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  芸阁余香

—— 厦大“国学图书馆”史事钩沉

陈明光

1925年冬，厦门大学公布成立以林文庆校长为主席的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开始筹办国学研究院。

1926年5月，林文庆校长聘任林语堂先生为文科主任、国学研究院总秘书，并陆续公布国学研究院聘任的教师、职员；10月10日举行大会，聚集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容肇祖、孙伏园、张星烺、戴密微（法国）、史禄国、罗常培、周树人（鲁迅）、陈万里等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国学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然而，出于多种原因，轰动一时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于1927年春季停办，仅存在半年多，堪称昙花一现。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创刊号《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

1935年7月，厦门大学聘任俞爽迷先生为图书馆主任，俞爽迷是20世纪我国重要的图书馆学家。同年9月30日，他担任主编，创办发行了《厦大圕馆报》。该报办报宗旨是：“以提倡图书馆学，促进图书馆事业，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应用方法为目的，不仅在引起图书馆界同志研究之兴趣，并在普及民众之图书馆常识。”^[1]该报的报名设计新颖别致，“圕”字为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所发明，是“图书”二字的合体。该报自1935年9月30日至1936年5月30日发行了第1卷共八期，每一期均请名人题写报名，先后为郑贞文、杜定友、刘国钧、朱家骅、沈祖荣、王世杰、孙科和王云五等。1936年6月，俞先生离职，《厦大圕馆报》停办。但是，作为我国早期图书馆界的重要专业报刊之一，《厦大圕馆报》虽然是昙花一现，却对我国图书馆学和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厦大图馆报》封面（原件为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

昙花一现的《厦大圕馆报》，有一片花瓣的余香与本文的论题相关，即该报之第一卷第二期刊载卢希圣撰写的《本馆之过去》一文，在述“沿革”时写道，图书馆“分设国学图书馆于生物院，科学图书馆于化学院，其中所藏，大都是较高深之书籍，其余普通图书，则仍藏于本馆”。据作者自述，他从1922年就入职图书馆，肯定亲眼目睹过国学研究院的昙花一现。所以，他所谓校图书馆在生物院大楼设有“国学图书馆”一说，似乎应予采信。其实，“国学图书馆”之称并非始见于卢文，1930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特刊》“校址及校舍”已提及“前国学图书馆”（详下）。

不过，所谓“过去”“前”，毕竟都是笼统的时间概念，应该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是：“国学图书馆”究竟是哪一年设立的？它与国学研究院是什么关系？与图书馆又是什么关系？以往考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图书馆之史事者，对上述问题或未暇细究，或语焉不详。以下拟钩沉史料，次第辨析之。

第一，关于名称。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伊始就设立图书机构，名为“国学研究院图书部”。《国学研究院章程·图书部细则》规定如下图。

《国学研究院章•程图书部细则》

从人员设置、业务范围、业务分工来看，图书部是功能比较齐全的图书部门，是国学研究院的内部机构，不是图书馆的分设机构。至于“国学图书馆”名称从何而来，有过什么变化，拟考述于后。

第二，关于主管领导的身份。

1926年9月，因图书馆主任裘开明赴美留学尚未回国，校方指定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林语堂代理图书馆主任。林语堂身兼领导二职，将国学研究院图书部纳入图书馆的管理视野，当属人之常情。事实上，同月下旬，校方公布国学研究院聘任人员名单，其中有陈乃乾其人，“浙江海宁人，曾任南洋中学教员，国民大学教员。现本校聘为图书馆中文部干事兼国学研究院图书部干事兼文科国学系讲师”^[2]。陈乃乾被聘为图书馆中文部干事，无疑要获得图书馆代理主任林语堂的首肯，他同时又兼任国学研究院图书部干事，也须获得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林语堂的同意。可见从主管领导的身份来看，国学研究院图书部与校图书馆是有关联的。

第三，关于业务关系。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规定：“本院经费，由院长会同委员会制成预算，经本大学财政委员会审查，由董事会通过之。”“凡各组采集、研究之资料或书籍，及出发市井各事务，均由各组主任商承院长办理。”^[3]这是规定图书部的文献购置费在国学研究院的预算经费中列支，不属于图书馆的预算范围。 

