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南宋一西山

缪淑秀

江南的雨，总是缠绵不绝。临安城的宫阙在烟雨中若隐若现，宛如这个偏安王朝的命运，朦胧而不真切。

嘉定十七年（1224）的南宋朝廷，正值多事之秋。权相史弥远把持朝政，废立天子，朝野为之震动。真德秀在朝会上直言进谏，却无人响应。他望着宫墙外淅淅沥沥的秋雨，不禁想起二十五年前初入仕途时的理想与抱负。

真德秀，本姓慎，字实夫，回避宋孝宗赵昚的名讳，改姓真，字景元、希元，号西山先生，福建浦城人。生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那是一个理学渐兴的时代。少年的真德秀便显露出过人的才智，“四岁受书，过目成诵”，且对圣贤之学有着天然的景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真德秀从小的梦想。他师从朱熹高足詹体仁，深得程朱理学真传。在书斋苦读的夜晚，他常常掩卷长思：如何才能将圣贤之道施行于天下？

庆元五年（1199），真德秀进士及第，起家南剑州判官。初入宦海，意气风发，以为凭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足以匡扶社稷、济世安民。殊不知，等待他的是一个日渐衰颓的王朝和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

恰逢“庆元党禁”，权相韩侂胄将程朱理学定为“伪学”，大肆打压理学人士，禁毁书籍，朝野上下风声鹤唳。

面对如此局势，年轻的真德秀没有选择明哲保身。他在担任太学正时，仍然坚持讲授程朱之学，鼓励学子研习正心诚意之道。有人劝他避嫌，他却正色道：“正道不彰，何以立国？吾辈读书人，当以道自任，岂可因祸福避之？”

开禧年间，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结果大败而归。真德秀敏锐地指出：“北伐之败，非兵不利，乃政不修；非将不勇，乃道不行。”他上书直言，认为治国必先修内政、正人心，然后才可以对外。

此言论虽然切中时弊，却触怒了当权者。真德秀被贬官外放，开始了地方任职的生涯。外放期间，真德秀先后担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知潭州等职。在地方任上，他真正体会到了民间疾苦，也实践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真德秀留在九日山的“祈风石刻”

在任福建安抚使、福州知州期间，真德秀训戒下属不得滥用刑法，不得横征暴敛，不得徇私舞弊，不得罢行欺市，称：“物同则价同，宁有公私之异？”季春弗雨，又亲撰《祷雨疏》到鼓山祈雨。短短半年，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离任时，“帮人竞为彩旗以送，自谯门至舟次，弥望数里不绝”。

在泉州时，正值海盗猖獗，商旅不通。真德秀到任后，没有一味采取高压政策，而是深入调查海盗成因。他发现许多所谓“海盗”原是生计无着的渔民，被贪官污吏逼得走投无路。于是，他一方面整肃吏治，减免苛捐杂税；另一方面加强海防，招抚愿意归顺者。此后，泉州海疆大治，商船复通，来此贸易的外国商船从三四艘增加到36艘。

在潭州任上，恰逢大旱，饥民遍野。真德秀果断开仓放粮，同时上书请求减免赋税。有同僚劝他不要擅作主张，以免获罪。他却说：“民命至重，岂可拘于常法？若有罪责，我一人当之。”所幸朝廷准其所请，数十万饥民得以活命。此外，真德秀效仿朱熹重建社仓之法，并将社仓取名“惠民仓”，在青黄不接时，以平价卖给缺乏粮食的百姓。

这些地方任职经历，让真德秀深刻认识到：治国平天下，必先正人心、恤民瘼。这也为他日后撰写《大学衍义》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大学衍义》这部著作中，真德秀系统阐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政之道，强调帝王的正心修养，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人君之心，天下之本。心正则万事理，心不正则虽有所为，皆失其道。”这些话看似是对帝王的说教，实则是对当时朝政的深刻批判。当时，史弥远专权，朝纲不振，这一切在真德秀看来，都是因为“心不正”的缘故。

令人欣慰的是，宋理宗对《大学衍义》十分推崇，常置左右阅览，也为程朱理学最终成为官方正统奠定了基础。《大学衍义》成为元、明、清三代必读之书。后世评价真德秀“中兴理学，功在千秋”，实非过誉。

端平年间，北方的蒙古势力日益强大，金朝则日渐衰微。朝中出现了“联蒙灭金”的呼声，许多大臣认为这是雪靖康之耻的天赐良机。

真德秀却独排众议，上书痛陈利害。他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中写道：“金虽旧仇，乃垂亡之国；蒙虽新好，实方炽之敌。灭一弱金而易一强蒙，非计之得也。”

