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一统建殊功

——读靖海侯施琅

宋代汪洙的《神童诗》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施琅就是这样的人，他出身并不显赫，却靠着自己的不断努力而成就一番事业。

明天启元年（1621年），施琅（字尊侯，号琢公）出生于晋江南浔（今衙口）的一户普通人家。父亲施大宣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出人头地，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做到了“受经课督益无虚日”。但由于家道中落，施琅最终还是“学书未成”，转而习武。17岁时，他到了明总兵郑芝龙手下当兵，在东南一带剿讨“山寇”、“海盗”，先后被提升为千夫长、副将、游击将军。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施琅同时归顺。不久，郑成功以福建的金、厦诸岛为根据地，高举抗清旗帜，施琅随之加入郑军。

郑成功对施琅非常器重，任命他为左先锋，“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比施琅年轻二十来岁的福建南安人李光地稍后也说，“郑国姓（成功）用施烺（琅）如手足”。施琅则不负郑成功所望，为抗击清军、壮大郑氏队伍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不幸的是，后来郑、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更由于“曾德事件”（曾德系施琅的亲兵，犯罪后逃往郑成功处，被收留为随从，施琅将他抓回，准备治罪，郑成功却令其放回，施琅因而把曾德杀了），双方处理时都不够冷静，导致郑成功下狠心，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两人因此彻底决裂，施琅再次投降清廷，并“掉转枪口”，对准郑成功的部队。

由于战绩突出，施琅被提升为同安总兵。郑成功则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率军两万五千多人，由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攻克赤嵌（台南），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可惜的是，第二年五月，这位民族英雄就因病去逝，其位由儿子郑经继承。不久，即清康熙三年（1664年），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两次奉命进军台湾，但都因受台风的影响，未能成功。

康熙七年（1668年），施琅奉诏上京，康熙询问他对平定台湾的看法。他指出，应先取澎湖，扼住台湾郑氏集团的喉咙，再以奇兵分袭打狗港（即高雄港）及北路文港，如此“台湾计日可平”。然而施琅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而且因朝廷撤销福建水师建制，他还由提督海疆改任内大臣。

施琅在北京，一住就是十三年。这期间，他研读兵书，广交朋友，关注台湾。因为他深知，郑氏集团长期据守台湾，有分裂的倾向，这对国家和老百姓都是件极为不利的事，必须妥加解决。之后，时机出现。那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平定“三藩之乱”后，经内阁学士李光地和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大力保举，于第二年再度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可以看出，这是康熙为解决台湾问题所做的准备。施琅回福建前，皇上亲自在瀛台为其饯行，殷殷叮嘱，务必“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相机进取。”所谓“相机进取”，明显是指攻台事宜。

回到福建厦门的施琅，加紧操练水师，制造船只器械，筹办粮草军饷，做好攻台的一切准备工作。为了不受干扰，他请求康熙让他“独任”，“专征”。这个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统率大军两万多人，大小战舰三百多艘，由铜山（今东山县）誓师出发，进军澎湖。当时驻守澎湖的郑军将领是刘国轩，双方进行了激战。清军士气旺盛，武器装备也胜过郑军，一时打得对手四处溃逃。是役，施琅部队大获全胜，歼灭郑军一万多人，迅速占领澎湖列岛，并对台湾郑氏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招抚攻势。

刘国轩逃回台湾后，知道郑军“众志瓦解”，大势已去，与其顽抗，“不如举全地版图以降”，于是极力规劝郑克塽（郑经的儿子）顺应时势。此时的郑克塽也别无良策，只好接受建议。八月十三日，清军到了台湾，施琅为此颁布了《谕台湾安民生示》。告示称，“人民皆属赤子”，“官兵不许占住民宅”，“樵苏采捕，载运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听民便”，纪律相当严明。八月十五日，“施琅躬亲直抵赤嵌（台南）正式受降”。

