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淦和他半生牵挂的堂弟严家显（二）

钟兆云

    严家淦支持堂弟创办福建省立农学院

合着相关人员的建议，严家显坐着陈仪交代临时使用的一部旧吉普车，在熟悉地况的人员陪同下，连着在城郊看了几个地方，回来后就找严家淦等人讨论、比较。他想到当初国立武汉大学选址考虑何其周详，那可是功德无量啊，现在虽然没有更好的条件，一省财力也不能与国家财政相提并论，但总得为福建省立农学院找个合适的地方。而且，这个省立农学院绝不能像福建大学那样无疾而终。

夏天的太阳异常灼人。心系农学院的海归博士严家显，不怕热，不怕脏，更不怕累。几位随同人员除了佩服称奇，就是叫苦不迭。经翻译联系，村中长老在几位村民簇拥下，带着一头狂吠不止的黄狗来到眼前，告诉他：这是冯氏祠堂，系黄历村开基始祖冯金六于明代中叶由外地迁居黄历所建。

1988年，严家显铜像在福建农学院内举行揭幕仪式。严家显夫人王祖寿（首排中），女儿严隽珏（第二排右一），严隽玲（第二排中），严隽琪（第二排左一），和雕刻家李维祀（前排左三）及其来自台湾的黄历时期老校友出席相关活动

足有二百平方米的祠堂，前方和左右两边茅草丛生，后面是一簇高大的树林。树那头偶尔传来几声鸟雀的歌唱，才给这里带来一丝生机活力。连象征一姓一氏图腾的祠堂，也像周围的房子一样破旧不堪，可见这里荒废到了何种程度。

他静静地立着，不觉喜欢上了这里。是的，这里有几处侧身而立的灰房瓦屋，有一座座稳重不容侵犯的青山，有暖暖的山风、低平的稻田、柔软的竹枝，虫鸟时鸣，夜晚还能闻着稻香，在蛙声中探一弯月牙，真是个可以静下心来沉浸于学习、抛开俗世烦恼，让人身心舒坦的地方。

严家显心里有谱后，回城和严家淦一说，严家淦道：“这就对了！筹建福建大学时，黄历我也实地考察过，距省城不算太远，交通虽不甚方便，但公路局每日总还有班车经过那里，即使徒步，也就两个来小时吧，倒能让学生安心读书，逢周末或假日才考虑进城，确实是办学的理想环境。只是有些民众……”

严家显想起来了，问：“我听村民口口声声反对建飞机场，静波哥可知其中委曲？”

原来，福建省政府内迁后，准备在永安附近修个简易飞机场，勘察之后，决定征用距省城七公里许、位于通往大田县干道右侧的黄历。但黄历村民担心失去土地，更担心建机场后，会让黄历成为战场，于是联合起来抗议。当建设厅厅长徐学禹带着严家淦来向陈仪汇报时，陈仪震怒中，意欲强征土地。沈铭训一句“姐夫，记得有耐烦吗”，让陈仪安静下来，脸色也随之缓和。却原来，“有耐烦”里有故事。那是某天，陈仪兴致勃发，挥毫写就“公正认真有勇气，淡泊耐烦肯牺牲”的条幅，让沈铭训评价。沈铭训看出他有几分得意劲，就一语双关地说：“常言道不耐烦，就姐夫有耐烦，真要有耐烦，倒可成非常之人！”陈仪明白了小舅子的寓意，表示：“做官做事就是要有耐烦。”如是，沈铭训在姐夫动怒时翻出“有耐烦”的故事，顿时让他想起自己那副对子，思及曾对“耐烦”的期许，遂冷静下来。由此，机场改选连城而建。

故事耐人咀嚼。严家显又有几分了解省主席会晤时谈及的“民主”等问题了，看来，即使这些军政官僚，也并非“心声心画总失真”，真照着如此心声心画走下去，别说自己教育救国、农业救国的理想有着落，中国的抗战建国大业又何愁没有希望！他不觉满心欢喜起来，道：“他们不让建机场却一口同意建学校，倒也教会我们要有为农民服务的这份耐烦了。”

“仲扬你选黄历做校址，正合公洽主席之意！”当财政厅厅长的堂兄一脸兴奋。他太了解陈仪的眼光了。省府内迁时，陈仪在订立福建省五年经济计划时，筹办福建大学就在计划之内。陈仪到永安后，还从省主席摇身变为调查员，跋山涉水作了大量的考察，才最后勘定战时省会南郊的黄历村为大学校址，乃因此处环山带水，景色殊佳。福建大学未获教育部批准而告流产，他虽在口头允诺严家显可另选校址创建省立农学院，但不言而喻还是心向黄历的。

最基本的校址具体确定下来，一纸任命下达，严家淦兼任福建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为的是让他向陈仪动议的“田赋征实”制度能更好地推进。

