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楼”品字开

施晓宇

楔子

在闽南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作“上坪”的地方，属华安县沙建镇管辖。上坪远离华安县城61公里（今有高速公路相通），距沙建镇也有14公里，距漳州市区却只有50公里。上坪原是一块默默无闻的山间平地，只因平地之上拥有明万历年间所建三座“品”字形排开的土楼昇平楼、齐云楼、日新楼而著名，人称“万历三楼”，亦称“上坪三楼”。“万历三楼”分属三个行政村：昇平楼属宝山村、齐云楼属岱山村、日新楼属庭安村。所谓土楼，我们知道，指的是以夹墙板夯筑生土而成墙体的两层以上楼房（一层的称作土屋），形似巨大碉堡，目的为抵御山林野兽、强盗土匪的侵害。福建等地的土楼兴建起于唐末黄巢造反，以及南宋政权由京城开封迁移江南杭州之际，漳州地区包括华安县的土楼兴建还与明末抗击倭寇袭扰有关。如明万历元年（1573年）《漳州府志》记载：

“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及人烟凑集去处，设有土城。嘉靖四十年（1561年）以来，各处盗贼生发，民间围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地方甚多。”

正是由于大批族群由河南等战火纷飞的中原一带向南方迁徙，从而创造出一座座壮丽的土楼。上坪的“万历三楼”就是位于闽粤赣三省崇山峻岭中土楼群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2017年12月7日中午，适逢农历节气大雪，我专程造访了“万历三楼”。导游员邹丽苹介绍说华安县上坪土楼群是“福建土楼发源地”，而上坪土楼群中最有名的就数“万历三楼”。这让我颇为吃惊，因为我听说福建土楼建造历史最为久远的是南靖县裕昌楼。为此我请教南靖县作家何葆国。他如实相告，旧版县志不见记载，但1997年新修订的《南靖县志》补入了裕昌楼的记载：

“裕昌楼，坐落在今书洋乡下版寮村上节社，建于元末，高5层共270间，是县内最大最古老的圆形楼。楼址原为沼泽地，初建倾倒，后在地基之下垫松木重建。今楼内回廊木柱大部倾斜。裕昌楼依山临溪，楼门前筑有围墙。楼内又建半圆形二层楼。有13口水井，均掘在厨房内……”

由于华安建县较晚，迟至1928年始建县，因而修志也迟。我查阅1996年版《华安县志》第612页，在第五章《文物名胜》第三节《古建筑》确切记载：

“齐云楼创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为目前省内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圆楼。”

而我曾听南靖县导游员斩钉截铁介绍，裕昌楼建于1368年。我换算了一下，乃元至正二十八年，是元朝存世的最后一年，《南靖县志》说此楼“建于元末”倒是不假。而齐云楼建于1590年，乃明万历十八年，则无疑是裕昌楼建得早，且早得多。

对此，广东省梅州市《客家人杂志》发表了《福建土楼发源地：华安上坪土楼群》的介绍文章，看法似不相同：

“上坪土楼群位于华安县沙建镇，是我国明确纪年最早的土楼群落，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被誉为‘福建土楼发源地’，主要由‘土楼之母’齐云楼、‘土楼圆明园’日新楼、‘土楼碉堡’昇平楼组成。”

2007年6月9日《厦门晚报》也发表记者刘丽英的报道《华安是闽南圆土楼发祥地》：

“‘福建土楼包括客家土楼和闽南土楼。华安是闽南土楼的发祥地。’昨天，‘中国·福建土楼建筑文化论坛’在华安县举行，土楼研究权威、福建建筑设计院原院长黄汉民先生抛出了新的观点。”

福建土楼的历史到底是华安县还是南靖县最悠久？又有第三家冒出来不甘落后，这就是闽西永定县。

2011年8月23日，记者王坤明在东南网报道：“今日上午，2011海峡客家旅游欢乐节暨福建土楼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福州召开。以下是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实录……记者：永定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的发源地和核心公共区，如何利用这个世界级的品牌来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永定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刘先裘：……我们要借助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这个品牌来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将来，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将按照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目标来打造这个旅游品牌。”

