他们发出400万台湾百姓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心声：“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这份奏书震动了同为读书人的康有为。他在《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写道，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的爱国举措使他看到“士气可用，乃合18省举人于松竹庵会议，以一昼两夜草为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公车上书”产生的影响很大。《台湾三部曲》作者阎延文博士称汪春源为“公车上书”第一人。1903年，汪春源成为癸卯科三甲第120名进士时，台湾陷落已经整整8年了。清朝廷不准台湾举人将籍贯写成台湾，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但汪春源在填写“亲供”，相当于现在的报名表时，仍然堂堂正正地填上了自己的籍贯：中国台湾省安平县人。至此，汪春源终于成为清代台湾的最后一名进士。晚年汪春源辞官落籍漳州，在漳州以教书为业，1923年病逝于漳州，安葬于龙海九湖林前村。他生平对两岸民众都有影响。

诒安堡———黄性震与“平台十策”

在漳浦诒安堡宗祠内有一对楹联：“平台十策诚善也，得君日三觐其荣乎。”这是对修建诒安堡主人黄性震生平和功绩的高度概括。

黄性震(1637-1701年)，字符起，号静庵，漳浦县湖西乡城内村人。其先祖为南宋内阁侍郎黄材。传到黄性震已历十四代，康熙十七年（1678年），台湾郑经部下刘国轩出兵攻占了泉州、同安、海澄、平和、漳平、长泰、厦门等县市。清廷为扭转败局，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姚启圣上任后，坐镇漳州，苦无对付郑军良策。此时乡贤黄性震“仗剑渴军门”，向姚启圣进“平海倏陈十便”即“平台十策”，提出以攻心为上，招抚为主，廓清闽海，复界屯垦，收复台湾，善后安民等10条主张。姚启圣采纳并实施后收到很好的效果。

台湾的收复，黄性震功不可没，被誉为“平台策士”。清廷对黄性震大加表旌，先委任为“同知”，后接连擢升为山西按察司佥、广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等职。康熙三十九年，黄性震奉命为北京永定河总理，完成填塞永定河决口工程，晋升为太常寺正卿。他在任内捐出薪俸，在家乡修建了城墙巍峨壮丽、气势非凡的诒安堡，并取名“诒安”，意思就是言台之安，蕴含着他为台湾的安定所寄予的期望。

文化既是顽强的，延续着千百年来的历史记忆；文化又是脆弱的，容易被人淡忘。文化遗产一旦受损，将不可再生。保护好海峡西岸的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两岸人民共同的根，将促进两岸并肩携手，共谋发展。2009年3月底，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将涉台文物单独专列为一章，提出了“保护为主、分级负责、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这对于发挥涉台文物在联络海峡两岸民族感情，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无疑发挥积极作用和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