这对堂兄弟同时翻开了“黄历”这一页。

七月，严家显接收了处于黄历村澄湖头半山坡上的“为筹办省立福建大学原址”，在一处木质结构的屋子里，挂上“福建省立农学院”的木牌子。冯氏祠堂一侧的哑弹，当局很快就派工兵拆除了，起码让人消除了心头惧怕的阴影。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古刹胜景的永安黄历村，将成为承载福建农业教育的土壤，并被赋予比十月稻谷更加金灿灿的使命。

那段时间，严家显活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白天疾走在一望无际的青绿田野间，带领有关人员亲抓校舍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工作，晚上在灯光下伏案，事必躬亲，尽现学者之外的行政才能。

筹备四个月内，尚在“闺中”的福建省立农学院，就聘得教师31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3人，讲师9人，助教10人，体育与军训教官各一人，成绩骄然喜人。这些知名教授的加盟,使得福建省立农学院创建伊始,就拥有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师资队伍,在教学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他们的薪水，参考已然开学小半年的福建大学法学院标准下发：院长兼教授400元、办公费80元，教授400—480元，讲师240元，助教120元，图书馆馆长200元，各课主任和职员120元，事务员50—70元，书记30元。

一天，严家显正在现场指挥实验室的装置，严家淦来了。这段时间，严家显一直待在黄历，严家淦特地前来看望。忙得连轴转的严家显喜出望外：“财神爷来了就好，农学院的各种缺额还真不少，得请你高抬贵手。”

“该支持的，公洽主席说了，必须支持。不过，我和你嫂子眼下最关心的，还是你在哪安家？”

“心安即是家。”严家显笑道。

“我可以不管你这个大男人，但总得考虑未来的弟媳吧。”

前段时间严家显暂居堂兄家，严家淦原本想在城里给他找个房子，但他执意不肯，要把家安在黄历，和农学院的师生同甘共苦。看到三十四岁的他还孑然一身，严家淦不无关心：“仲扬你该有个家了，黄历黄历，翻过老黄历，你有了新事业，也要有新的人生和新的家庭啊！”严家显便把未婚妻之事和盘托出，并且肯定地说，待他在这边安顿好，她必会从重庆那边过来。所以，严家淦夫妇也就更关心这事了，待她来，总该有个像样的落脚之地。

见堂兄执拗要看自己的家，严家显交代旁人几句，就带着他，沿着身后开阔的村庄，走在一边山一边河逼迫的阡陌小径上，当脚步渐渐收拢并停在山脚下的一座祠堂门口时，他打了个手势，笑问：“能入静波哥法眼吗？”

严家显已向冯氏族人恳请过，想着把他们闲置的祠堂作自己的宿舍，厅堂维持原貌，逢年过节他们尽可以一如既往地前来烧香祭祖。原来这是个国外回来的大学者，还是省立农学院的院长，冯氏族人自上而下谁会有二话？老人还直呼祠堂冒青烟了呢！

严家淦进屋，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敞门客厅阶下的坪上长满青苔，两侧各有两间厢房，矮小且有点倾斜。经过扶正和稍加修葺，祠堂就这样因陋就简变成了家。

严家淦不觉皱了皱眉：“新娘来了，你就让她住破祠堂啊？”

严家淦一直关注着堂弟的婚事，得知已有心仪的女友，就催着早日完婚。这对堂兄弟的过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大学就读时，都当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即使婚姻，也相似得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都在高中时代奉父母之命成家，首次婚姻都异常不幸：严家淦18岁在苏州结婚，翌年夫人叶氏尚未生育便病故；严家显婚后倒有二子，却先后夭折，夫人席氏也因病早故。所以，有了幸福家庭、儿女成群的严家淦，希望堂弟也尽快有个温馨的家。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看这比狗窝要好很多。国难当头，有地方落脚就不错了。再说住祠堂有什么不好呢，倒能保佑我们诸事顺利！”

“话是这样说，可把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请来，这样还真有点委屈你，要不要报告公洽主席……”

严家显摆摆手：“一点也不委屈，省里要是真有钱，你和陈主席要是真疼我，就给农学院多买些仪器设备！”

严家淦莞尔：“你啊你……”继而道，“今晚接你回城，你嫂子说是要给你改善生活，别让准弟妹来后，说我们亏待你。”

严家显一到堂兄家，就被侄儿侄女们缠上了。孩子们莫不喜欢仲扬叔叔，谁都希望他在家中长住，最好就是家中一员。

男孩们哪个没听仲扬叔叔讲过知了、甲虫、蜜蜂、蚱蜢、螳螂等奇形怪状的昆虫？应该掌握的常识和有趣的知识，随时随地总能从仲扬叔叔嘴里源源而来。他说了，昆虫身体明显分三段，头部装载的全是感觉器官，如眼睛、触角、触须，胸部用来接附所有的脚，腹部则包含了排泄和生殖器官；昆虫不同于其他节肢动物，它们的腿比较少，只有六只，均匀对称地分布着。他也说了，人怕缺水，一到冬天就得想方设法保留身体和皮肤里的水分，多数昆虫天生就是精通保水之道的大师，它们的表皮外覆蜡质和油脂，这样一年四季都能将身体的水分流失降至最低。

