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漫过南溟书院

马照南

东山南溟书院

铜山古城顶街的石阶，先一步被阳光点燃。

我拾级而上，鞋底踏碎了自己的影子。青石板被几百年脚掌磨得温润，像一块巨大的砚台，盛着风、海与书声。青苔只在缝隙里偷生，绿得低调，仿佛怕惊扰那些凹痕里的旧脚印。

墙头的三角梅探出火焰，露珠把阳光折成极小的彩虹，风一吹就碎成细叮当。半掩的木门里，竹筛翻动，“沙沙”声先漫出来，接着是艾草混薄荷的苦甜——老东山人叫它“醒书草”。当年学子买罢松烟墨，绕到后院喝一口，苦味一过，舌尖泛起凉，正好背《大学》《论语》。

石阶愈陡，像山轻轻提了提腰。忽见巨石横卧，“登山观海”四字贴在阳光里，笔锋筋骨分明：横画如坡，藏着稳；竖钩似剑，带着锐；那一个“山”字，中峰外张，像要把胸腔打开。我回头，大海正从远处涌来，浪尖一排白，像翻动的经卷。

                          东山“登观观海”石刻

再上几级，“与造物游”忽然亮起，字与山石肌理长在一起，分不清哪一笔是凿，哪一道是裂痕。风把咸味推上来，石刻便活了：登山即入学，望海即观道。山水，原来是一本永远摊开的线装书。

阳光忽然敞亮。花径很短——朱槿探出红耳，佛肚竹把影子压成一面面小鼓。抬头，“南溟书院”四字悬在檐下，黄道周手笔，沉如铁烙，又带着少年意气。重檐飞角挑起天光，红墙绿瓦被晒得微微呼吸。蟠龙石柱分列两侧，龙须被风掀动，像要开口朗读那副楹联：

理学梯航尊仰止；

海滨邹鲁毓斯文。

另一副挂在正殿门柱，字稍小，却更挺拔：

五老峰中留圣迹；

文公座上看天池。

我跨过门槛，青灰色火山岩的墙体带着细密气孔，被海风和日光共同打磨出温润包浆。榕树的气根垂成绿帘，阳光漏下来，在红砂岩地面撒下晃动的光斑，像一页页被打开的书页。

进入书院。斗拱飞檐，雕梁画栋。正殿中央，朱文公端坐。两侧回廊，槛联立柱，香炉几案，供桌上的烛光并不摇曳，像被他的目光稳住。石案雕麒麟戏珠，案、香炉、门、大海、苏峰山，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穿成一支笔直的笔，直指天穹。

书院是古代的学校，是学子读书习礼的地方。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理学是明清两朝治国的指导思想。科举考试范围就是朱熹勘定的《四书五经》，主祀朱熹，是明清以来各地书院的传统。

朱子是福建人，他的众多著名弟子黄幹、蔡元定、陈淳等都是福建人，加上福建民风淳朴，朱子学在福建影响极大。

西厢房是旧日藏书处。推开雕花木窗，咸风灌进来，卷起《东山诗钞》里的一页淡黄。纸边被阳光照得半透明，民国山长的蝇头小楷仍带潮气：“潮生月落，读书正好。”我合上书，墨香与潮腥混在一起，像把整座东山压进一册线装。

我绕到天池，凭栏而望。东门湾先被阳光轻轻熨平，像一页刚写好的素笺。海面极轻地呼吸，浪纹是淡墨拖出的长线，一笔就把铜山古城的灰瓦红墙描进水里。近岸的渔船泊成一串逗号，桅杆斜倚，风把它们的影子剪碎，撒在白帆上，像谁随手打翻的铅字。苏峰山半浸在雾里，轮廓被阳光镀上一层亮银，像一轴青绿山水最后那道留白。极目处，海平线把天空折成两半，上半部澄澈，下半部幽蓝，仿佛有人悄悄把砚台推入水中试色。白鹭掠过，翅尖点破镜面，水纹荡开，古城、帆影、山脊一起晃了晃，像字句在纸上微微晕散，千年未写完的一行诗。

石栏上有一个浅浅的凹痕，守祠人说那是黄道周的肘印。后来，他把天池带进了孔庙，说：“吾之学，始于南溟一勺水。”

文公祠，像翻一本浸过时光的书。明嘉靖五年（1526 年），蔡潮站在这里眺望天池。海风正卷着浪沫打在礁石上。他指着波涛对随从说：“溟海之大，尚能纳百川；东山之秀，怎可无书声？” 于是自掏俸禄建了书院，又请人把朱熹的著作刻成石碑，供学子研读。

东山红木门框间树海相映

那时的书院比现在大得多。前院的课堂能听见 “子曰” 顺着风飘，后院的斋舍里，油灯要到深夜才肯熄。晨钟暮鼓里，书声能绕过海岛的弧度，传到对岸的岛上去。后来它和崇文书院、东璧书院一起，让东山蜕变成 “海滨邹鲁”。《铜山所志》载，设书院前 “百年来无一登第者”。南溟书院设立，铜山文运大开，科第蝉联，数代不绝。120年间，竟出了9位进士、10位举人，还有400多个秀才。黄道周曾自豪对朋友说，我家乡行船摇橹的渔人，都会吟诗写文章。

此刻，阳光斜斜掠过檐角，水面浮起一层碎银。

远处学校的广播在讲蔡潮，讲吴文，讲黄道周。一群孩子跑来，羊角辫、帆布鞋、画板碰撞出清脆的声响。小姑娘趴在石栏，铅笔沙沙，像当年翻书。她给石刻旁添了一棵新苗，嫩芽涂成金色，说：“老师说，这是新的文运”。

”新的文运” 早有痕迹。清代时，顶街这条不足 600 米的老街，走出过 6 位载入史册的人物；如今文公祠成了东山的文化地标；成了万里海疆的 “海岛朱子学” 中心，这股劲儿顺着海风，影响了闽台、潮汕，直至南洋。蔡潮立书院、吴文题石刻，原来早完成了一场闭环：从理学正统，到地方官学，到百姓心里的念想，最后成了山海间的文化符号。

东山南溟书院山海全景

我抬头，石壁上的“天开文运”四字被阳光点燃，笔势如惊涛，收尾却忽然温柔——明嘉靖十五年，吴文题完字，匠人连夜凿成。那底气一半是赞叹，一半是期许：让书声长成山海间的常青藤。

下山时，石刻仍在光里醒着：“丈夫襟度”“学海文澜”……像石阶长出的另一重苔衣。

半掩的木门再次经过，老人把晒干的草药收进竹篮，见我手里的《黄道周文集》，笑着说：“这书好，当年我爹靠它教我认字。”

阳光已漫过整条顶街，窗棂上落满书册形状的光斑。天开文运，原来从来不是刻在石头上的过去，而是阳光里正在生长的未来——像小姑娘画里的新苗，像港口正要启航的船，像每个清晨，顺着石阶往上走的脚步声。

（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旅游景区·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