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淦和他半生牵挂的堂弟严家显（一）

钟兆云

    从同个望族、一所中学走出的两匹良骥

“我六岁时，恰逢辛亥革命，是时地方又不安定。而当时大家都有一种矛盾心理，即住在城里的人要搬至乡下，住在乡下的人又要迁入城市。我家虽在木渎，但城内也有房屋，于是就又搬入城内，因而在苏州读了中、小学。后逢‘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又自苏州迁居上海，遂在上海读完大学。”

这是严家淦在担任台湾“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时的一次谈话。之所以引用，是因为严家兄弟的人生在这里有过非同一般的交集。

严家淦，字静波，号兰芬。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生于江苏苏州木渎镇西街，少儿时在木渎小学就读，1916年考入苏州桃坞中学，后又升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2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其后从政，在国民党历史和台湾政坛划下过重重一笔。严家显，1906年生于木渎西街，在自家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在昆仲中则排第二，遂有“仲扬”之字。

1944年初厦，在福建战时永安，严家淦一家和堂弟严家显一家合影留念（后排左二为严家淦，左三是其子严隽泰，左四是其夫人刘期纯。左五为王祖寿，左六为严家显）

严家淦称：“我的教育是旧式的开始，但是后来所接受的则是新式的教育。”严家显更是如此，应该是没在私塾念书而是直接进了学堂。先就读于木渎公立小学堂（今木渎实验小学前身），初中、高中都在桃坞中学度过。他的中小学求学轨迹，几乎是步严家淦的后尘。他的大哥严家书与严家淦还是同班同学，堂兄弟势均力敌，争抢第一是家常便饭之事。后来一个去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去了东吴大学。

桃坞中学是现在苏州市第四中学的前身，地处深巷之中，红砖建筑在绿树浓荫中显得古朴典雅，别具味道。严家显具体何时进的桃坞中学，已无案可查。根据眼下发掘的其大学毕业证书，倒推他的中学时光，正常的时序该是：1918年12岁前后进桃坞中学初中部，1922年16岁前后进桃坞中学高中部。

严家显读完四年预科后，1923年，桃坞中学取消了预科、本科，改为初中、高中各三年学制。学校陆续建造了一批砖木结构西式校舍，有教堂、体育馆、实验室、办公室、教师住宅等，更新学校设备，增强师资，教员多聘自圣约翰、东吴、金陵等著名学府。上海圣约翰大学承认其为附属中学之一，并认可桃坞中学优秀毕业生可经学校直接推荐保送来校深造，严家淦即享有此荣。

桃坞中学戴上“美国在远东地区办得最好的教会中学校”这个桂冠后，收费开始大幅提升。在一个望子成龙的社会里，桃坞中学严谨的纪律、优良的教学质量，深得家长的信赖和赞誉，在当地名声很旺，一时无二。

紧随严家淦、严家显就读桃坞中学的名人中，有位张青莲，后来成为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稳定同位素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严家显在桃坞中学就读高中时，后来的文化泰斗钱锺书刚在1923考入该校初中部。钱锺书夫人、作家杨绛所撰《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记之：“锺书十四岁和锺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严家显诚为“学霸”无疑。十八岁还在桃坞中学便完成了人生大事：成婚。

严氏始祖严伯成赖苏州东山女子所救，并抚育成才，为感恩铭德，乃立家训：子孙后代当娶东山女子。改朝换代一路到民国后，虽然民风也跟着一路开化，自由恋爱正慢慢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与追逐，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择偶风俗，仍被老一辈人奉为正统。尤其在严家长辈眼里，娶个苏州当地女子，知根知底，传宗接代瓜瓞绵绵也值得信任。自古以来的父母，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为不经岁月的子女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寻偶麻烦，连婚嫁的一切仪节，都任劳任怨地包办下来，子女只需要出席婚礼，婚后好好过日子即可。他们相信自己预言家式的眼光，如若未来出现差错，多半也是子女自己的问题。