    严家显手绘的动植物标本

说起蚊蝇、蜘蛛、蜈蚣、虾蟹等节肢动物，他也是妙趣横生：它们都有分段的外骨骼、铰接式的铠甲装备，通常还具备许多有关节的肢，不同的肢各有不同的用途，如步行、攫取、螫刺、呼吸、飞行、游泳、编织等，各肢停止工作时，往往能像瑞士刀那般利落地折收起来。

经常地，他还会指着眼前昆虫之间的各种动作，以及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形象解说。说得生动、神奇、魔幻，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对侄女们，严家显则拣蝴蝶、蜻蜓等美丽的昆虫讲。比如，看到眼前窗外有蜻蜓飞舞，或是蜻蜓占据了门前池塘的荷叶，他便趁机解说：蜻蜓对自己的相貌从来都最自信，因此从三亿年前的石炭纪开始，就拒绝化妆、美容，几乎一成不变。讲完蜻蜓在生物学上诸多迷人特点后，他又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可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小小蜻蜓，两亿年前它们可是当时空中最大型的动物，是空中霸主，直到一亿年前，它们仍继续维持空中最高层的地位，直到被翼龙取代。

有时，严家淦夫妻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2017年冬天，笔者前往台北采访严家淦之子严隽泰时，他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严家显给他们讲昆虫的一幕幕，并说：“小时，我妈就告诉我们仲扬叔叔是科学家、昆虫学家，一肚子的学问。我对仲扬叔叔印象最深的事，是他讲起昆虫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他说蚊虫里头，会咬人的一般是母的，雄的不会咬人，母的蚊虫咬人是因为要产子，还说这是他亲自试验出来的。这事我一直记到现在。”

年过八旬的严隽泰还说：“当时，我们几乎全家都在永安，他开始只有一个人，常住我们家，是我们家唯一的亲戚，我们都喜欢他。我爸比仲扬叔叔大一两岁，两个人的学问都很好，堂兄弟中数他们的关系最亲。”

    严家淦是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客座教授”

在师资、设备及顶层设计先行之下，1940年8月，福建省立农学院开始招收新生。

严家显不仅是昆虫学家，还是院长，眼光放到大农业，看到了森林、畜牧、土壤、农业经济等，办起学来更不是狭义的昆虫了。

9月，严家显签发了福建省立农学院给省政府的上报呈文，称：“本院自奉令成立积极筹备以来，一切业已就绪，并定于10月7日开课。”

福建省立农学院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如同山城永安一跃成为战时福建省会，黄历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纯朴天然的村庄，果真要成为一所大学的出生地，简直不可思议！

1940年11月16日，黄历再度热闹起来，福建省立农学院在新修建的礼堂，补办了一个盛大的开学典礼。这天的来宾阵容不小，除省主席陈仪外，还有“省府陈秘书长，教育厅郑厅长，郑主任秘书，建设厅包厅长，财政厅严厅长，省府韩委员，项秘书，农业改进处宋处长，卫生处陆处长、军科长，会计处萧处长，地政局张局长、姚科长，建经会专门委员孙越、杨振先，县党部林书记长，医学院侯院长，音专学校蔡校长，高农张校长，师资养成所沈所长及其他各机关升官等数十人”。也算是战时盛况、难得一景，让名不见经传的黄历蓬荜生辉了。

典礼结束后，严家显率教授们热情地陪同来宾参观学院，一一走过实验室、标本室、教室、图书馆、办公厅、学生宿舍、图书室。每处的设备都相对充实，各处布置亦甚整洁。眼见这个规模初具、庭园式布局的崭新学府，在战乱年代平地而起，掩映于树木与田野的翠绿之间，功能齐全，道路四通，不独陈仪，大家都不禁对创院院长严家显刮目相看，赞不绝口。

战时后方不少大学名义上定期举办“总理纪念周”，却普遍举行各方面的学术讲演，心照不宣地绘就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严家显就是计划着把全校性的“总理纪念周”办成事实上的学术报告会，不仅本校教授在纪念周上登台亮相，更应多请些校外专家名流出席。严家显履职后，参加过省里的几次纪念周，由此领教了一些要员的众生相。两大巨头——省主席陈仪（后刘建绪）、省党部主任陈肇英，演讲都不带稿，不同的是：陈仪出口成章，速记官随行随记；陈肇英往往语无伦次，自嘲是担夫头出身，一心只在革命。到场演讲的省府厅处长中，除严家淦只用名片写些大纲外，大多数人几乎都依稿照读。

严家淦从学界步入政界成为技术官僚后，仍不改学者本色，见多识广，口才又好。他可以从当前时代，讲到科学发展，再讲到形势政策，一路滔滔不绝，倒也很受学生欢迎。因为严家显的关系，这位“客座教授”一年来黄历两三次，不仅开讲，也送上额外的支持和鼓励。

1987年10月，严家显铜像在福建农林大学（前身系福建省立农学院）落成时，首届学生代表吴玉液讲话时曾提及他当年的见闻：“严家淦先生非常关心福建农学院，经常从渔潭或茅坪驱车来黄历巡视学校，看望严院长。他是学化学的，曾两次来院作学术讲演，探讨大豆、化学问题。”

