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民的辛亥革命老人刘通

黄文山

1940年，陈仪主政福建，成立“公沽局”，对粮食实行专卖。粮食公沽开始实行后，各县严禁米粮出境，福州并禁乡米进城，凡随身携带粮品者，不论是亲戚赠送的粉干、鱼丸乃至地瓜，沿途警察均可搜查没收。可是公沽局成立仅一个月，由于米源枯竭，市面上便无米供应。奸商们乘机囤积居奇，抬高米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不少民众只能以蔬菜充饥。往日十分便宜的蚬子，也成了餐桌上的珍品。而入室偷盗甚至大街上抢劫之事也时有发生。福州驻军第100军军长兼福州警备司令陈琪为维持治安，召集连江、罗源、长乐三县县长和福州绅商各界代表在福州商会开会，责令上述三县县长采购杂粮救急。并决定派长乐籍居福州的陈薪野携款先往长乐采购地瓜米。结果地瓜米尚未运到，福州已经沦陷。

1941年4月中旬，日寇进犯福建沿海，21日晨攻占福州。大批福州难民随内迁的政府机关逃到南平、永安。十数万难民的一下涌入，使得当地原本勉强的粮食供应，陡然紧张。

此时粮荒已蔓延至全省，南平、永安、龙岩到处告急。粮铺纷纷关门，黑市上米珠薪桂。永定、上杭饿殍载道；南平许多乡民只能吃草根、树皮度日。

正在重庆任立法委员的刘通，得到福建家乡闹粮荒的消息，心急如焚。他接连给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写信，告知福建严重缺粮的实情，请求中央赈济委员会发放赈济款，派专员到福建救灾。他并表示自己愿意担任这一项工作。得到批准后，刘通与何公敢、秦望山三位闽籍要员立即动身。他们先飞桂林，而后改乘火车往湖南衡阳，又从衡阳坐汽车至江西泰和。江西省政府已迁到这里。他们需要购买江西的大米，运往福建赈灾。经过疏通，江西省政府同意他们在赣东的光泽（当时属江西管辖）一带采购粮食，由水路运入福建。

刘通等人马上赶到光泽，拿着江西省政府的批条派人到四乡购粮，同时找来闽清船帮代表陈作舟等会商运粮事宜。因为闽江上游富屯溪水急滩险，大船无法行驶，只有船身狭长的闽清鼠船，能够穿滩过瀬，转舵自如。因此，闽清船帮撑持起了抗战期间的闽北水运业务。但鼠船船舱狭小，船上连个座位都安放不了，乘客只能手扒船舷蹲着。为了了解粮船的运载航行状况，刘通坚持蹲在鼠船上亲身体验了一把船只过滩的情形，这才放心。

此一行，辗转万里，千山万水，辛苦备尝。但到南平后，参加了中央赈济委员会和省政府共同召开的赈济会议，刘通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分别深入到灾区各县视察灾情。刘通先来到建瓯，这里设有难民收容所和难民生产事业管理处开办的各种工厂。有人劝刘通不要下基层，因为严重缺粮，有些难民情绪激动，怕做出过激行为引来人身危险。刘通微微一笑：只要能了解准确的灾情，我个人的安危又算什么。经过实地考察，遍访灾民，刘通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向省政府提出六点赈灾实施意见。加之平粜的粮食陆续入闽，粮价迅速下降，人心开始稳定，福建粮荒得到妥善解决。

赈灾让刘通的声誉大增。灾区的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位做事认真、一丝不苟，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却又不失威严，满口福州腔但每一通话都句句说在百姓心坎里的政府要员。

刘通，原名刘开通，字泊赢，号漫叟，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出生于琅岐岛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小天资聪颖，喜闻国家大事，崇慕英雄侠客。据说刘通8岁时还没有上学，就会以树枝在沙地上写“岳飞”的名字。他的叔祖父认为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于是把他送到私塾读书。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消息传来，刘通心中悲愤难平，他联合了一群小伙伴，终日谈论国事，并参加了反清秘密组织“藤山文明社”的活动。刘通还是该社秘密刊物《调查录》的编辑。不久，“藤山文明社”更名为“汉族独立会”，组织扩大，目标也更明确了。1907年，孙中山派林斯琛回闽，与郑祖荫等人一道在“汉族独立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在林斯琛的介绍下，刘通宣誓加入同盟会，并负责福建支部常务工作。同年秋，刘通考入公立福建法政学堂法律科，三年后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经司法考试，获法官资格，进京等候分配工作。可是就在家人为刘通能够顺利进入政法界高兴的当儿，刘通却毅然辞去按察司给他委派的“承判官”职务，担任起《建言报》的主编。

《建言报》是当时福建同盟会与福州立宪派合办的一份报纸。同盟会福建支部认为，通过办报，开展革命宣传，可以更广泛地发动群众。而刘通当过《调查录》的编辑，思想敏锐、文笔尤好，是报纸主编的不二人选。由于经费困难，报社设施极为简单，人员也非常少。刘通虽名为主编，但实际上是既管行政，也管出版，从组织报道、评论到编排、校对，以至资料的收集保管，全由刘通一人所兼。