他预见到一旦金朝灭亡，南宋将直接面对更强大的蒙古。因此主张“固本自强”，先修内政，强兵足食，以待时变。可惜此番深谋远虑未被采纳。当他得知朝廷决定联蒙灭金时，不禁仰天长叹：“自此江南无宁日矣！”然而，南宋最终还是联蒙灭金。结果不出真德秀所料，不久便面临蒙古的铁蹄南下。

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再次进入权力中枢。这时的他已年近花甲，鬓发斑白，但报国之心未减分毫。

入朝后，他立即提出“十大政纲”：正君心、肃朝纲、恤民瘼、修武备、建储贰、择官吏、慎财用、兴教化、严边防、革弊政。每一条都切中时弊，每一条都彰显着他的政治理想。然而，积重难返的南宋王朝已经很难真正推行这些改革了。更令人痛心的是朝中的党争愈演愈烈。真德秀虽然德高望重，却因不肯结党营私而处处受制。有人劝他稍作妥协，他却说：“吾之所守者，道也；所争者，义也。岂可以利害易其操？”

他将“廉、仁、公、勤”作为官吏的评判标准，曾写下《西山政训》，详细阐述自己的为官思想，与僚属“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所谓“四事”就是：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所谓“十害”则是：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残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

    端平二年（1235），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病逝于任上，享年五十八岁，获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文忠。嘉熙三年（1239），真德秀配飨朱熹祠。之后，追封福国公，从祀孔子庙庭，追封浦城伯。

真德秀去世后四十年，南宋便在蒙古铁蹄下灭亡。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一生都在为这个王朝奔走呼号，却终究没能挽回它的覆灭。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唐末五代以来，五十年间换了八姓十二个皇帝，连年战乱，生灵涂炭，最关键的是帝位不稳，朝不保夕。为使自己的赵宋江山固若金汤，宋太祖采取了“偃武修文”，甚至“扬文抑武”,重用文人，压制武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气盛而血气淡，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弊端是将帅弱而军力虚，军事水平低下。北宋从太祖“黄袍加身”到徽宗“靖康之变”，前后历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先有西夏之扰、辽朝之侵，后有金兵南下，屠戮中原。

高宗登基之初，除了一个皇室的身份和自命的招牌之外，一无银钱二无军队，无力与兵强马壮勇悍凶猛的金兵抗衡，只得带领那些拥立他的少量朝臣和部众匆匆南逃，一逃就是十余年。面对追兵，高宗连招架之功都似有若无，遑论还手，保命成了他唯一的祈祷。

南宋，一个匆匆成立于败军之际的国家，一个从成立之初皇帝和大臣就仓皇奔窜的政府，一个成立之后却始终没有首都而只有“行在”(临时都城)的朝廷。这样一个如同海中孤帆的朝廷，注定了它的漂泊，更注定了它的屈辱。它是独立的国家，还是外族的藩属?它的臣民，是国民，还是遗民?自建炎南渡以来，这些问题就像伤痕一样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且隐隐作痛。

从“靖康之难”到“崖山覆亡”，南宋在那外有强敌、内有忧患的一百五十二年时间里，上至居庙堂之高的股肱之臣，下至处江湖之远的忠义之士，他们或大声疾呼、公心谋国，或百折不挠、浴血奋战，无一例外，都在寻找国家的出路和心灵的家园。虽然其中不乏甘当卖国贼和亡国奴的无耻之徒，屈膝求和，一隅偏安，但更多慷慨悲歌的贤臣良将、志士仁人，则在为尊严和国格而誓死抗争，用自己的思想、智慧、理想、信念、勇气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忠肝义胆铁骨铮铮的“正气歌”，至今荡气回肠。

正如真德秀，他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拯救了一个王朝，而在于他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品格：以道自任，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宋史》评价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

真德秀曾对自己的学生说：“一生短，千载长。不久名位，只久德业。”他说到，也做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王朝会更替，政权会更迭，但士人的风骨与担当，却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江南的雨还在下，洗净了临安城的宫阙楼台，却洗不尽历史的印记。真德秀这个名字就像西山上的青松，历尽风霜而傲然挺立，向后人诉说着一个风雨王朝的故事。

（资料、图片来源：《宋史》《文献通考》《八闽通志》《南宋，不忍细看》、福建档案、福建省纪委监委网站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