尚未走进“万历三楼”，我心中就埋下了疑问，究竟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关于福建土楼的历史之最，我们姑且不下定论，就以平常心来观赏华安县的“万历三楼”好了。

“土楼碉堡”昇平楼

站在门牌为“宝山村上厝10-1号”、三层楼高的昇平楼大门外，我立刻被完全用花岗岩石条砌就的壮观外墙吸引住了目光。在这之前，我在永定县、南靖县所见到的土楼外墙都是用生土夯实筑成。果然，俨然坚固碉堡的昇平楼是全省唯一完全用石条砌就外墙的一座土楼——内墙仍用生土筑成，不禁对昇平楼肃然起敬。我认真看清大门上方门额的字迹：“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秀春旦建。”说明昇平楼建成于1601年。

我问导游员小邹，这座石砌外墙的土楼为什么名叫“昇平楼”？小邹回答，因为楼主纪念昇平公主的缘故。原来，唐朝第九位皇帝唐代宗李豫的女儿昇平公主，于唐永泰元年（765年）下嫁给郭子仪第四个儿子郭暧为妻。“安史之乱”爆发后，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率军勤王，收复河北、河东，进而收复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758年，进位中书令。”所以作为郭子仪的后裔，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成此楼时，以“昇平”命名之、纪念之。

直径45米、面积1709平方米的圆形昇平楼如今已经损毁严重，设有正门和侧门两个门，正门朝东，侧门朝南。当年建筑分作内外两环，为安全起见，外环高三层，内环仅一层，外环与内环之间是各家独立单元的小天井。而360度各个朝向的单元进深尺寸都是一样的，整齐划一，但单元之间的隔断大小比例却不一样，十分灵活，导致各个单元内部的空间也大小不一，体现出等级分明的尊卑长幼排序。我发现，昇平楼里的天井呈八卦形。残留的六根石柱上，都镌刻有文字，每根石柱镌刻的文字内容不同。譬如左侧第一根石柱上刻有“五代流芳广圃里”的字样，说明鼎盛时期，昇平楼里曾经五代同堂、其乐融融。

“土楼之母”齐云楼

告别宝山村的昇平楼，我们驱车前往岱山村的齐云楼。岱山村地处美丽富饶的九龙江北溪下游（北溪流经华安县城），是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老村落。穿过岱山村，在村子北端，有一个小山包，闻名遐迩的齐云楼雄踞其上，门牌为“岱山村楼门前56号”。在齐云楼的楼基之下，环绕灿若星辰的众多小型土楼，居住的与昇平楼一样，都是郭子仪的后裔。有岱山村热心村民郭树土——自称为郭子仪长子的后人，专门拿来《郭氏四房族谱》原本，小心翼翼翻开给我看，证实了岱山村村民与宝山村村民一样，也多是唐朝功勋郭子仪的后裔。族谱的《岱山记题跋》描述了郭氏后裔定居岱山，建造齐云楼的历史，说明这座名楼果然由郭子仪的第27世孙郭文达的后人所建：

“唯东方一干迤逦行于中土而生峰者，岱山也。吾祖文达公始入昇时，择取而居之。嗣是子姓建楼之巅榜，其名曰齐云。世族环集于此，无复有他族。错处其间，固自成一家也。”

开初，我登上石阶就看见矗立小山包齐云楼正门两侧三米多高，用花岗岩叠垒的石砌墙基，十分牢固。绕到楼后，看见还是用花岗岩叠垒的石砌墙基，拿手丈量一下，只不过比前面略矮一点，就错认为这是齐云楼第一层楼的石壁，其实都是墙基。倒是在齐云楼的一层楼就开有窗户，为了安全计，通常土楼人家在一层楼都是不开窗的。估计也是倚仗齐云楼的石砌墙基高高在上，才敢开窗采光的缘故。东西向长22.6米，南北向长14.2米，呈椭圆形的齐云楼是用生土夯筑而成的两层土楼，我仔细辨认，墙壁的生土颜色深浅不一，看得出后人专门用心修葺加固过。有趣的是，环绕齐云楼，遍植闽南地区常见的龙眼树，一棵棵日久年深的龙眼树仿佛是齐云楼的忠诚卫士，拱卫着高高在上的齐云楼。