就这样，综合各项因素，包括严家淦、严家显在内的严家男儿，几乎皆如是。严家淦和严家显同病相怜之处，还在于他们学生时代的第一任妻子，都因病亡故。这样猝然到来又短暂而逝的婚姻，连同悲剧的另一方，令他们精神上的伤痛难以名状。也正因为如此，这对堂兄弟走得更近。

1926年夏，严家显从桃坞中学高中毕业，继大哥严家书后，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严家淦此时则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

严家显在东吴大学读一年后，转入南京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昆虫学系，1931年去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辞去洋人企业的高薪工作，心怀国家农业发展，拿着家里分给的两根金条，自费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消息传出，亲友们有鼓劲的，也有惋惜和不解的。

严家显出国前，特地和已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堂兄严家淦作了番交谈。父辈因分家之事而有所不快，却并没有影响到这对堂兄弟的情谊。在十来个堂兄弟中，他们是最有共同语言的。

严家淦赞成严家显的选择，借用杜甫“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诗句相称，并道及一段往事：“仲扬你可能听说过吧，我六岁那年，家里在私塾为我举行了一个拜孔敬师的入学仪式。行完拜师礼，先生打开一个用锦缎裱装的盒子，内有四字，教读一遍，说的是‘聪明智慧’，自是勉励的吉利之语。启蒙不久，虽然没有继续在私塾念书，而是进了新式学堂，却让我悟出了这四个字的真谛。”

“什么真谛？”严家显问。

“聪明和智慧两者并不相同。所谓‘聪’，是指听觉灵敏，‘明’是指视觉明快。合起来是指能举一反三，反应迅速，并且能随机应变的意思。而智慧则可以包括聪明，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也就是先天能够辨别、分析、了解和研究的能力。对智慧两字最好的解释，当推佛家，他们甚至把‘智’‘慧’和‘智慧’二字都予以分别的解释。我领悟了当年私塾那位老先生提出这四字的用意，当是要我们发挥智慧，不可单凭聪明，更不能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你要出国深造，就是要追求聪明智慧，也期待你带着聪明智慧早日回来。”

严家显聆听着严家淦这番话，庄重地点了点头：“要不是看了族谱，哪能想到我们严家的祖上还出过那么多人才，静波哥我们得见贤思齐，建功立业。”

严家淦点点头，道：“是啊，仲扬你远渡重洋求学，可能就创了我们严家放洋的纪录。”

上年修《江苏洞庭严氏族谱》时，几位长老都说，严氏族人爱读书由来已久，那些书生意气与坚韧不拔的意志仿佛已成了一种基因，通过血脉一代代传承下来，衍变为与生俱来的本领。严家淦和严家显还一同端详过明严氏悟澹斋家刻本的《天隐子遗稿》部分，果真是精美悦目。天隐子是严氏七世严果之号，面对这个在明朝嘉靖年间“胸藏万书”“有所独吟，皆得其情境”，被《四库全书》誉为“卓然自立之士”的遗像，兄弟俩还一同发出过“譬如驽马，愧彼良骥”的慨叹。

依据“严氏族谱”统计，严氏在民国之前，共出了三十多位县以上官员，知府及以上官职多达十位。真可谓是诗礼簪缨之族，才俊辈出，昂首挺胸地度过一代又一代。而严家淦、严家显这对堂兄弟，正是从严家谱系中奔涌出的两匹千里驹。

1937年，在去美国的第三年，严家显戴上了那顶让无数人竞折腰的明尼苏达大学昆虫学博士帽，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两个学会——美国明尼苏达生物学会、化学学会的金钥匙。博士毕业那天，导师瑞雷特地举行家宴庆祝，谈及甚多，其中说道：“你是我目前所教中国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位，真的不打算留下？”严家显鞠躬如仪：“谢谢，相比于美国，我的祖国更需要我。”瑞雷沉默了，俄顷喃喃地说：“祖国！每个人心目中都应该有祖国，谁说中国人就没有国家观念呢？！谢谢你，你向我证明了这些！”

