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仙字潭摩崖石刻

楚  欣

华安，地处漳州西北端，原称“华丰”，历史上先后归属冶县、侯官县、晋安县、龙溪县管辖，直至1928年才立县，迄今不足一个世纪。无论在全国还是在福建，它都属于相对年轻的县份。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里却有个年代久远、被誉为“江南一绝”、闻名遐迩的古迹——仙字潭摩崖石刻。

仙字——神仙所使用的字，自然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识别。事实也确乎如此。自从这处古迹被发现以来的一千多年，“仙字”究竟作何解读，历来众说纷纭，没能取得一致意见。当代，更有学者指出，那些符号根本不是什么仙字，而是原始图画，争论于是进一步激化。

对于仙字潭摩崖石刻，笔者慕名已久，早些年也曾几次到过华安，但均因时间短促，来去匆匆，未能前往参观。这次随团赴华安采风，终于有机会走近这处古迹，一睹其“容颜”。

仙字潭在沙建镇许田村，位于九龙江支流汰溪的下游，背靠笔架山，离漳州市区仅30几公里。两峰夹峙，溪流弯曲成潭，茂林修竹，风光极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潭的北岸。那里峭壁林立，离水面两米处的岩壁上，散布着几组、50多个凿刻过的莫名符号，凿深达五六厘米。这些符号，大者长74厘米、宽35厘米，小者长15厘米、宽9厘米，分布范围约200平方米。据分析，当年用来凿字的工具并非金属所制，而是坚硬的石器，年代相当久远。这些符号更是奇特，说它是字，与传统观念上的汉字有较大差别；称其为画，又缺少画的本质特征。或许因为难以判断的缘故，人们便以“仙字”名之。最早记载这处遗迹的是宋代《太平广记》所引的张读《宣室志》：“泉州之南，有山焉，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无能知者。”

或问，《宣室志》是部什么样的书？作者张读又是何许人？

张读，唐代著名史学家张荐的孙子，生卒年不详，大概生活在公元835年前后。唐僖宗时曾任吏部侍郎、尚书左丞。张读还是传奇集《玄怪录》作者牛僧孺之女的儿子。受外公的影响，也喜欢写些志怪的书，《宣室志》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宣室，是汉文帝召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地方。张读以“宣室”作为书名，表示他书中所记叙的内容都是些与鬼神怪异有关之事。

早在唐代，仙字潭摩崖石刻就受到人们的注意。据《福建通志》载：“石铭里雷篆，在长泰县治，唐开元中漳泉争界未平，忽一夕迅雷暴雨，石壁辟为一径，去地丈余，有古篆六行，字广数尺，李协辨为‘泉漳两州，分地太平，永安龙溪，山高水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二十四字。”光绪《漳州府志》载：“古地名为长泰良岗，深潭上石壁，凿字成大篆十九字，人莫能识，郡守因名其地为石铭里。后来有人摩拓其字，带至洛阳。其时韩愈以尚书令为洛阳令，自谓能识其文如下：‘诏还黑视之鲤鱼天公卑杀人生壬祭神书急急’。”到了清代，《西山杂志》撰者、晋江乡土文人蔡永蒹做出另一种解读。他说，炎帝时，居住在汰溪的畲族与傣族，曾发生过一次战争。傣族失败，首领遭斩，部众被俘。仙字潭石刻乃胜利者畲族的人所为。

韩愈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首，诗也写得极佳。然而此公并非文字学专家，不太可能精通上古文字，更不会“自谓能识其文”。因此，大多数人对《漳州府志》所记载的这件事持怀疑态度。李协与韩愈为同时代人，他所辨识的二十四个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缺乏依据，很难让人置信。至于蔡永蒹，将之解读为畲傣间的战争记录，虽不无道理，却没有明指是什么字，也只能说是推测。严格意义上说，对仙字潭摩崖石刻的科学研究始于近现代。即1915年8月，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千里迢迢深入仙字潭进行专门的考察，并于1935年在《岭南学报》发表其研究结果的文章——《汰溪古文》。他认为，仙字潭上的那些符号，“文系摩崖……文刻其上，即乡人称为仙字者也”。又说，“汰溪古文，形有类似蝌蚪者，与近人法国牧师费亚所述苗文有相同之处，疑即古代蓝雷民族所用，为爨字，或苗文之一种”。