首届畜牧系学生黄劭回忆得更为详细：“一次，大家坐在礼堂里等听演讲。严院长介绍，今天机会很好，严厅长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给大家讲‘工业救国’……大家表示了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有位同学偷偷地对我说，严家淦就是院长的哥哥，学问渊博，他听过讲话。我朝着台上瞧去，严厅长衣着楚楚，果然一表人才，有点书生气概，倒没有官架子。他没有拿讲稿和发言提纲，说起话来，出口成章。他主要讲的是国家没有农业不行，没有工业就不兴。他举美国例子说，美国产大豆很多，他们工业科学发达，能够把大豆所含的casus（普）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化学工业造出成品代替钢铁，制成了刮胡子的刀片，将来还可以制造汽车外壳……他勉励我们要认真求学，学好本领，等待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时，更好地建设国家。他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舞。出礼堂时，有位同学很兴奋，他说确实要努力学习啊！我们的国家就会有希望。”

    陈仪离闽后严家兄弟一席谈

福建农学院补办开学典礼不多久，陈仪被迫离开福建。离职的原因很复杂，外界传闻主要是他在福建推行的统制经济等政策受到闽籍爱国侨领陈嘉庚等人的质疑。

1940年11月下旬，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途经永安，陈仪在高飞坪召开欢迎大会，省政府全体人员几乎倾巢而出。陈嘉庚沿途所见，对陈仪施政深为不满，对陈仪试图将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厦门大学改名福建大学一事也心有芥蒂，一出福建之门，便猛烈批评闽政。此时蒋介石正倚仗陈嘉庚领导的全南洋八百万华侨抗日救亡及筹赈祖国运动，每年巨大的外汇硬通货，实为抗日战争的一大财政支柱，万万得罪不起个性鲜明的陈嘉庚。而且，国府主席林森也适时地替家乡福建发声了，说福建已沦陷为浙江人的“殖民地”。这虽是一句气话，情形却有些类似。福建自蒋鼎文入闽带去一批浙江人后，陈仪治闽任用浙人更是多且滥，除了他这个福建政魁，党魁为陈肇英、军魁为陈琪，不但都是浙江同乡，还都是陈姓，弄得海内外闽人对浙人在闽所成特殊势力十分不满。福建籍的国府主席林森，继陈嘉庚后再这样对浙江籍的委员长一说，蒋介石也只好三十六计，“免”职陈仪为上策。

陈仪离闽前，严家淦带着严家显去春谷山房作别。

蒋家父子与严家淦合影

在信任的严氏兄弟面前，陈仪并没隐瞒去向，他虽离职，却将赴重庆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等要职。政治家都善于做表面文章，蒋介石不会亏待自己这位心腹爱将，至于九年后在台湾枪毙陈仪，那是另一回事，谁让他“通共”“犯上作乱”，竟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策反汤恩伯起义，这如何了得？！对“西安事变”一直耿耿于怀的蒋介石在行将丢失大陆撤往台湾之时，能不暴跳如雷、杀鸡儆猴？但即使这样，他还是给了陈仪面子，只要陈仪同意登报声明悔改，可以既往不咎。但陈仪却抱定追随共产党的决心，保持气节，宁死不悔，慨然就戮。这倒是条硬汉，所以，后来被中共中央统战部追认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只是当这一天到来时，包括严家显在内的许多人，都已在另一空间相聚了。当然，所谓历史真相是一回事，人们愿意相信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陈仪主闽数年，虽有种种的施政不当，但也有提倡抗战、重视文教，还办了一些引人瞩目之事，如推行地方自治、建立人事制度、制定廉政措施，至于这些措施实施得如何，另当别论。严家显接触他以来，耳闻目睹之下，不免也怀有一份敬意。何况陈仪对他这位晚辈，也是礼遇有加，在战时财务困顿之时，对省立农学院一应所需，尚能尽量予以满足。

“刘恢先来，当不会有什么大变动，我已和他交过心。”陈仪说的刘恢先，即新接任的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此前为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陈仪交卸时给了他一个备忘录，介绍了他的一些主要施政情况，希望能竟其全功。在他的交代下，省里的重要人事多半依旧。严家淦不仅财政厅厅长一仍其旧，连刚兼任的福建省银行董事长暨总经理也照当，严家显的农学院院长也不变。陈仪有心暗示他们，刘建绪继任，不说“萧规曹随”，很多方面也会看他的面子。

严家显无党无派，只想着教育救国、农业报国，对政治一向超脱，却也希望不要因人废言、因噎废食。

陈仪到底是因为“施政不当”罪名被调走的，让他雄心勃勃振兴福建的计划落了空。但他也知道，即使不走再拖上几年，在这样一个政权和体制下，也难有振兴之望。1941年9月，陈仪在永安的初秋山色中，怅望着悠悠燕水，犹抱宦海梦幻，告别了惨淡经营七年多却依然灾难沉重的福建。