我在正门仰起头，看见齐云楼的门额右边镌刻：“大明万历十八年，大清同治丁卯年吉旦。”左边镌刻：“春（春后一字看不清）旦鼎建孟十月吉兴。”说明仰之弥天的齐云楼始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竣工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清同治六年（1867年）重修。夸齐云楼乃“土楼之母”，指的是齐云楼在上坪诞生最早。而且，我发现齐云楼安放正门门框的四块嵌石表面，刻有好看的回族特有花纹，因为大家知道，许多郭姓人家都是回族人。但齐云楼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楼中设置的“生死门”。西门名曰“生门”，婚嫁迎娶都从“生门”进出。东门名曰“死门”，凡是出殡送葬，一律从“死门”进出。这个内含玄机的风俗源自一个悲壮的故事，在福建师大历史系朱维干老教授所著《福建史稿》中记载了这个故事。

清咸丰年间，就是慈禧的丈夫爱新觉罗·奕詝坐龙庭的时候，齐云楼住满了郭姓人家三四百人，包括两个后生郭凸、郭好。他俩时常练武，一身好功夫。听说穷苦人的队伍太平天国的军队打到漳州，就召集十几名青年投奔太平军来王陆顺德的部队。可惜攻打漳州城的战斗严重失利，郭凸、郭好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他们救起来王陆顺德负重伤的卫队长，背回齐云楼养伤。不料这事被邻村的大财主知道了，跑去向官府告密。云霄厅巡抚命令总兵罗大春率大批清兵前来“剿匪”，卫队长不幸在齐云楼大门外抵抗时壮烈牺牲。在楼内四百多乡亲被楼外清兵团团围困的危急时刻，突然从楼外射进一支箭，上面的字条写着：

“罗大春已调土炮两门，明日击破楼墙，请速突围。族亲郭某某具。”

原来这位清兵姓郭，不忍同姓族人受剿杀，冒死告知楼里。郭凸想出一个好计谋。日落时分，他带领人马从面对大山的东门假装突围，给清兵造成乡亲们向东突围的假象。罗大春果然上当，认为楼里人这是要向深山逃命，赶忙加强东门的防守，把西门的重兵调往东门。半夜三更，突然东门响起一片厮杀声，郭凸带着不少人冲杀出来，罗大春慌忙到东门督战。殊不知恰恰中了郭凸的“声东击西”之计，郭好赶忙带着楼里的男女老少冲出西门，他带着乡亲们逃出了上坪。而此时的东门，郭凸等掩护的人全部战死。事后，郭好和乡亲们收殓了殉难的烈士，把他们从东门一个一个抬出掩埋。从此，齐云楼的乡亲把东西两门改称为“生门”和“死门”：婚娶喜事的队伍从西门进，送葬丧事的队伍从东门出。齐云楼这个特定的风俗一代一代传下来。打这以后，郭氏人家向外搬迁的非常之多，最多的是举家迁往台湾。如今，齐云楼已空无一人，寂然无声。

令人不解的是，在齐云楼的北侧，我看见设置有一个隐蔽的楼梯，通向地下的暗道，可以潜出楼外，供逃生使用。当年郭凸、郭好二人怎么没有带领乡亲从暗道逃生？唯一的解释是，估计当年这个暗道的出口处也有清兵把守，无法派上用场。

最后要专门说一下齐云楼外右侧的一块形似牛鞭的立石，到访者不要错过，其中也暗含有一个传说。我在前面已经说了，齐云楼是椭圆形的，奇怪的是楼内同样椭圆形的空地上没有铺设石子，而是用泥土夯实的平地。据说楼内的空地形似一头卧牛，有风水先生判断正中有一块“饱牛睡地穴”，倘若铺设了石子，会让卧牛睡得不舒坦。而齐云楼外右侧的立石，则是卧牛的“牛鞭”。至今在巨石之上，还可以清楚看见有四个凿孔——相传建齐云楼时，工匠嫌工地旁的立石碍事，要凿断打掉它。哪知在石头上凿到第四个孔时，有人惊呼楼中一孔供男女老少饮水的深井冒出血水来。这才知道立石不是废石，而是卧牛宝贵的“牛鞭”，工匠遂停止凿孔，并特意盖了一座木质凉亭将功补过，保护“牛鞭”。从此上坪一带的男女青年在结婚拜堂之日，都要双双来到凉亭里，无比虔诚地抚摸“牛鞭”，目的是祈求婚后子孙兴旺，故而人称“旺子亭”。这倒是符合中国的农耕时代，黎民百姓盼望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谁家添丁加口，劳力富足，谁家的春耕秋获就有了可靠的保障，粮食丰收指日可待。