1957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林钊、曾凡对仙字潭的地理位置、石刻的分布、图形的尺寸形状，作了全面的调查记录、印拓、拍照、测绘，写成《华安汰内仙字潭摩崖地调查》一文，为学界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他们对这些符号也作了考证，称其为少数民族的“原始图像文字”。此后，众多学者、专家以极大的兴趣，加入了仙字潭摩崖石刻的研究行列。福建师范大学朱维干教授，写下了《古代七闽的摩崖文字》。他指出，“按浙江旧温台处三府和福建，在远古时代，都是七闽所居，而都有图像文字，刻在山谷的石上，我们认为，这些仙字，都是七闽遗址”。1984年，林蔚文发表《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试考》一文，对那些符号进行辨识，并解读为，“（部落）二师（征）伐（敌）酋（首）俘伏（敌）酋（首）”，即记载某一部落（氏族）征伐另一部落（氏族）的战斗记功石刻。他还进一步分析，“从文字形状来看，这可能是几处要记载或说明某一事件的古代较为原始的象形文字石刻。从整个石刻来看，可以试解为象形文字的约二十个左右。从字形上看，仅有个别与甲骨文金文有类似之处，其他的都接近象形拟人化”。更有学者认为，“仙字潭摩崖石刻文字，是台湾原住民在福建的最早文字记载”（郑国珍《关于福建华安仙字潭相关问题的探讨》）。

与此同时，石钟健、刘蕙荪等一些资深的学者也发表论文，参加讨论。他们认为，仙字潭石刻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刘蕙荪先生在《福建华安汰溪图像文字初研》一文中指出，“这一摩崖石刻共有图象文字十七字，大致可认识的十个半字，完全不认识的五个字，除第一段是象征部落朝廷的民政部外”，余者系“吴部落的酋长战胜了夷、越、番三族的记功刻石，如汉灭匈奴勒铭燕山故事”。“刻辞的具体年代，应相当于甲骨文前期”。1988年，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和漳州市文化局联合举办漳州地区摩崖石刻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展开了学术研讨。大部分人根据石刻的纹样结构与甲骨文、金文作了比较，认为这些石刻属于文字的雏形，基本具备了文字的功能。归纳起来，大体是三种古文字，即原始图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图像意符文字。

一千多年来，对仙字潭摩崖石刻的解读，尽管意见分岐，结论不一，但“文字说”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时间到了1986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挑战。这一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的盖山林在考察了仙字潭摩崖石刻之后，发表了《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新解》一文。他把仙字潭摩崖石刻与阴山岩画、台湾屏东万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内蒙古桌子山岩画、韩国龟台岩画等遗存进行了比较，认为仙字潭摩崖石刻不是文字，而是图画，“岩画主题无疑是表现某个氏族部落所跳的娱神舞蹈，他们想通过跳舞向神灵献媚，通过讨好神灵，希望得到保佑，达到抗御自然威力，获得狩猎成功的目的”。同年，著名岩画研究学者陈兆复发表《岩画的召唤》一文，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盖山林还具体分析了这些“经过作者艺术夸张浓缩，符号化了的原始图画”。他说，图像最多、面积最大的那组画，是由许多人体组成的。画面最高处是一个奇特的图像，人体双臂平伸，两个圆点应为乳房。下肢分开夹一圆点，似表示女性生殖器。左下方是两个大腹肚的人形，似是酋长。右下方则是手持飘带或其他法器的人形。其他大多舞者双臂平伸，部下垂，双腿分开。臂下有尾饰，个别舞者作倒立状，内容可能是表现氏族部落祭祀娱神的舞蹈场面。另一幅画，上方为一个人体形舞者，左臂上举，右臂高扬，双腿叉开，作蹲踞状。臀部下有尾饰，个别舞者作倒立状，腰部似插有匕首，右臂空间似有水珠滴落，像是表示巫师祈雨。下方为两个人体形舞者，另一个是侧身舞象，代表氏族祈雨人。更下方有两个兽面形，只有眉、眼、口，无头部轮廓，似为牺牲者之首级。各组岩画，都有特定的内容，或为祭祀祖先，或为祈神降雨，或为纪念某一酋长乃至英雄。