送走陈仪后，严家显在农学院还是没把陈仪的那四句名言换下，陈仪既非大奸大恶之徒，就更不能因人废言了！当然，他也跟严家淦论及陈仪主闽得失、不当施政。

民以食为天，粮食自然是农学院院长极为关注的重要话题。陈仪虑及战时情况，在福建设立公沽局统制政策，管制粮食，对居民实行计口售粮，不准多吃，不得自由流通，但公沽局收购粮食定价过低，使得农民多拒绝交售，永安下渡乡还为此发生过抗购事件。粮食收购不进来，公教人员特别是城区居民的口粮供应便成“画饼”。公沽统制实行不久，即弊端丛生，闽北有成批的粮食霉烂，福州却有人活活饿死。1941年春的永安，不少学校也行将断炊，导致公沽局的运粮船驶经曹远乡河边时，福建师范师生竟武装前往抢夺，引发“闽师师生抢米风潮”。公沽局长气急败坏禀告陈仪，要求严办“土匪”。陈仪了解原委，倒是一笑置之，只说此事今后不再发生。虽未再发生此类抢粮事件，但粮荒未解，城乡百姓怨声载道，官员徇私舞弊，公沽统制难以为继，迫使当局于是年6月撤销公沽机构，实行一年余的公沽制遂以失败告终。

从被万民炮轰而遭终止的“统制经济”，再到言人人殊的“田赋征实”，这些施政，严家淦自有其责。严家淦改任财政厅厅长后，其财政专长渐渐崭露头角。面对闽省“无财无政”的紊乱局面和艰困境况，他精心擘画解决之道，废除苛捐杂税六百余种，减少冗员五千多人，使福建的战时财政由紊乱趋于稳定。1940年严家淦以省财政厅厅长兼任福建省田赋管理处处长后，为解决粮食供应、法币通胀问题，首创田赋改征实物制度，简称“田赋征实”。

田赋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历来都是折算钱币征收。抗战军兴，法币迅速贬值，粮价飞速上涨，甚至一日数变，全国各省不少理财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征收实物，但征收实物，随之而来的便是粮食储藏和运输等问题，难以解决。严家淦想出一招，先将田赋折成粮食，政府若有办法收运实物，就收实物，若暂时无法，则将实物再按当时市价折算成法币，征收法币，这样农民也可以直接纳粮给政府，避免奸商操纵，总之是政府不吃亏。他还报告称：“闽人粮食产量，本来不足自给……抗战以后，乃因商人之囤积居奇，奸徒之偷运出口，小农之多留余额，民户之积谷防饥，以及军粮之必须储备等原因，而使粮食的流通额日见减少，流通愈少，粮价愈贵，今如将田赋改征实物，虽不能满足全部民食，至少亦能解决军米供给问题和一部分的民食。”

国民政府认为，福建省财政当局在抗战初期所推此法，对战时国库收支之调度、军粮民食之供应，裨益甚巨，因而大为嘉许，通报表扬，在全国推行。东南各省还有派员来考察的。严家淦因设计推行田赋征实制度而名噪一时，大放异彩，其才干受到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和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赏识。

严家淦虽也承认这只是个过渡办法，却也自许此法使政府掌握大量粮米实物，使粮价稳定，人心安定，是项德政，要不“晋江全体民众”就不会给他敬献金勋章了。严家显见过堂兄这枚犹如“万民伞”那般的金勋章，上面刻着“粒效蒸民——静公厅长留念”数字，倒是扎眼。

勋章又能说明什么呢？作为农学院院长，严家显关心的是：战时粮食问题重要且复杂，处理不当，容易生乱。

永安山多地少，历来是个缺粮之地。省会内迁后，人口剧增，粮食更趋紧张，不独学校师生，许多机关职员也都种粮种菜，以补粮食不足。作为全省唯一的高等农业学府，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增产问题自是责无旁贷。因此，严家显自创校之始，就重视这项工作，在1940—1941学年校务行政计划中，已有“与国内其他农业机关实行研究合作计划”等项目，以应对这一严峻挑战，解决社会尖锐矛盾，并尽力创造条件进行科学研究，每年都从学校有限的经费中安排一定的专款，开展增产粮食的研究工作。粮食供应紧张让当局大伤脑筋，为维持其统治秩序，除加强管理外，还设法从外地调粮，并对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一些扶农措施。

就战时政策而言，严家显也知道，难免利弊相随，关键是孰重孰轻。他有感于时事，和堂兄谈起了历史上的农业，历史上统治者对田赋的态度。

他谈到汉高祖刘邦始定的“轻傜薄赋”政策；他也说了李绅诗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表现的悲怆，无处不流露对生命的尊重。从事农耕真不是轻松之事，有时能种的田都种下了，可仍有大量农民因为粮食被官府征收而饿死。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出，“轻傜薄赋”实际上是国家应该实行的惠民政策。汉高祖和他的儿子汉文帝尊重土地，进而尊重农民与农事。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也实施过“轻傜薄赋”政策，与民休养生息，减轻百姓负担。严家显不想只做一所高校的教育者，他想做一个社会的教育者。道义重了，肩膀上的责任跟着一并重了，对百姓的疾苦和委屈也就放不下心。