位于演武场平地的群贤楼群（右二为集美楼）（照片原载于1931年4月6日出版的《厦门大学十周年纪念刊》）

集美楼（照片原载于1948年出版的《厦大特刊》）

1926年10月16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59期刊登“厦门大学图书馆”鸣谢“本校教授鲁迅先生”赠送《中国小说史略》《出了象牙之塔》等书刊6种6册。同年11月13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63期刊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图书部”鸣谢“沈兼士先生惠赠国学研究院图书部图书”23种。从这二则鸣谢来看，鸣谢者不同，收赠书刊的典藏地点也不同，这证明国学研究院图书部与校图书馆的图书各自分属，分别造册。

总之，从图书经费和获赠书刊的典藏地点来看，国学研究院图书部不是从属于图书馆的业务部门。

第四，关于馆舍。

图书馆从1922年起就暂借位于演武场平地的集美楼部分教室作为馆舍^[4]，1927年起占用整栋楼，直到1938年迁往长汀。 

生物学院大楼（照片原载于《厦大特刊》，1948年出版）。该楼1938年被侵犯厦门的日冠炸毁

国学研究院图书部的馆舍，则是位于演武场左之小山上的生物院（也称“生物馆”“生物学院”）三楼的一个房间。1926年10月10日下午，地方政府代表、英国领事馆代表及各界来宾三百余人出席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会后，院长林文庆、总秘书林语堂、组主任沈兼士等，“引导来宾至生物学院三楼茶叙，并参观该院陈列室和图书部”。陈列室占用两个房间，“东则陈列周树人教授所藏，大多数为六朝隋唐造像；又陈万里先生所藏大同云冈拓片、敦煌像片等。西陈列各种古物，大都为河南洛阳一带所出土者，约百数十件。其余则有本校商科所藏古钱”^[5]。由于生物学院也设有陈列动植物标本的陈列室，国学研究院的陈列室后来改名“古物陈列室”。

以上引证足以说明，在1926年秋至1927年春国学研究院运行期间，图书馆并没有“设国学图书馆于生物院”，生物院只有国学研究院设立的“图书部”。

第五，国学研究院停办之后，生物院国学研究院图书部的图书和馆舍处理。

首先，可以确认，从1927年国学研究院停办，到1938年厦大内迁长汀，原古物陈列室和图书部的馆舍一直保留在生物院内。例如，1931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一览》关于1930—1931年度“校舍分配之大略”写道：“生物院内，有校长办公室、文理法教育商各学院及高中部办公室、事务处、注册处、军事训练部、古物陈列所、前国学院图书馆、动物植物实验室、动物植物标本室、动物系、植物系等。”1932年《厦门大学一览》介绍1931—1932年的情况沿用了这段文字。1934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一览》，在介绍1933—1934年度“校舍分配之大略”时改写为：“校长、大学秘书、各院处办公室皆在生物学院，而图书分馆、文化陈列所、生物材料处及动植物实验室、标本室皆在焉。”1937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一览》沿用了1934年《厦门大学一览》的这段文字。

其次，看文科（文学院）的接管对象和处理方式。

国学研究院停办之后，古物陈列室明确由文科接管。1929年3月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97期“文科古物陈列室近闻”称：“本校文科古物陈列，前承国学研究院搜集古物及各地风俗资料，计数百事。嗣又经校长继续添置……”同年，文科办公室从群贤楼搬到生物楼^[6]，更方便就近管理。1930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刊》“校址及校舍”一栏，介绍生物院内设机构，包括“校长办公室，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预科办公室，事务处、古物陈列室、注册处、军事训练处、前国学图书馆等”。1933年，文学院发布公告称：“本校生物院三楼，原有古物陈列室一所，属于文学院。近该所名称，已改为文化陈列所，并聘文学院郑德坤先生为主任。”^[7]改名原因在于陈列室扩大了收藏和陈列范围，不限于古物。^[8]

国学院图书部购置的图书，成为文科（文学院）专列的文学院师生的参考书。此即1928年4月出版的《厦门大学七周年纪念特刊》“文科概况”所写的：“文科除普通图书外，前国学研究院购有古书、古物，分别陈列，可供学生考证。”1930年4月出版的《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特刊》，文学院关于“设备”写道：“图书一类，经历年逐渐添置，计文学院方面参考书，计有中籍三万余册，西籍四千八百八册。此外尚有前国学院购置古书多种，现另列于生物阅览室，足供学生参考之用。”1934年，文学院在说明图书情况时写道：“文学院各学系所藏之专门图书，逐年俱有添增，日臻完备。现共有中籍三万二千余册，西籍四千七百余册，价值国币四万元左右。其前本校国学研究院所购置之古书多种，另藏一处，尚未列内。”^[9]这说明国学研究院图书部的图书虽然是文科（文学院）重要的参考书，但其产权有别于文学院“各学系所藏之专门图书”。