至于仙字潭摩崖石刻的创作年代，因这场讨论尚未结束，且存在很大分歧，故难有统一的认识。目前，大体上有如下几种说法：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金属时代、古文字出现以前等等。说具体一点，有商周、商至西周、商至春秋等朝代之别。不过，镌刻仙字的是哪个民族，学者们的认识基本上比较一致，即越族、畲族、吴族（尤其是前两者）。

说实在，作为“看热闹”的门外汉，笔者对于学术界有关仙字潭崖壁上那些石刻符号是字还是画的争论，本无置喙的资格，但此次采风，实地观察了仙字，读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并联系过去看过的几处古代摩崖石刻，反复思考，却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认识。我以为，象形表意文字的笔画多有重复出现，如汉字，不同的字常有相同的偏旁。仙字潭的摩崖石刻符号，就有不少笔画重复出现，犹如偏旁。其次，字必须具备识别性，比如你写个“大”，无论属于何种字体，都必须符合它的规律，让人识别得了。仙字潭石刻尽管年代久远，仍存在可识别性。画则不一样，有的可以识别，如写实、具象；也有的较难识别，如抽象、涂鸦。仙字潭石刻符号不存在抽象、涂鸦的情况。特别是，拿它与那些被认定为古代岩画遗存相比较，更能看出二者的差异。例如贺兰山岩画，我曾实地看过。它的品类繁多，既有人面、手印、奔鹿、牛羊、虎豹、飞鸟的符号，也有放牧、狩猎、祭祀、械斗（争战）、舞蹈和男女交媾等内容。其中太阳神是一幅人的头像，其线条向外伸展，犹如太阳光芒四射。神像的两个腮帮，异常凸出，极尽夸张之态势，而一双环形的大眼睛，显得十分威严，有一种震撼力。可以说，贺兰山摩崖石刻，除了个别西夏文（如“能昌盛正法”）外，大多数画，特征很明显，易于判断；仙字潭的摩崖石刻，多的是字的笔画，缺乏画的基本要素，说它有乳房、女性生殖器、狰狞的脸孔等具象，很难看出来。有人称之为画，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当然，上述看法，难免粗俗浅陋，甚至于“胡言乱语”，不过思来想去，还是把它写下来。总之，我认同仙字潭的摩崖石刻是字而不是画。这种字极为原始、古朴，虽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带有浓厚的福建地方色彩。正如有学者指出，仙字潭石刻文字，就其笔锋的走势和布局、线条的流畅程度来看，同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字非常接近。具体而言，与商代晚期、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说明，它不仅是上古时期闽南先民生活遗迹的真实记录，也是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根同源的重要见证。可惜的是，遗存的符号仅有五十几个，太少太少了，缺乏比照的对象，给辨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并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果也像刻在龟甲、兽骨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那么多，就能够比较容易破译，世界上也可以增加一种古老的文字——姑且称之为“中华古闽字”吧！

最后，不揣遗笑大方，仅以一首小诗《读仙字潭摩崖石刻》，表达我对这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切感受：

遗迹于今数千年，辨识仙字似登天。

若使此文多如篆，破译应是只等闲！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