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舐毫吮墨望星空
钟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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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枝条摇曳，书斋夜静灯明。览阅案头心慰藉，传记文章久盛名，岂能负此生。三十年来跋涉，纵横史海逞英。著作等身凭论道，浊酒三杯对晓风，月华满地清。”这是2016年10月，鲁迅文学院等部门为我举办传记创作30年座谈会时，一位领导所填《破阵子》一词。
人生滚滚红尘中，岁月不堪数，一晃便多年。壬寅年金秋九月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交出《奔跑的“中国草”》《十年建福》等“献礼二十大”的长篇新作后，如果按一位同道好友的计算，我的创作字数突破了2000万字大关的话，则这十年来的“加码”，自2012年出版第32部著作《野云飞》算起，连跑带飞“莫等闲”。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是战争年代武将的行状。长年承平，素年锦时，于我辈则多是搦管操觚，“敢遣春温上笔端”，其中酸甜苦辣，虽是一言难尽，却如几年前最后一天在高铁上整理全年文学活动辑要晒微信朋友圈时说：“做快乐的自己，好让别人快乐。”这些年的书写，自觉做到了“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也因此更有了文化自信。当中国第一位盲人书画艺术家沈冰山老人抚摸着我为他创作的新书《残墨惊艳乐云间》无憾而逝时；当一位位读者为我书中人物光风霁月的言行而洒下热泪时；当抗战那年的海归博士、农教先驱严家显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亲人和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向我再三致谢时；当一位团长退役后选择我所在的城市工作，只为追寻我笔下人物的足迹及精神，并带着从头到尾批注得密密麻麻的拙著恳请签名时，我知道自己书写的价值和分量，内心无比欣慰，此前采访、查档、实地勘查和写作、出版的艰辛，也就烟消云散了。
党史人物和许多历史知情者需要抢救，需要客观、公正记录，辩证唯物、遵守纪律宣传，对历史和时代负责。我为此“年年拼得为花愁”，时而还“花不语，水空流”，却也冲着“清气满乾坤”，想方设法多为革命前辈、人民英雄和各界楷模的“生前身后名”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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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之路起步于学生时代，15岁发表作品，大学时靠稿费维持学业，“左联”老作家马宁曾致函称：“你一边忙于学习，一边又忙于笔耕，精神可嘉，前途无量。像这样的青年，我是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对待的。”毕业后从事党史工作第二年，就写了两万多字的纪实作品《1949：张鼎丞和他的战友们》，在《福建日报》连载后，同行称“为党史界带来一股新文风”。受此鼓励，我在当年的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之地、将军之乡——闽西上杭县才溪乡深扎一个多月，于24岁出版了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将军与故土》。与此同时，我在家乡闽西武平县深入采访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弟弟、失散老红军刘亚东，一气呵成3万字报告文学《空军司令和他的农民弟弟》，在《传记文学》发表后，旋被刚创刊的《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转载。继而我26岁时创作《百战将星刘亚楼》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昆仑》转载，创下同时被全国四五十家报纸长篇连载的成绩，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由是，更坚定了我走一条党史与文学结合的创作之路的决心，主动放弃在省委领导身边工作等从政机会，甘坐冷板凳，坚守寂寞，用一撇一捺的方块字为开国元勋筑起我的纪念碑，带领读者走进邓子恢、张鼎丞、叶飞、庄希泉、傅连暲、贺敏学、江一真等人的精神世界，并由他们的传记带出无数革命者的事迹。我也因此在30岁那年加入中国作协，连续8年成为福建省最年轻的中国作协会员，并参加了新世纪之交的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是党史领域的唯一代表。