经济拮据的《建言报》根本不可能对外派驻记者，为了解决报纸的消息来源，刘通想了一个好主意。当时的上海《申报》是在福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由上海轮船运来，到马尾港起卸后，再由驳船随货物运到福州，等到达订户手里时，已是一两天之后的事情了。刘通便利用了上海《申报》从马尾上船运到福州的时间差。这样，刘通总是先到马尾港等候，抢先登船获取报纸，然后乘坐小汽船返回福州。在回福州的路上已选取好可用的消息，回到报社后立马撰写文字，编好即送印刷厂。由于新闻性与革命性都极强，《建言报》深受福建各界人士的喜爱。

作为福建同盟会机关鼓吹革命的重要喉舌，《建言报》很快成为福州地区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尤其是它敏捷的新闻触角和犀利的评论文风，加上贴近社会底层，反映民众心声，在福州读者中很有吸引力。

1911年2月间，同盟会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派遣福建籍同盟会员林觉民回福建征召同盟会会员前往助战。3月初，林觉民回到福建。一到福州，林觉民立即在台江召集林斯琛、刘通等福建同盟会核心成员召开秘密会议。刘通要求到广州参加起义，但被林觉民婉拒。他认为，办报鼓吹革命与参加起义一样重要。刘通应该留下来办好《建言报》。当林觉民带领一班福州子弟出征时，刘通和林斯琛等人亲自送到马尾挥泪而别。不幸的是，广州起义以失败而告终，林觉民慷慨就义。消息传来，刘通悲痛欲绝，写下了“珠江日夕咽哀流，千树黄花照斗牛；自有精神长不死，独为种族荷先忧”的感人诗句。后来在其一生中，刘通始终不忘黄花岗烈士，写了许多祭奠的诗篇，并且为先烈的后人尽己所能。如筹募经费，为烈士修建庐墓和纪念碑；向国民政府请愿，给烈士家属发放长期固定的抚恤金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刘通与彭寿松等人积极响应，他们策动新军统制孙道仁和许崇智等人秘密举事，同时部署同盟会及其他革命社团组织起义。

起义当晚，刘通原本负责桥南总机关部的保卫工作，但当他听到从山脚下南校场传来的激烈枪声时，便按捺不住对战斗的渴望和对学生们的担忧，冒着危险奔赴南校场。从没有摸过枪的刘通竟然冲上战场，毫不犹豫地抓起同伴身边的手榴弹向清兵连掷三颗。此举后来在福建同盟会会员中成为一介书生“投笔从戎”的美谈。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充分，各方面的力量得到发动和组织，又争取到清军军警全部起义，所以福州光复顺利，战斗至次日午后即告结束。

11月13日，起义军民成立闽都督府，刘通被推为福建省参事会议参事员。后来，参事会议改为政务院，刘通又出任政务院秘书长、副院长。

袁世凯一心想将北洋势力伸入福建，乘福建政局混乱，以查办案件为由，派前清云贵总督岑春煊来到福建。

岑春煊一向痛恨革命党人，一到福州即罗织罪名，将福建同盟会负责人林斯琛逮捕入狱。为营救林斯琛，刘通不惧恐吓，四处奔走，并自告奋勇与黄光弼共同担任林斯琛的辩护人。在法庭上，刘通、黄光弼引用民国法律条款，据理力争。致使岑春煊指定的公诉人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法院最后判林斯琛无罪。

1913年，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招致全国一片反对。刘通、许崇智敦促孙道仁通电反袁护法。不久，护法运动失败。孙道仁向袁世凯“请罪”。袁世凯密令逮捕郑祖荫、刘通、黄展云、严汉民等人，各附以罪名，尤其是刘通，被指为“著匪”。刘通时任都督府民政秘书，由于当天不在，躲过一劫。等到晚上回家，听闻郑祖荫被捕消息后，急忙出家门去通知黄展云、严汉民等人，随后自己避入新街林前铭家。后来由林则徐后人出面，请孙道仁向京城方面疏通，才暂免无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孙道仁调入京城，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北洋军第七混成旅李厚基部入闽镇守。刘冠雄抵闽后，立即下令省警察厅解散国民党福建支部、中国同盟会福建俱乐部、丙午俱乐部以及福州桥南社，追缴全省各地国民党员证书，禁止国民党所有活动。刘通等人只好暂避于上海。半个月后，刘通又秘密潜回福州，继续主持福建革命党人的各项工作，直到1916年奉孙中山命到广州。此后，刘通参加了广州革命军北伐。革命军光复福建后，刘通出任省司法委员会主席和高级法院院长。

刘通一贯致力于宪政和民主法制，提出“民主应以民为主”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等主张。民本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行动中。新中国成立后，刘通担任民革福建省主委和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在耄耋之年，仍然尽心尽力为人民工作。1960年，时年81岁的刘通老人在赴九龙江视察灾情后，向省政府提出“阻止开荒，大造山林，根治九龙江”的建议，得到很好的采纳，至今仍然造福于漳州人民。

1971年，刘通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92岁。一代辛亥革命老人，至此走完他一心为民奋斗不息的历程。

（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马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