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傅斯年(1896-1950年)， 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49年1月19日赴台任台湾大学校长。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当传达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其出任时，傅斯年立即严辞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说服，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但并没有前去上任，仍处于徘徊状态。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于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间思考三日三夜，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前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当时的台湾大学是一个烂摊子，学校内部管理一片混乱，加上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大量撤往台湾，其中裹挟着许多大、中学学生。此时要求入学就读的学生骤然增加，学校难以容纳。面对着这种情况，傅斯年决心实施全面整顿，其整顿和改革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积极罗致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傅斯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对高校中师资的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强调：“大学以教授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他对此阐述说：“在行政的事项，一件事人才半充实，也许可以做到四分之三充实的成绩。在学术事业上，则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有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当时，局势不稳定，大陆学者教授一般不愿赴台任教。而大批军政人员撤至台湾，许多人官场失意，欲进入台大任教，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由于各种原因想到台湾大学兼职，而这些人多是学无专长，仅依仗权势或辗转请托谋求教职。傅斯年排除种种干扰，坚持以才学取人，对各种请托严加拒绝。他在主持的第一届校务会议上制定了《国立台湾大学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标准共六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教员新任及升级根据学术成就、贡献(见于著作或发明者)及年资、教学成绩为准。”又专门建立了“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使教师聘任规范化、制度化。
由于傅斯年到任时台湾大学师资十分缺乏，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校名望，傅斯年利用仍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特殊条件，聘用了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台湾大学教课。如著名学者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高去寻、石璋如、王叔民等都曾受聘到台大任教。傅又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从大陆各地罗致和吸收了一批知名学者，如历史系的刘崇宏、方豪、陶希圣，中文系毛子水、屈万里，哲学系方东美，外文系英千里、赵丽莲，化学系钱思亮、张仪等，这些人皆学有专长，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颇有建树。再加上原有教授，台湾大学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师资队伍阵容整齐的综合性大学。
其二，严格实行考试制度，杜绝人情，择优录取学生。1949年夏季是傅斯年到任后第一次大规模招生，为保证学生质量，傅斯年在校刊公开发表文章，宣布招生办法，他说：“这次办理考试，在关防上必须严之又严，在标准上必须绝对依据原则，毫无例外。由前一说，出题者虽有多人，但最后决定用何一题，只有校长、教务长知道，这是任何人事前无法揣到的。印题时，当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一楼上，断绝交通，四周以台北市警察看守，仅有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故无人能知任何一个人之分数及其录取与否。”他着重声明，自己一定秉公办事，决不会循私舞弊，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他说：“假如我们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即是我对于一切经考试不及格而进不来者或不考试而进不来者加以极不公道之待遇，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我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简章买来细细的看，照样的办，一切全凭本领了。我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制裁。”傅斯年说到做到，在录取学生阶段，又在校长办公室门旁用毛笔赫然写一个条幅：“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由于傅斯年制定了一系列招生制度，又带头严格执行，使1949年招生顺利进行，基本上刹住了请托、说情、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为避免考试题泄露，傅斯年严格实行“入闱”制度，即在台湾大学图书馆选一间房子，命题人不准携带其他不相关的物品进去，出完题就呆在里面，等到考试结束才能放出。傅斯年也承认用这种方法招生有不妥之处，却不无感慨地说：“这种招生办法，充满着防贼的心理，申韩的‘治术’是与教育原则不合的。”但他又认为：“在目前不能无考试，既有考试，即不能不如此。”这种严格的招生制度，杜绝了许多弊端，对于扭转台湾大学校风和学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三，对学生严格管理。他一方面通过修定台湾大学“学则”，改变学生不努力学习，随意旷课，混资格、混文凭的现象。另一方面，是设置各种奖学金、助学金，为贫困学生创造学习条件。据统计，仅1949年就有1600人享受了各种类型的助学金。再者，是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在傅斯年任校长以前，台湾大学内没有学生宿舍，个别需要住宿的同学在校外租房居住。傅斯年出任校长时，奔走呼吁，四处求告，终于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加紧建造了一批学生宿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决了1800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占全校人数的60％，整个学校学生住宿问题大为缓解。
教育要独立，教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这是傅斯年的治学主张。他任职期间，整个台湾相当混乱，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滥杀，稍有嫌疑，就有被逮捕屠杀的危险。对台湾大学也是如此。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傅斯年力争此项权力是他坚持教育独立，摆脱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台湾省当局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傅斯年这些行为都是他教育独立思想的外在表现。正如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所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种种困难的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斯年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傅斯年一生不从政，从事教育和学术，努力保持个性独立，在某种程度代表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道统”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在当时是可贵的。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锐意改革，统筹大政，同时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皆劝其静养，他置若罔闻。夏天，又患了胆结石，动手术休息几天，尚未痊愈又开始了工作。11月，教务长钱思亮赴法，傅斯年的工作更加繁忙。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上他受到参议员咨询时深受刺激，引起突发性脑溢血，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而去世。
从乱到治，大刀阔斧，且奠定了台湾大学学术自由风气，傅斯年受到台湾大学后人的景仰，校园内为他建了傅园，竖了傅钟，加以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