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与道问学 理学观念。源于《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南宋逐成为理学的一大问题。一般认为，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以此相持不下，朱重道问学而陆重尊德性，以后便有朱陆各走一方，陆王（王守仁）心学主尊德性，程朱理学主道问学。此分判实误解《中庸》本意与朱子学。朱熹在《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答项平父书》中说：“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只是尊德性。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只是道问学。”“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象山）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可知朱熹以尊德性、道问学为两事。王阳明重知行合一，当然以此二事合而为一。朱熹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二，并非谓两者无关，而是以尊德性统道问学，以尊德性为主，是道问学的目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训门人说：“且如这一柄扇，自家不会做，去问人扇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听得了，须是去做这扇。便得如此，方是道问学。若只问得去，却掉下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问学。”其在《中庸章句》中释“道”为“由”，即“行”意。上引其《答项平父书》说：“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HJ1.95mm〗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令当及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陆九渊释此书说：“观此，则是元晦（朱子）欲去两短，集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有所谓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象山全集》卷三四）。朱陆固同尊德性而道问学，然其方法，朱由博而约，陆由约而博，或竟不博。可见，一以道问学为必要，一以道问学为次要或不必要，二人确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