弗洛伊德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人类心理活动的意识部分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的小小山尖，而潜意识部分则是在水下看不见的巨大的山体。”严家淦知道堂弟的潜意识及其弦外之音，只要不谈“皖南事变”这类敏感之事，他倒是乐于交流：“制定这个政策，我们当然也是要认真倾听民意的。就如你不当糊涂教授，我也不能当糊涂官，任何一项政策，伸手向百姓要得多了，弄不好会激起民变。”

他还说了一件往事。前年他还在建设厅长任上，和建设厅主任包可永一起到乡下躲空袭，顺带访贫问苦，用尽各种表达方法，问当地老农，官好不好？百姓说：去年的官好，今年的官不好。他听了大为惊讶，去年是别人做建设厅长，今年是我做建设厅长，为什么我做了就不好呢？再仔细地问，才知去年当地收成好，今年则不好。

“在百姓眼里，收成好就是官好，反之就是官不好。这次访问，教我不能忘怀，也给了我一个无比深刻的教育。今后要想知道施政措施好不好、对不对，都要看对基层百姓是不是有好处，也就是一切施政，要看最后发生的效果，来评定其成绩。尽管收成的好坏，可以诿之于天灾人祸，但就老百姓的观点看，不问其原因为何，让他们日子过得好，就是政府好，生活不好，就是政府不好。非常简单，非常明白。”

与堂兄这么促膝谈心，严家显心里大为宽慰。入闽一年多，他耳闻目睹之下，看出了一个道道：在福建官场和金融界就职的江苏人，多由浙江人带进，江浙人在福建基本不分彼此，可以说是一家。所以，浙江人在福建干了坏事，也就连累了江苏人。他已然知道，严家淦之前的建设厅长，大权在握，飞扬跋扈，在多个系统都任用清一色的江浙人，省府一班厅处长也出其门下，挥金如土，不知靡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税务局局长离职回浙江时，不少福建人咬牙切齿地说福建天高了三尺，意思是说地皮给他刮掉了三尺之厚，天就显得高了。这些人蛇鼠一窝，特立独行的严家显，才不愿做这样的一窝呢！

他相信也真心希望自己的堂兄也能出淤泥而不染，于是少有地泼起了冷水：“但是统制经济、田赋征实，也并没有让百姓的生活过好，有的甚至更不好。黄历那边就有老百姓向我诉苦，说什么‘一餐三小两，仿佛老虎舔蚂蚁’。也难怪永安市面上频频发生抢米风潮，这怎么解释？”

严家淦沉吟道：“仲扬啊，这个你去问委员长，他也不可能给你满意的解释。排除一国一省施政能力高下不说，还得把外患内乱考虑进来，首先得怪日寇发动这场战争。不过，目前产生的许多病症，或许能在抗战建国实现后得以祛除……”

解释有些苍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沉浮不定的年月里，尤其对于地处永安山旮旯里的多数人而言，革命和治国都是辽远而神秘的东西，因为太过辽远，也只能听着号令，在各自努力中，把一干期望交给未来。

在福建省立农学院那些年，严家显不时把自己调查得来的有关农村、农业和民生的情况告知堂兄，有的还写出专题报告，呼吁为农民减租减息，减轻赋税，为严家淦及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可以说，严家兄弟对战时福建农业的发展是有功的。

    严家显妻子终生难忘严家淦夫妻战时的关爱

陈仪带着治闽碎梦怏怏赴任的重庆，有自己的恋人呢，严家显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夜已深了，他从书柜里翻出一叠来自重庆的信，借着红烛闪烁的光，饥渴地一字一句重读信上那铿锵又娟秀的字迹。

突然就愣住了，他和王祖寿自武汉一别，不觉快四年了。这些年，他在奔波中对教育的喜爱与执着愈发地坚定，对学生越来越有爱，却总忽略自己的单身处境。他从来不爱欠债，却欠了情债。

王祖寿大学毕业时，给他寄过一张头戴学士帽的照片。时年24岁的她，素颜朝天，朝气蓬勃。有天夜里，她还梦见过远方的心上人。醒来，含几分羞涩和柔情，端详他的相片，挥笔成诗：“对此何须怨别离，影中人亦解我痴。闽岭风月清溪雨，一样相思入梦时。”继而又写：“十月十二日晨，因夜梦有感，赋打油诗一首，遥寄仲扬，以博一粲。芳寄自汪山清水溪。”

她最近一封信是告诉他，自己已离开中国银行，被调入位于重庆的一个叫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单位，任统计组副研究员。严家显从来信的字里行间，读出了这个战时基金会的名存实亡，读出了恋人在职场的种种无奈，与对未来的忧虑。看到她对未来的担心，他心里倒有了一个对未来的展望：既如此，何不共同投身教育？四年来的交往，让他鼓起了勇气，写了封求婚信，言辞切切，情意绵绵，热烈真诚地向年轻美丽的姑娘表白相伴一生的想法。