    兄弟先后入闽，相聚在福建战时省会

1937年8月，搬迁珞珈山新校区四年有余的国立武汉大学，迎来了意气风发的新教授严家显。他坐了一个来月的轮船，万里迢迢从美国回来，在苏州老家和家人稍加相处，便在愈来愈浓重的抗日硝烟中，风尘仆仆地渡过长江，赶往武汉，到跻身为“民国五大名校”的武汉大学任农学院教授。一年后，武汉大学因武汉会战逼近而西迁，严家显受聘到已迁往柳州沙塘的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和一批海归学者、农业专家一起成就了沙塘“战时农都”“中国农业专家的摇篮”的美称。彼时从沙塘走出去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们，此后都成为中国农业科研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不少人还成为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台湾“农业行政长官”的李崇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之兄）、香港农业署署长的黄成达，都曾在此学习。更巧的是，何康、李崇道还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两岸三地农业部长孕育地”的佳话在沙塘广为流传。

1940年春末，一封来自福建的信函，翻山越岭辗转到达严家显手中。信是时任福建省府委员、财政厅长的堂兄严家淦从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寄来的，信上的毛笔字迹奔腾有力，一横一竖地透过纸背，透着一股庄重的仪式感。信里热情邀请他赴闽，在永安创办福建省立农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

福建省竟还没有一个高等农业学院？永安是何神秘之地？严家显通过各路渠道，本着学者的严谨态度，做了一番细致的考察研究。福建还是尚在战时陪都重庆就学的心上人王祖寿的故乡呢！

福建学界的情况，他从与堂兄严家淦往来信札及他人讲述中，略知端倪。学校方面，福建只有厦门大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等寥寥几所文理及专科院校，省政府主席陈仪鉴于“本省地处亚热带，物产丰富，只以农学未修，人守旧习，遂致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欲言建设，必先本根”的考虑，决定筹建福建大学，内设农学院。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张蓝图很快因各种因素的不断干扰被搁置，省政府遂于1940年初决定单独成立福建省立农学院。在物色创校校长人选时，颇受陈仪器重的严家淦，举贤不避亲，热情推荐了已在学界深孚众望的堂弟严家显。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竟还没有独立的高等农业学院！别的不说，就冲着这点，严家显“但愿苍生俱饱暖”的情怀像火一样被点燃了！严家显既已了解情况，心底那份不惜赴汤蹈火也要为福建农业教育做奠基的热望，彻底地燃烧了起来，他决定赴堂兄之约，一展身手。

除严家淦外，此前，严氏家族里已有人在福建出仕。修族谱时，他和严家淦曾一起辨识过那些被隆重地写在谱系里的严氏名人，知道清末有位在福州招商分局任职、英年早逝的严国贞，记忆较深的是在福建官场与文化界有些名气的严良勋。1940年初夏，从广西一路艰辛向着闽地而来的严家显，在梳理本族先人与福建相关联的种种情状时，想着即将承担的使命，想来也是满怀沸腾的喜悦。在较以往相对和谐、自由的民国学术界，把农学置于全国范围衡量，彼时能与严家显等量齐观的昆虫学家应该说还有一些。但在乱世时局之中，一个留洋归来的文弱书生“侠”气纵横，愿将此生献身学术和服务社会、改善民生，敢于胼手胝足创新业，并能“不辞辛苦出山林”，如此真的猛士，就整体社会文化而言，严家显即使不说独一无二，也是罕见、珍稀、高贵的。

34岁的严家显就要担任的“院长”角色，充满挑战性。从美国回来，先是武汉，连着广西，严家显始终充任教授一职，是意义崇高、性质单纯的老师。而这一去，从福建开始，他要展示的还有高超的行政管理和治校才能。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后人所知晓的“家显印象”：爱国、博学、练达、强干、活跃……

从广西到福建，山重水复，夏日炎炎，路途艰险不说，还极有可能遭遇匪情，发生不测。严家显舟车劳顿，一路艰难，在1940年7月初抵达永安。因为7月1日以福建省立农学院院长名头致闽省各机关的公函如是称：“福建省政府000字号训令内开‘兹聘严家显为本省省立农学院院长，此令’等，因奉此本院迟于七月一日成立，本院院长迟于同日到院视事，除呈报并分函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是荷。此致各机关。”