“土楼圆明园”日新楼

告别岱山村的齐云楼，我们又驱车前往庭安村的日新楼。沿18级石阶拾级而上，在日新楼正门前拐弯处一个石砌平台上，我看见分列左右有一大一小两座旗杆。了解到日新楼的祖先在明清两代出过文武两个举人，相传文举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所以一边的旗杆会更高更大一点。就在我抬头查看日新楼新挂上的门牌“庭安村57号”时，导游员小邹十分自豪地告诉我，这座土楼是她的祖先建造的。小邹请我注意观察，在进入日新楼的石阶两边石壁上，左右有两个孔洞，形似水牛的鼻孔——那是日新楼的两个下水道出口。

不过，我还发现一个奇特的景观，那就是日新楼的正门朝向东方——不像绝大多数楼房都是坐北朝南——正门朝向南方。此乃事出有因，与邹氏在清朝出了武举人邹朝龙有关。传说龙出东方，故而日新楼的正门就朝向东方——天天最早看见喷薄而出的朝阳。

原来，在庭安村，姓邹的人家是多数。而日新楼里，原来住户都姓邹，都是南宋福建省泰宁县状元邹应龙的后代，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迁到华安上坪，开始着手修建日新楼，一直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才竣工，前后历时二百多年。竣工是在状元邹应龙的后代邹孟都手里，他的建楼功劳不可抹杀。因此，在日新楼的门额上，右边镌刻五个字：“万历癸卯岁。”左边也镌刻五个字：“仲春邹氏建。”明确告知后人，日新楼落成于1603年仲春时节。

如今坍塌毁弃、一片瓦砾的日新楼号称“土楼圆明园”，斜阳西照下，足见其当年的占地广阔，气势恢弘。1603年落成时，日新楼占地8.8亩，共二街三排，每排规整建有23间平房。至今在遗址之上，仍依稀可见早年井然有序的街道、气派非凡的门厅、花团锦簇的花园以及郁郁葱葱的树木。在上坪的“万历三楼”中，日新楼的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大、地势也最高——相当于“万历三楼”“品”字形排列中，最上面的一个“口”字。对于日新楼如此浩大的工程，厦门大学黄绍坚教授在2011年写成《亦寨亦楼日新楼》一文中的推测我是认同的：

“真正展开大规模营建，我觉得应该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日新楼遗址中，尚立有一块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二月撰写的《庭安日新楼内大宗追来堂序》碑，其中提到‘万历间，裔孙知郑、濮二州事，孟都始建宗祠，修为祀事焉’，正好解释了建楼所需庞大资金的来源。”

时隔六年之后，我也看到了，高大的《庭安日新楼内大宗追来堂序》石碑就竖立在进入日新楼正门的左侧。右侧则竖立有同样高大的一块石碑，模糊的刻字可以辨认出一桩历史断案。讲的是邹氏祖先与苏姓人家的田地纠纷旧事，后经福建按察使和浙江按察使调解结案，勒石为证。据邹氏后人回忆，最多的时候，日新楼里大大小小一共住有五十多户、四百多口人——这是怎样人丁兴旺的一大家族人。

在夕阳的余晖里，我走出了日新楼，回首向日新楼投去最后一眼，然后登车离去。而沐浴在夕阳余晖里的“土楼圆明园”——日新楼则像一个迟暮而睿智的老者站在那里，似乎在向我招手道别，让人想起唐朝大诗人李白《送友人》的诗句：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