王祖寿接信后，也开始端起平生最重要的事：婚姻。

王祖寿1916年生于八闽首邑闽侯一官宦之家，父亲王景仁是清末举人，做过多年地方官，1925年还一度做过闽侯县知事（县长），后随儿女迁南京、重庆。王景仁对掌上明珠的选择非常慎重。1940年王祖寿从私立金陵大学顺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王家四个兄弟姐妹中最早领取大学毕业证之人，直接把几位哥哥都比了下去。同年，她如愿考入中国银行，成为父亲的骄傲，女儿的终身大事也就成了他心头的牵挂。王景仁此前已略知女儿心许的这个严家显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方面也相当有前途，但毕竟已是35岁的大龄青年了，人品如何也不知晓。生在乱世，人心险恶的道理，这位爱女心切的父亲比谁都清楚，遂私底下悄悄派人前往苏州吴县调查。这一查，反倒是对严家显有了一定的认可，最终同意了这一桩婚事。在女儿决意回闽和意中人携手时，身在重庆的他无法远行，乃特意作诗相送，诗曰：“世乱难为别，临歧老泪挥。方欣完学业，讵又遣于归。喜偶从儿愿，精神嗟我颓。如今千里隔，思念日萦回。”（1987年，王祖寿在台湾的二哥王祖武在质地绵韧、光洁如玉的宣纸上，抄下父亲这首遗作，送给妹妹，并题跋语：“四十五年前父亲送别吾妹回闽完婚诗句遗作，特书赠祖寿贤妹手足留念。”）

王祖寿知道严家显曾有过一段痛彻心扉的短暂婚史，作为知书达理的新时代女性，她没有硬揪着不放，她爱的是严家显这个人，不是他与其他女人曾经的历史。但凡是牵涉到过往的，实在犯不着刻意的纠结与斤斤计较，为人生带去成片的愁云惨雾。计较有什么用呢？有句话说得好，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1941年冬，她历尽艰辛，从重庆来到永安与心上人会合。

王祖寿初来永安，严家淦夫人刘期纯一见之下，就喜欢上了这位准弟妹，虽然还在哺乳期，却也热心张罗他们的婚礼，对仪式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还送上了自己的礼物。

1942年，严家显与王祖寿在永安举行婚礼。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是黑白照，王祖寿事后特意为之上了色

美好的日子终于到来。这一天，严家显穿上西装礼服，打起了领结，精精神神，满面红光；王祖寿则披婚纱、戴花冠、戴手套，手捧鲜花，和钟爱的这个男人手挽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婚礼配有两名花童，还有着西装的伴郎、穿旗袍的伴娘，算是典型的“中西合璧”。

“抗战期间一切从简”，这是当时一般启事的习惯用语，他们也不例外。婚礼简单办了几桌酒席，款待亲朋，由严家淦主婚。省立农学院新农剧团的几位演员还在冯家祠堂大厅合演了独白剧《男女》，增加了欢乐气氛。闹洞房时，在大家的起哄下，他们合唱了《春天里来百花香》。

婚后，严家显带着新娘子到永安城，做客严家淦家，也算是对他们关心的回访。谈笑间，刘期纯得知王祖寿父亲给他们送了贺诗，便说：“仲扬其实你也该送首诗给弟妹。”

严家显笑问：“这么说，嫂子当年结婚静波哥有诗相送？”

刘期纯点头道：“正是，不过是首词，还在报上发表了。”

王祖寿好奇地问：“静波哥怎么写的啊？”刘期纯从卧室取出一张报纸，上面刊着严家淦的词作《蝶恋花》，填的是：“底事东风吹不住，一寸柔情，随绿衣人去。且向春阴听杜宇，夕阳冉冉深无语。咫尺天涯愁万缕，隔院桃花，偏又红如许。细雨朦胧魂断处，垂杨半掩梵黄渡。”

王祖寿看罢，赞道：“没想到静波哥这么有文采，这个礼物可真是特别了！”

严家显一旁认真地说：“是啊，静波哥如果不为民从政，会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位浪漫的诗人，甚至可能是一位慧眼独具的艺术家。”他已然知道，严家淦在大学阶段曾想读文学，但最终还是读了化学。

严家淦开会回家，看到王祖寿抱着自己刚出生不过小半年的五子隽建，把小家伙哄得咿呀直乐，乃打趣道：“好啊，弟妹开始实习怎么带孩子了，希望你们早生贵子。”

王祖寿含羞低首。

刘期纯一旁道：“弟妹知书达理，一看就是位贤内助，今后仲扬有依靠了！”

王祖寿含笑如花：“他呀，不说我‘夏虫不可以语冰’就好了。”

严家淦不觉莞尔：“真是近朱者赤，弟妹随口一说，都带上仲扬的昆虫学了，如此夫唱妇随，携手并进，何愁家庭、事业不来个双兴旺？！”

也是真的，自从内心相许后，王祖寿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虫子就少了些讨厌，而有了多看两眼、关注它们、了解它们的心理，久而久之，简直是随口随心不可一日无虫语了。