而后，7月5日，福建省主席陈仪签发“福建省政府训令”，文曰：

令福建省立农学院

兹刊发该院木质关防一颗，文曰“福建省立农学院关防”。小章一颗，文曰“福建省立农学院院长”。合行令仰查收，并将启用日期具报备查此令。

陈仪

依据这两则公文，可见严家显应是7月初抵达就职的。

熙熙攘攘的人群之外，一堵又一堵墙上刷写的“抗战到底”四个大字，不由分说地和他打上了照面。从此，这所山城蜚声全国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便烙上了一代农学家、教育家严家显的影子。

    永安城郊吉山村的福建省高等法院职员宿舍墙上“抗战到底”标语

永安，地处闽西和闽中大山带之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因境内九龙溪与巴溪汇合于城区西，形似燕尾，故永安别名“燕城”。福建自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就着手把省会从福州搬迁至永安。永安占据福建省心脏部位，可辐射闽东、闽西、闽南、闽北，路程相当，水陆路相通，人员往来、物资运送也相对方便，且又处于万山掩映、万木覆盖之中，地势险要，天然的山水壁垒能够有效抵御日军入侵，换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理所当然地，百来个带“省”字头的机构，连同中央驻闽各机构、在福州的高等中等学校，一并内迁青山绿水间。这座山城，山水相望，在没有敌机轰炸的时候，彰显的是一派祥和的自然风光，加深了严家显对永安的印象。而严家淦夫妻的嘘寒问暖，更是消除了严家显长途跋涉的疲惫。

1926年严家淦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没有从事所学的化学专业，也没追那个时代的出国留学之风，而是在上海德商孔士洋行任买办。1931年经宋子文引荐，出任铁道部京沪、沪杭甬铁道管理局材料处处长，少年显达，从此步入仕途。1937年冬进入福建省政府，任建设厅主任秘书，兼任福建省政府贸易公司总经理，主持贸易行政。翌年初加入国民党，紧接着便是出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以其精明能干，而成为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眼中的红人、技术官僚。

陈仪字公侠，又改公洽，浙江绍兴人，幼年好学，曾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他自福建事变后主闽，大量使用江浙人士，连内弟沈铭训（仲九）都请来担任顾问。严家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中入闽从政的。

本来建设厅厅长一时半刻还青睐不上他，1938年下半年，时任该厅厅长的徐学禹，在浙江公路局任内牵涉重大贪污案，受到国民政府“褫职，非满五年不得任职”的处分。陈仪虽让他卸去了厅长之职，却又聘为省府顾问，仍由其过问全省经济大权，并同意他举荐严家淦接其厅长之位，不到一年又同意其留德同学兼连襟包可永接任建设厅厅长，而改聘严家淦为财政厅厅长。

严家淦和严家显虽然数年未谋面，但兄弟间见面一点也不生分。严家淦夫人刘期纯忙着沏茶切瓜，招呼几个孩子来见仲扬叔叔。她既是东山名门，还是严家表亲，严家显在上海、苏州时就见过她，印象很好，是个美丽大方、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他们在上海出生的几个孩子，严家显以前也见过，只是长大得很快，一段时间没见，不免有些隔膜，连着这几年新添的孩子，芝兰绕室，在亲切中又带些怯怯的神情打过招呼后，就礼貌地随着母亲退到别处了，留下他们在大厅谈事。

严家淦简要介绍了永安政情特别是创建农学院的设想后，道：“公洽主席对农学院很重视，你先在我家住下，休息一下，待我报告后请他找时间和你面谈。”

才过一天，严家淦就传话说，陈仪要马上接见严家显。

严家显惊喜道：“这么快，陈主席看来和我对路，是个工作狂。”

“抗战爆发后，公洽主席就在省政府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提出过一套格言，叫‘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空闲是堕落，懒惰是罪恶’。”

陈仪所提这几句口号，虽是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党员守则”那一套搬来，但严家显细细咀嚼，感觉确有理，值得“共勉”。