在为党史人物立传时，我还出版了《国之大殇》《落日——闽台抗战纪实》《商道与人道——塚本幸司传》等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以及数部长篇小说。即便是小说，如七年磨一剑，在我30岁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160万字长篇小说《奇人辜鸿铭》（三卷本），也志在为旷世怪杰矢志不渝贯穿人生的爱国歌谱写雅俗共赏的“新曲”，进而竖起清末民初在西方列强霸凌下各界有识之士为国为民辩护、救亡图存、为中国寻找出路而做种种努力的群雕。在鲁迅文学院就读时，我还想着用文学为“三农”立传，于是带上只读了初二便因家贫辍学却热爱写作的农民二姐钟巧云，开启了前后长达八年的“乡村三部曲”写作。首部《乡亲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后，得到广泛好评，省里还召开了“农村离我们有多远”的作品研讨会，著名评论家傅翔撰文称：“看见《乡亲们》的人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幸福是因为阅读带来的快乐，不幸则因为你想写的东西被别人写掉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客乡风月》于201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发表评论称：“从《乡亲们》到《邻里》，再到现在的《客乡风月》，作家钟兆云携其农民姐姐钟巧云，以三部曲的形式完结了对乡村的细致描摹与对父老乡亲的树碑立传。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作者的良苦用心与文学理想，那就是坚定的文学信念与对‘三农’问题的深切关注。”
东奔西走，常常席不暇暖，从省内至省外，到港澳台，到国外，我接触到的党史、国史、军史人物及海外人士、国际友人越来越多，了解到的重要事件越来越多，愈发丰富了阅历，积累了对战争与和平、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时时涌起创作冲动，并变换艺术手法，力求守正创新。2015年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我创作了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并赴台参加书展。此书的写作为我埋下伏笔，此后花4年时间，以第一人称叙事，潜心创作了一部反映旅居美国的侨三代在西方意识形态下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真相、寻根问祖的长篇小说《海的那头是中国》，2020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后，各种评论有十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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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构与纪实的天地并行中，因为更深的热爱、更强的使命感，哪怕有时难免“戴着镣铐跳舞”，我也一直没有放弃非虚构特别是纪传体的写作，从不跟风，年过半百却还追星。那些曾如灯塔的人，如同他们挂在历史墙上的照片，年深日久渐起褶皱，有了隔膜，怪的不是历史，而是人过于现实。我得走近些，除去灰尘，添加灯芯，让它保持一定的余温和光亮。
2021年2月17日，一级战斗英雄、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上将当选“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的消息传出，我拿出多年前的合影，端详他那炯炯有神且熟悉的眼睛，感觉像窗外绝美银河中最亮的一颗星。
1990年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到首都，冥冥之中有颗星吸引我径自前往空军司令部，以慰平生之愿。第二年立下“革命志”，初生牛犊不怕虎要为这颗将星立传，并就此走入灿烂星空。在30多年的红色人物研究和创作中，我接触了大大小小的将星，这其中，王海就是我追寻过的一颗巨星。
记得是1994年秋冬，参加过长征的开国少将、空军原副司令员何廷一带我漫步空军大院，来到一条美得炫目的银杏大道，他说这是刘亚楼司令员当年亲自选定并参加栽种的银杏。就在这里，经何老介绍，我意外见到了正在拍摄的新中国第五任空军司令员、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第一批17位上将之一的王海。走近王海，有点偶然，却又是必然。因为这是我写作刘亚楼传记必须要采访的重要人物。
哪个百战将星没有自己的傲骨？但王海在采访时，坚毅的眼眸时而为战友的牺牲涌起泪花。王海在抗美援朝战场打造出了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王海大队”，那是中国空军的王牌。他从大队长到副师长，一年提三级，当之无愧地成为志愿军空军的头号王牌，最耀眼的一颗星。当年《人民日报》曾发表《英雄的志愿军空军大队长王海》等宣传空军战斗英雄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全国大小报刊印满了王海和赵宝桐、刘玉堤等倚靠战鹰、仰望蓝天、英姿勃勃的图片。王海大队的合影，以及王海站在他的功勋战机前的照片，是中国空军的缩影和骄傲。
此后，我曾专程瞻仰过王海那架被刻上了九颗星（击落击伤敌机一颗即画一颗星）、永久陈列在首都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战机。我深知，这架银鹰还沾染过其他飞行员的英雄气息。
那些年，我还采访过杨成武、张廷发、刘忠、罗元发、林虎、刘玉堤、岳振华等将星，以及瞿秋白等烈士的后人，在他们相继化作天上的星星后，再回顾那些访谈，我的脑际总会油然响起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容。”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笔，记下他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留下的“痕迹”，借此缅怀他们并致敬所有的先辈。这些文章不断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转发甚至被读者剪报，激励我继往开来，不曾懈怠。