再次，看图书馆的接管和处理方式。

1929年4月出版的《厦门大学八周年纪念刊》“图书馆概况”一栏，介绍“馆舍”时写道：“现有书库已不敷使用，故于生物院设一分馆，可藏书八千余册，专贮贵重书籍，同时并将中西书库毗连之二房凿通，以增加书库之容量。”6月8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208期刊载“前国学院藏书编制卡片”一则消息称：“生物院三楼前国学院藏书室，所藏中西书籍约有百种，内善本颇多，每逢星期日开放阅览。近以该处藏书仅有书目一本，不便借书者之检查，自今日（三日）起已着手编制卡片，完全归并校图书馆管理云。”可见国学研究院图书部的馆舍和图书都由图书馆接管。

1931年4月出版的《厦门大学十周年纪念刊》的“图书馆”一栏写道：“本馆馆舍占集美楼全部，生物学院一室，群贤楼三室，而内部设备，分办公室、阅览室、书库三部”；“书库则分中文书库、国学馆，计藏书四万余册，西文书库计藏书二万余册。……库内设置书桌，以备在库内参考之用。”可见图书馆在生物院设立的“国学馆”，就是“生物学院一室”，列为三个书库之一，内设书桌，其实具备阅览室的功能。所以，在上引《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特刊》中，文学院称之为“生物学院阅览室”。

不过，图书馆的布告对生物院的“图书分馆”，另有“图书分室”之称。例如，1936年5月底，图书馆宣布要“定期点查图书分室书籍”，决定于6月15日派出2名职员，“前往生物学院、化学院图书分二室检查图书，以防遗失，以清手续”^[10]。

1937年，图书馆对馆舍分布的说明是：“馆舍扩至集美楼全部，群贤楼三室，生物院、化学院各一室。”^[11]集美楼上下层各六间房，可知此时图书馆馆舍共有十七间房，分布在四栋楼里，而以集美楼为主，可称为“一楼五分室”的布局。

梳理至此，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

1.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兴办期间，在生物院三楼的一个房间设立图书部。图书经费由国学研究院预算列支，所购和获赠图书均由该部典藏，资产专门造册。从主管人的双重身份来看，国学研究院图书部与图书馆有关联，但并非图书馆的下属业务机构。

2.国学研究院停办后，校方授权文科（1930年改名文学院）接管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的馆舍和陈列品，授权图书馆接管国学研究院图书部的馆舍和所藏图书。图书馆把它建成以书库功能为主的藏阅合一的阅览室。

3.国学研究院停办后，对图书馆利用原图书部馆舍设立的机构，校方和文学院的公告和有关说明，先后有“前国学研究院图书馆”“前国学院图书馆”“前国学图书馆”“前国学院藏书室”“图书分馆”“生物学院阅览室”等；图书馆的公告和有关说明，先后有“分馆”“国学馆”“图书分室”等。可知1935年卢希圣之文既约略述之，且有杂糅之处，不免会引起误解。

以上考辨，旨在拾遗补阙，梳理“国学图书馆”之称的来龙去脉，或有疏漏讹误之处，祈同好正之，善莫大焉。

作者：本文的写作得到厦门大学图书馆和厦门大学档案馆的资料支持，特予致谢！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1期，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1]《厦大圕馆报》（创刊号），第39页。

[2]《厦大周刊》第156期，第3页。

[3]《厦大周刊》第135期，第8页。

[4]参见《厦大九周年纪念刊》“图书馆”，第70页。

[5]《厦大周刊》第159期“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第5页。

[6]参见《厦门大学布告》第六卷第五册，子21页，1928年；《厦门大学布告》第七卷第六册，子21页，1929年。

[7]1933年10月21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323期）刊载。

[8]参见1937年出版的《厦大校刊》第一卷第十二期（厦门大学十六周年纪念专号）“文化陈列所概况”，第36-37页。

[9]《厦大周刊》第337期（厦门大学十三周年纪念专号）。

[10]《厦大圕馆报》第一卷第八期“馆闻一束”，1936年5月30日出版，第51页。

[11]《厦大校刊》第一卷第十二期（厦门大学十六周年纪念专号）“图书馆概况”，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