他们边说边坐上已然停在七百街家门外的吉普车，穿过盘山蜿蜒的各式房子，穿过各色人群和荷枪实弹的宪兵后，就停在了上吉山的“春谷山房”。显然，这就是省主席公馆，陈仪的住处和办公地点就在此，这里牵动着福建各项政令的实施，联系着全省乃至全国的抗战局势……

省主席的会客室不过十几平方米，全部采用木料，透出沁脾的清香之气。虽在绿荫之下，却还是像其他几间房屋一样，瓦上用了杉木皮覆盖，不消说，为的是起伪饰作用。会客室内摆着一对方形小茶几，几边各配一张靠背椅，一张小圆桌，旁边三四个小方凳。两盆本地的珍奇之产素心兰，安放于进门两侧，在优雅地迎接客人时，也显示出合乎主人秉性的喜好。靠墙一架小玻璃橱，摆放着几个新鲜水果和一罐茶叶——福建的茶叶，是在陈仪任上成规模的。橱顶灯台上烧了一半的残烛，说明这里也不时停电。橱窗里还赫然摆着一套红色封面的《鲁迅全集》，相邻的一本是张君劢翻译的德国鲁登道夫的《全民族战争论》。

严家显打量完房子刚坐下，马上有个再熟悉不过的江浙口音传出：“有朋自远方来，欢迎欢迎！”

抬头间，一个五短身材、膀阔腰圆的人，踱着方步已近在眼前。不消说，这就是福建省主席、国民政府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仪。

刚落座的严家显便又起身，陈仪温和地示意他坐下：“坐坐坐，我听静波说你是大学者，别拘束嘛。”

陈仪稍事寒暄，直奔主题：“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还愚民了好长时间，教育是脱不开干系的。过去提倡的‘君子’式教育，大多数民众都没有份，因此对国家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一般民众并不要负责，责任在政府和知识分子。所以，我主张教育要有两大目的：一是提高民众的知识，树立他们的国家观念；二是提高生产技术，千方百计增加产量。为此，我们的教育就不能与民众对立，不能与民众的需求脱节，要教育并引领他们，在技术上指导他们。在我们这个农业国家、农业省份，农学院自然是重中之重……”

眼下这位福建最高的领导人，并无一点统治者的趾高气扬和戾气，不过看人的目光倒是锐利，话语也深沉：“我们创办农学院，近的来说是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增产粮食，支援长久的抗战，远的来说是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打基础。可以说，我们办教育，做的像是盖房子前平地基的工作。将来的民主政治必须先由小处着手，由教育着手，我们提出开办六千所战时民众学校，提高一般民众文化水准，就是围绕民主政治这个大目标而喊的口号。是不是吹牛呢，严院长一来，便也有一份责任了。”

陈仪直接称严家显为院长，还让他分担一份责任，话中深意一听便明。听着风趣中带着绍兴人特有幽默的语句，严家显也就无拘无束起来：“陈主席所说极是，民智不开，政府和知识分子都有责任，长期下去，别说无法实施民主政治，还得饿肚子吹牛皮。”

陈仪点点头，目视严家兄弟：“想来静波和严院长也介绍过了吧，福建包括办教育、开民智在内，各种工作的困难在于干部不够，眼下最缺乏专门技术人员、大学生、技术助手。这三种人中，专门技术人员可以向外省借，我们还可以用自给自足的原则，设研究所来训练工农业各方面的人才，但一定数量的大学生和技术助手，只能先靠网罗合适的师资，以此为酵母，大量培养我们所需要的师资队伍，再通过普及教育，方能解决。”

头大，谢顶，三角眼，阔嘴巴，上唇留着两撇胡子，陈仪的形象像极了知识渊博的大学老师。在他看来，“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的时代仿佛已远去，一省之主席既要能文也要能武，方算合格。

严家显问：“就农学院的师资而言，陈主席有哪些要求？”

陈仪沉吟俄顷，道：“农学院创校之时的师资，必须要有自然科学的修养，其次对社会科学要有深刻研究，这样便可以发挥一个人最大的才能，为国家民族真正尽力。”