开国将军、红军首位博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涂通今曾致函给我：“我认为您是深入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家，也是真正理解老干部的贴心人。”我愿带着前辈的期待，庶竭驽钝，做这样的作家、这样的贴心人。参加工作第三年，我曾专程远赴河北唐山李大钊纪念馆，现场感受他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及“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等思想和精神，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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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中，我当选为福州市作协主席、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两次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作品发表阵地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注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报副刊和《人民文学》等文学重镇上亮相。
以前光顾埋头创作、与出版社打交道，不曾主动与大报大刊联系，3年前才悟及此道。老兵闯新路后，总算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发过头条。同时，也开始关注并申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先后有《项背——一位省委书记的来来去去》《谷文昌之歌》《奔跑的“中国草”》3部报告文学上榜。
党的十八大以来毫不松懈地铁腕反腐，特别是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让我开始关注反腐题材，并为此接受福建省纪委监委邀请，全过程参加一起省管干部重案，和专案组同驻案点百来天，深入采风，完成了多部反腐题材的作品，也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储备了素材。
建党百年之后便是喜迎党的二十大，对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说，红色题材、乡村振兴莫不是我创作的富矿和主旋律，因此更是深入挖掘，精心耕耘，期待能不负这个时代。
莎士比亚说过：“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曾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创会会长的改革开放先锋、扶贫先驱项南正是这样的“火炬”，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是“公仆榜样”。项南的“绝笔”是给我的《农民知己邓子恢》一书作序，离世当天还给我写信、和海内外人士谈扶贫大业。我一直在宣传、讴歌他，并期待有更多的人了解他，学习他。有一次，我从《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联想到项南富有哲理的一句话：“你不要看伞小，一把伞一撑，就能改变小气候。”晚年的他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为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撑起了一把“伞”，并以此为“一种快乐”。受他的影响和号召，很多人终身从事扶贫事业，众志成城，助力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之战。有感于此，我写的《项南：一个撑伞的人》一文，上了《新华文摘》的封面要目。而洋洋30万字的《项背——一位省委书记的来来去去》，则是给项南百年诞辰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献礼。书名的寓意，一是指项南的背影，他生前灵魂有趣，不同流俗，逝后多年背影依然迷人，许多人谈及他，总不免泪流满面；二是我告诉自己要望其项背，也希望大众如是；三是作灵魂拷问，姑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望其项背，现实中有多少人真心实意望其项背？
投入创作后，我常常梦见项南，有时写着写着就忍不住哭，久久不能自已。妻子得知情由，说我傻，我则以马克思当年的话回复：“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项南值得我为他流泪，他一直是我心中的精神明灯，困顿或迷惘时，每每能从他的名字里吸取力量。
“‘我喜欢东山的土地、东山的人民。我在东山干了14年，有些事情还没有办好。死后就不留骨灰了，撒在东山吧，让我和东山永远在一起！’得向老伴和儿女们交代后事了，他的声音非常低，且断断续续，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也像是窗外风雨的喘息。他似乎早有打算，流云潭影，来去无踪，只想化作春泥护树。”