受降之后，有着杀父、弟之仇的施琅，并没有报复郑成功的后代。至于原因，早在攻占澎湖时，施琅就说得很清楚，“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到了台南，他还亲自到郑成功庙致祭。祭文对郑芝龙等开发台湾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称当初与郑成功的合作如“鱼水之欢”。言辞恳切，饱含深情，令郑氏集团的上层人物及其部将深受感动。

即脱下御衣龙袍，让人快马加鞭送到前线，赐给建立奇功的爱将施琅，并御制表章，作诗嘉奖：“岛屿全军人，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康熙加授施琅为“靖海将军，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并委任他兼管台、澎海陆事务。

平台之后，谁也没想到这个岛屿的弃留却成了问题，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许多大臣对于台湾的重要性均缺乏认识，有的还主张“空其地，让夷人居之”，即便是比较有眼光的李光地也说，“台湾隔在大洋以外，声声皆不相通”，地位并不重要，因而主张放弃，甚至连充满智慧的康熙皇帝，也曾表示过，“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可以说，朝廷的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即台湾可有可无。然而长期在福建沿海驻军、征战，年已六十三岁的施琅，对此却另有看法，他说，只有守住台湾，才能“永绝边海之患”，于是在当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向朝廷上了《恭陈台湾弃留疏》。奏疏全面分析了台湾弃留的利害，首先指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系皇上东南之保障”，位置相当重要。继而认为，守住台湾，可以预防外患。他说，“此地（台湾）原为红毛（即荷兰殖民者）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如不守住此地，让荷兰人卷土重来，“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

施琅的这番见解无疑比别人高出一筹，康熙皇帝看了奏折，深感其意见正确，道理说得透彻，从而改变了自己先前的看法，转而称“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并最终采纳了施琅的留台建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把台湾纳入版图，设府置县，屯兵镇守，加强对其管辖，台湾从而成为祖国的东南屏藩，屹立于海疆。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施琅进京朝见康熙。皇上对他说，当年你在当内大臣时，有些人轻视你，但我倚重你，让你率军平定台湾。如今，还是要你继续镇守海疆。施琅觉得自己年老体衰，不堪重任，便婉言辞谢。康熙却说，“将尚智不尚力”（将领的素质，最重要是智慧而不是力气），还是命其肩负重担，提督海疆。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一代名将施琅病逝于福建水师提督任上，享年76岁。朝廷高规格祭葬，并追赠其太子少傅。隔了两年（即1698年），康熙又下旨在施琅墓前立碑记述其功绩，并亲作《敕建碑文》，赞扬施琅“才略夙优，忠诚丕著”。

如今，三百多年过去了，笔者在晋江衙口参观靖海侯府第时，发现大厅上悬挂着写有“玉音”二字的匾额（玉音，即清越美妙之声，这里指皇帝的话）———“勋德齐班马范曹”。意思是，施琅的功绩可与历史上的班超、马援、范仲淹、曹彬等著名人物相提并论。康熙所言，乃实事求是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词，施琅受之无愧。

写到这里，施琅的文章本可以画上句号，但有个问题却难以回避。这就是，如何看待施琅与郑成功这两位历史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众所周知，郑成功与施琅，曾是在“同一战壕”并肩作战的人，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分道扬镳，乃至于成为不共载天的仇敌。这种结局让许多崇敬与热爱他们的后来者感到困惑和难过。但历史就是历史，只能尊重，不能改写。

作为国家与民族的大功臣，郑成功与施琅永远值得后世的尊敬，而他们之间的分歧、误会、争吵、仇杀，虽然令人痛心，但并不影响历史对他们毕生事业的肯定，也不会因此采取扬此抑彼的态度。原因很简单———个人的恩怨再大，对比国家民族的利益，都是次要的。郑成功与施琅，恰恰在国家与民族大义上，都表现出高瞻远瞩、敢作敢为的胸怀与气概。一个是从荷兰殖民者的手中收复台湾，实现祖国领土的回归；一个是跨海东征统一台湾，防止分裂。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方式，做了同样有价值的贡献，可谓殊途同归。有人因此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背叛者，而是他的继承者。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