谈罢设想，陈仪说：“筹办福建大学时，农学院也考虑放永安县郊的黄历村，但现在福建大学暂时不办了，农学院作为一个独立高校，究竟建哪里合适，如何规划，办学规模又当如何，你这个开山鼻祖可以提出建议。静波你这个财政厅厅长，当尽力配合好，有空时也可带严院长和仲九聊聊，听听他的意见。”

陈仪口中的仲九是省政府顾问沈铭训（字仲九），系陈仪的堂内弟。严家淦道好后，陈仪再次把目光投向严家显：“校园图纸就你负责来画，希望能尽快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好的图画来！”

严家显慨然道：“既蒙信任，我自当拼命工作，尽力而为！”

陈仪微微颔首，继而一字一顿地说：“希望你做事能公正、认真、有勇气。”声音洪亮，铿锵有力。

严家淦一旁道：“仲扬，这是公洽主席对福建公职人员的教谕，对你也是一视同仁寄予希望。”

严家显敛容肃然：“好，我领教了！”

“农学院的师资和其他干部，也都可以由你提出聘任，希望抓紧时间，力争在年底前开学。我一向主张，‘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空闲是堕落，懒惰是罪恶’。”年近六旬的陈仪这么说，让人感觉他不是军人，而是政治家、实干家。

昨天严家淦曾道及陈仪这二十字箴言，严家显听得新鲜，今天又听陈仪当面道来，更明白了此中之义，不觉灵机一动：“陈主席这句格言，我看完全可作农学院今后的校训。”

陈仪含笑不语，严家淦道：“这个好！我们很多公务人员，也都是把公洽主席的训示作为座右铭的。”

“初次见面，就送套《鲁迅全集》给严院长做小礼吧，好书共欣赏。”陈仪边说边向身后的秘书发出指示，“鲁迅是有精神的，他的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现在也就是抗日精神”。

严家淦一旁介绍：“《鲁迅全集》在上海编印出版时，公洽主席积极支持，自己掏钱预订了200套，准备分赠省内各大中专学校图书馆，在福建广泛宣传鲁迅精神。”

严家显从陈仪秘书手中接过红色硬皮装帧的《鲁迅全集》，打开一本抚摩着，是蔡元培为之作序，分20卷，600多万字，内中还有一些老照片。他略感惊讶：“没想到陈主席也崇拜大文豪。”

严家淦道：“公洽主席和鲁迅先生是绍兴同乡，当年同怀着热血荐轩辕的豪情壮志求学东瀛呢。几十年交往不间断，得知鲁迅先生去世，公洽主席当即电请蒋委员长举行国葬，可惜没有获准。”

陈仪摇摇手：“这个不说了。”俄顷又说：“不过，我们活着的人倒要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作出些许贡献。”

严家淦接着又说：“农学院建成后，也是可以一边宣传鲁迅精神，一边促进笠剑学风活动开展的。”

陈仪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笠剑学风，主要内容是要求每个中学生和师范生戴斗笠、持短剑，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和战时民校教育。抗战开始，福建计划设立一万所战时民众学校，散布于各县山区和边区。师资不够，除另设战时民教工作人员训练所速成培养外，再动员全省高中、职业、师范学生（以二三年级为主），停学一年，施行短期集训后派往各地参加民教，一年后返校复课，延期一年毕业。他们受命出发时，身着军装的省主席陈仪赠送每人一把柄刻“捍卫祖国”的四字佩剑，以壮行色，还发表讲话：“大家将要到穷乡僻壤去工作，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要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志，去做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你们重任在肩，使命神圣而伟大！”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则赠送每人一顶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风雨无阻”四字的箬叶斗笠，以御风日，讲话中提倡树立“笠剑学风”，说笠剑两物意义深远，笠是指学农，下农村参加劳动，剑指学军，上前线抗日，合起来就是要边学习边杀敌，既学农民戴着斗笠劳动生产，也学战士拿起武器杀敌立功。这个相当隆重的授笠授剑仪式，为的是鼓舞和调动民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并使学生得到实践锻炼。