这是《谷文昌之歌》里的章节，写时我也流下了眼泪，仿佛就置身现场。这个和焦裕禄齐名、一起被雕塑在中央党校的“县委书记的榜样”“双百人物”“最美奋斗者”啊，值得我倾情歌哭。《县委书记谷文昌和农民兄弟的“树缘”》《谷文昌的兄弟情》分别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大版面发表后，我收到的赞语有数百条，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也沾光成了“最美奋斗者”。
“林占熺压根不去理会自己还能强撑多久，依旧壮心不已，每天都在奋力奔跑，还寄语如是：‘人家六十告老还乡，而我六十闯四方；人家八十晒太阳，而我八十老当益壮。我希望年轻的一辈也应如此，去传承信仰的力量，去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人民需要的地方，既要勇于做惊天动地事，又要甘心当隐姓埋名人，用自己所学造福全人类。’”
这是《奔跑的“中国草”》尾声的片段，我写时也哭，为主人公、“时代楷模”、世界菌草技术之父林占熺40年“与草为伍”，近年老当益壮，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无我奉献、造福世间的伟大精神感动。这也是我不薄古人爱今人的写作态度。我相信读者或即将读到此书的人，也肯定不会吝惜自己的眼泪。不是我写得好、挖掘得好，而是他本身的事迹足够感动并温暖世界。
十年来所作，大都是宏大叙事，夹杂着短章。一书一文作毕，总要抬眼望天，望太阳，看星星，太阳和星星总也在默默地凝视我。一颗心跟着笔下人物的灵魂随风飞扬，深深地感恩他们潜移默化的滋养，让我“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
近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也开始分享自己的创作，讲到笔下人物的牺牲和“虽九死其犹未悔”，动情处不觉哽咽，座中泣下亦多，连佛学院也曾泣泪成珠，一位佛界人士事后发来短信说：“拙衲浊眼，亦见仕者之佛性在字里行间扬眉瞬止间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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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冬日，我在博客里发了一篇小文：
写作真是累人。
写作真是需要激情。
写作真是需要舍弃许多。
不觉又是凌晨四时，总算改好了《无名纪念碑上的母与子》之作，手冻麻了,眼昏花了,僵硬的脖子几不能转动了。
得听听告诫，过40的人了，再这样下去，保准会死于书桌前。
有时想，这样的死，有如战士死在沙场，也算死得其所。人固有一死，死何足惧，只是别吓着了家人。却听到冥冥中有声音传来：事业未有成，还不能轻松闭目！
苦乐间，想及萨特《文字生涯》中之句：“刀光剑影总要消失，文字著作则与世长存。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内赠予者可能变成他自己的赠予物，即纯粹的物。我之所为人纯属偶然，成为书则是豪侠仗义的结果。我可以把我的絮叨和意识铸到铅字里，用不可磨灭的文字代替我生命的嘈杂，用风格代替我的血肉，用千古永生代替我的蹉跎岁月，作为语言的沉淀出现在圣灵面前。总之成为人类不可摆脱的异物，不同于我，不同于其他人，不同于其他一切。”
向萨大师致敬，我在深夜聆听您的教诲。
萨特还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亘古不变，一是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我愿意怀着高贵信仰继续吮墨舐毫，并继续仰望星空，那些化为恒星的人虽天遥地远，却和我息息相通。
“日写万字”曾是我年轻时的日常“劳动量”，曾被戏称为“作家中的劳模”，也确实从省总工会那里接受过劳模奖章。我一直以劳模为荣，年过天命，每天都还是工作14个小时上下，伏案至凌晨两三点是常态。为此在2018年的一天凌晨，被来城小住的母亲逮了个现行，狠批一通，事后信手作打油诗调侃以记：“凌晨三时寝，挨得老母骂。正午命小憩，始得上书房。沐手再焚香，咖啡添浓意。操觚且弄瓢，此中有真意。再苦一个月，曙光已在前。可怜一小伙，皓首向穷经。莫道世情变，麦田总有成。明朝酒醒处，神游万里行。”虽不时自敲警钟“拼命三郎”有风险，别未登高先累趴草场，一段时间稍过却又肆意妄为，自谓“生前何须多睡，死后自当长眠”。
岁月在流连间，抛走一年又一年。回看我的十年，庶可自豪地说，没有虚掷光阴。人类长河有无数个十年，个人生命中的十年却完全可以用手指头数得过来。无论如何，这个十年于我的人生和创作都不会一闪而过，而值得作为黄金记忆珍藏。2019年，我在微信朋友圈盘点全年某些访谈镜头时，信手写下一句话：“左看右看不过尔尔，几次经历一份记忆罢了。”文学是必须一生朝圣的殿堂，是穷尽一生都可能难以企及的高峰，我还要一如既往地跋涉，绝不能半途滞步。
十年最适合遣怀，但我没有杜牧那样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而与中国梦同频共振。著名作家何建明曾为我的文学创作三十年寄语：“愿钟氏兄再写三十年，再为当代文学添景象。”未来三十年，还没遇见，但，很想见，哪怕情知其中苦乐，倒愿把革命前辈、曾任福建省政协主席游德馨题赠的“风云走笔三十春，丹桂飘香满庭芳”，当成是我此后三十年的愿景。
我便油然想到大学期间远足成都拜访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克芹先生时所得题赠：“读书乐，写作苦，苦也乐也皆一般。”而文学祖母冰心以“心系祖国”题赠，则是对我人生和创作的期许。面对各方鼓励，我常自省是否有负曾被“爱护眼睛一样地对待”，且捏着一团火继续前行！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