抗战时期，国内各省的日子都不好过。福建虽不是主战场，但也多处沦陷，战火不断。生活本身已不安定，民不聊生，偏偏天公不作美，自然灾害频仍，物价涨得也是离谱。省政府囿于财力、人力、物力的困窘，应付军政庞大的开支后，只能是勉强对灾区、百姓施以援手，窘态尽现。

省立农学院的日子已经拧巴一段时间了，师生们营养跟不上，痢疾与疟疾接连发生，严家显不由得急火攻心，为此一次次进城找省政府相关人员“化缘”。省主席刘建绪虽然对文教事业也有几分热心，但毕竟不是陈仪，农学院也不是他主张要办的，省财政又左支右绌，支持力度又如何能及陈仪？

身为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在困难的财政之下，兼顾着其他各方开支，也没法多为堂弟开小灶。他有不堪言状的苦，由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供求不调，公教人员越来越难以安心，他得苦撑岌岌可危的省财周全运行。有次，他甚至自诉其苦：我任建设厅长时，雄心万丈，事事想创造，件件想兴办，办建设当然要钱，拿不到钱时，就常常抱怨财政方面的不配合，后来自己做了财政厅长，从办事业的立场转到筹钱的立场，角度不同了，对事情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往往就会体谅他人，明白无论做什么事，都应从全面着眼，从整个大局着想，而不是从片面打算。

严家显不会强人所难，他有自己的进退，转而接受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的建议：省里眼下急需兽医，如果农学院能开办个兽医专业，就可以此为由向省政府申请专项拨款。之后，远在苏州木渎的族人送来了父亲严良灿过世后的部分遗产，严家显和妻子商量后决定贡献出来，在福建省立农学院设立了“严子绚先生奖学金”，以“纪念严子绚先生乐育英才、奖励清寒优秀学生”为宗旨。严良灿，号子绚，是故奖学金有此叫法。

那些年，不论是亲炙过严家显的学生，还是与他接触过的其他人员，校园内外，无不公认严家显是位能人。就连从中央组织部部长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入闽视察时，也特地到福建省立农学院作了演讲。

一位参加福建大学筹建未果而留在农学院的总务人员，曾发自内心地说：“得知新来的严院长是财政厅长的弟弟，大家都认为你带了巨额支票来，没想到只是几箱书和衣物，几乎是赤手空拳，弄得我们期待已久的兴奋点没了，一度失落，一些人心里打着小九九，想见机行事、随时辞职。但渐渐地发现，你带来了对农学院的整体规划，带来了比金钱更实在的渊博学问、做事精神，便留下来跟着你干了。”

严家显教授月薪450元，加上分到了父亲所留部分遗产，按理说很富有，可他平时却把钱补贴给了农学院的建设，特别是有了孩子后条件艰难困苦，妻子坐月子补养品匮乏，他也无可奈何。夫妻俩只好节衣缩食，尽力维系生活。王祖寿待家期间，严格的院长丈夫只同意发最低工资，她简直要为三口之家的柴米油盐操碎心。有着丰富育儿经验的堂嫂刘期纯，抱着两岁的儿子，时常来黄历看望，带上一些紧俏的营养品，还传经送宝，共话育儿经。如此多方关照，为严家显夫妻解了不少愁。

后来，王祖寿曾这样追忆丈夫和严家淦：他们从小都在苏州桃坞中学读书，两人都是学校的高材生，堂兄弟感情很好，无所不谈，无所不帮。在回忆他们两家在永安和睦相处的情景时，她字字句句都流露着对堂嫂刘期纯的由衷感激之情：“我们曾三度住在他们家，吃一锅饭，我深受他们的照顾和爱护，特别是期纯嫂嫂对我特别照顾，这是我此生不会忘却的。我在永安黄历生第一个孩子时，就是她照顾的，孩子的衣衫都是她帮我准备的，坐月子时，她经常来看我，待我像亲姐妹一样。”

刘期纯送衣送食，严家显回送的更多是《新农学刊》一类的读物，当然，是请堂嫂转交关心教育的堂兄指正，他们兄弟俩在这方面挺有共同语言。省立农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严家显洋洋洒洒地对学院来了一次“史记”，打印出来后也请回城的堂嫂带给严家淦。

严家淦看严家显关于农学院的历史里先后提到了陈仪、刘建绪两任省主席，比谁都欣慰，一次见面时还特地强调：“公洽主席不说，恢先主席若看到，定然也高兴，今后争取办学资金也就方便了些。”话里话外，透露出了他和陈仪依然保持的紧密联系。及抗战胜利，陈仪出任台湾光复后的首任行政长官，严家淦先后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其受陈仪和国民政府倚重可见一斑，也就有了数请严家显赴台襄理之举。

但严家显当时不忘提及陈仪、刘建绪，与其说是隐含着身在江湖需要注意的“工夫在诗外”，不如说他只是想照实说来，也是他从不贪天功为己有的秉性使然。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5期，作者为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