严家显觉得“笠剑学风”好是好，但农学院等高校也不一定照搬照套，倒是陈仪把鲁迅的全集推介到永安，让鲁迅的“民族魂”传播到他的生命未至的时空，在这特定的年代实属难得，这未尝不是福建之幸。一番谈话下来，他对这个说话带有明显绍兴味的留洋归来的武人，有了好感。但愿他如同严家淦此前所说，真正是个有见地、有胆识、有思想、忠守信义的人。

陈仪原来雄心勃勃想创建一个省立福建大学，由已经开办的法学院、设于沙县多年的医学院，加上设想中的农学院组成，在未得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乃将法学院移并到厦门大学，仍坚持要在永安办农学院，而且是独立的学院。严家显的到来，让省立农学院有谱了，陈仪心情大好，特请夫人陈月芳出来相见。一忽儿工夫，一个朴实健康的中年女子，迈着碎步到厅里和严氏兄弟见面，续茶水。她身着白翻领紫酱色的西服，头发剪得不长不短，说一口纯粹的北平话，要是事先不说，哪能知道她是日本女子呢？

陈仪的如夫人是一个浑身透着谜一样气质的东洋女子。陈仪两度赴日本留学，其中在陆军大学时成绩位居榜首，日本教官赏识其才华，乃将女儿古月好子许配给这位中国学生为妾。古月好子随陈仪来中国后，易名陈月芳。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抢掠，涂炭生灵，陈仪身为福建省主席，与台湾殖民当局时有接触，还有个日本籍的妾室，不免引发众多猜疑。还在广西时，沙塘一些教授得知严家显要去福建就职时，就传开了各种闲话，有说这个日本如夫人作为人质在重庆，国府担心陈仪这个日本人的姑爷要成汉奸，云云。

陈仪当然也知道社会上各种不利于自己的传说，但和蒋介石的铁关系，以及固有的民族大义、抗战精神，使他并不在乎这些传说，更不会让自己的日本夫人随意和人见面。在福建，陈月芳是个神秘的女子，深藏在春谷山房，很少公开露面，即使达官贵人也没有几个见过她的真容。严家淦是陈仪信任之人，由此及彼也就惠及对严家显的信任了。

聘任严家显为福建省省立农学院院长的报告

这一面，也就揭开了严家显心中那个谜底。不仅如此，听严家淦介绍，她每天晚上还收听台北、东京等地的日本广播，供她铁心抗战的省主席丈夫做参考。他想，福建有此抗战氛围甚好，自己教育救国、农业报国的理想就更有着落了。

离开省主席公馆后，车行一段路，严家淦忽地让停车，趁此机会陪同初来乍到的堂弟熟悉一下周边环境，特地带严家显去了设于吉山墩头大厝的福建省农业改进处，严家显创办农学院，今后少不得要和这机构打交道。相比于衙门式机构，严家显对农业改进处附设的两场（园艺试验场、农事试验场）三所（造林事务所、畜牧畜医事务所、农林研究所）更有兴趣，表示择日前往参观学习。

回家路上，严家淦和严家显促膝谈心：“仲扬啊，请你来，是真心相信你能做事，也希望你能实现做大事的夙愿，却也担心，万事开头难，农学院只是个空壳子，你这个院长也还是个光杆司令，战争年代要白手起家，困难不小哩！”

“不是有你这位当财政厅厅长的哥哥作靠山嘛，大树底下好乘凉呢！”严家显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我既是红娘，当然要尽绵薄之力！”严家淦朗声说罢，复以安慰的语气道，“其实也不用担心，有些事情，不管怎样困难，只要找公洽主席，总能得到解决，何况他真是在乎农学院。”

“他对教育真能尽心尽力，不会是三分钟热血或叶公好龙吧？”

“这个可以放心，不只对教育，对整个抗战文化事业，他也是鼎力支持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名家会聚永安？只是人多嘴杂，仲扬你还是少关心政治为好……”严家淦讲到政治，欲言又止，严家显也就心领神会了。（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4期，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