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循吏李拔在福建
李拔（1713－1775年），字清翘，一作靖峤，号峨峰，四川省犍为县玉津人，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十九日。
李拔年轻时，家境艰难，只得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忙碌了一天，两腿一身泥，晚上还要坚持自学。经十年寒窗苦读，31岁那年，李拔乡试中举，从此开始他的宦海生涯。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仅35岁的青年才俊李拔到湖北长阳初任知县。由于政绩斐然，很快就转任钟祥、江夏等地知县，积累了一定的基层为官经验。虽然已经出仕为官，但以举人身份出仕并非李拔所愿，他深知这样仕途不会走得太远，因此从没有放弃学业，而是做到为官就学两不误。经两次的北上廷试，终于在乾隆十六年辛未科，高中进士，时年38岁。从此，揭开他入仕为官的新征程，并在湖北就地升任衡州、永川、岳阳、汉阳府同知，后擢升宜昌知府。
就在李拔欲在楚北大展身手之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清廷一纸飞书，将已在湖北牛刀小试的李拔，调福宁任知府。时福宁刚由州升府，百废待兴，摆在李拔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这一年李拔46岁，已在湖北几个基层得到历练，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
李拔到任之后，即批阅旧志，熟悉地情，亲临属县调研考察，经常深入基层一线。很快就找出制约福宁发展的症结，并提出兴修水利，开展多种经营的主张。经他督促整修的有霞浦、福鼎、福安、宁德等4县的塘堰99处，桥涵6座。他亲自参加霞浦长溪河三坝的修理，并撰写《请修长溪河源议》和《修理福宁郡西山三坝记》。整治后“既可以杀水之势，又可以收水之用”，能够“蓄泄有方，旱潦无忧”。
鉴于福宁人多粮缺，多山地少水田，耕种传统粮食作物收效甚微。到任不久，李拔因地制宜，提出试种玉米，取得成效后写下《请种包谷议》发动各县种植，群众称之为“李公麦”。福宁境内荒山多，滥伐森林严重，为此他先后写《请教民开山种树议》和《种树说》。提出“非时之斧斤宜禁，而荒山之地利宜开”和“官山许民认垦”，“有主之山，谕令广行种植，无许擅行砍伐”。李拔在福宁广种树，利于当代，功在千秋，为今天宁德，乃至福建全省建设生态省，打下坚实的基础。鉴于本地农民不知养蚕、种棉，他特地从外地引进棉、桑种苗和蚕卵，亲自在府署后园和马王庙分别试种、试养，获得成功后写成《蚕桑说》、《种棉说》加以推广。
任职期间，为兴教化，李拔一面警游惰、尚节俭、禁停棺、惩赌博、肃吏治，一面把重点放在办学上。他为府属近圣书院提供经费设备，修建寻乐亭，把自撰的《寻孔颜乐趣说》和《辨志论》刻于壁上，公余与诸生讲论。对属县的教育事业也很重视，曾亲撰《宁郡五县书院延师课士议》和福鼎、福安、宁德3县的《修学记》，还先后为诸生撰写《劝学箴》、《俭箴》、《檄召郡县诸生会文序》等文章及《寻乐亭讲学示诸生》等诗、赋。
在赋税征收上，李拔主张“薄赋便民”。民国《霞浦县志》所附《李拔禁碑文》，就是他接到调令后“恐各县故态复萌”，为维护其改革成果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同时，李拔以“福宁为闽浙门户，东南奥区”，十分重视城池的修建工作，宁德、福鼎、福安、霞浦等4个县的城池修建，他都直接过问。修葺需银820余两，他带头先捐200两，发动部属捐600余两，终在6个月内重修所有城堞、窝铺、敌楼、炮台，还新建兴文楼，更新4个城门。修城期间，他撰写《保固城垣议》，率领僚属沿护城壕全面栽种松、柳。此外经他倡建的建筑不下10余处。
清乾隆二十六年五月，李拔在任福宁知府两年零三个月后，调任福州知府兼理海防。据说他在调任福州知府时，福宁百姓不让他走，而福州人民争着抢官，一时出现“两郡争守”的佳话。福宁人民还专门立了“去思碑”来记其功德。
在对待地方志上，他亲历亲为。李拔初到福宁府后，看到万历以来《福宁州志》失修已160余年，恐后世无献无征，就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天，李拔下令纂修《福宁府志》。他亲自撰写《征修福宁府及五县志事实序》、《檄五县令同学博采访修志序》，全面发动修纂《福宁府志》及各县县志。正如他在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撰写的《福宁府志序文》中所述：“乾隆己卯之春，余奉命守郡，将欲兴衰举坠，取州志而披阅之，已成残篇蠹简。自前明隆万以后，未修者一百六十余年。怅望河山，长空浩浩，欲问遗事，而故老无存，为太息者久之。爰日督诸令长，治城垣、修水利、劝农桑、兴教化。又以其暇日，集郡邑诸生，征文考献，罗网散失，期年之间事既咸理，稿亦粗就，方欲删繁削复，勒成一书，而已调任福州矣。福州故繁剧簿书期会，倥偬旁午，握管欲书而中辍者数四。每夜阑烛跋，意倦神疲犹贾勇为之，如是者再逾年而府志乃成。”
李拔调到福州任知府，又把书稿带到福州，坚持在夜阑烛跋时不断笔耕、意倦神疲时仍不辍笔，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福宁府志》总算纂修完毕。转任福州不久，李拔还纂修了《福州府志·艺文志》（补四卷）。
从《福宁府志·艺文志》看，李拔在福宁期间所写的执政类文章基本收录其间。粗略统计，卷38有《道统渊源考》等八篇，卷39有《游太姥山记》等五篇，卷40有《檄召郡县诸生会文序》等八篇，卷41有《神石入梦》等诗九首，卷42有《福宁郡赋》等赋五篇，卷42另有经史子集目录：《五经辨疑》、《楚辞诠解》、《长阳志》、《五县志稿》、《贻清堂稿》等李拔著述。上述著述中《福建省志·人物志》仅提及《长阳志》一书。
另外，李拔还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为了培养有德有才的学生，他撰写《劝学箴》，《课儿随笔》，《训子剩言》，《教养迂说》等相当于今天德育教材的系列丛书，警策学子，训示儿孙。李拔还崇尚理学，学富濂洛，所以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地理探源》，《东西行录》；《壮游见闻》；《理学探源》、《东溪文集》、《道香园集》、《史学绪论》、《公余寄兴》等。
李拔一生好学，著述颇丰。先后撰有《重修犍为县志》9卷、《衡州续艺文志》4卷、《福宁府志》44卷、《福宁府补艺文志》4卷、《长阳县志》8卷；他修志征文考献，精心校雠，认真勘误，提高出版质量，为今人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富贵的精神遗产。另著有《四书旁注》、《困学新传》、《史学概论》、《东西行录》、《壮游见闻》、《离骚解意》、《读史绪论》、《理学探源》、《东溪文集》、《道香园诗集》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李拔因积劳过度溘然长逝。
时至今日，福州鼓山古道上还留有他 “声满天地”、“云程发轫”、“卓尔”、“欲罢不能”、“毋失半涂”和“登峰造极”等几处题刻，与天地共存。李拔的一生早已盖棺定论。他的墓安置在老家午云乡康乐村。墓碑上的楹联：“泽傅东南深得民情爱戴；学富濂洛直深道统渊源”，是对李拔一生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