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了兜着走”

——从福州婚宴习俗想到的

李泉佃

福州婚宴上都有一道菜——“太平燕”，主材是鸭蛋和肉燕。

当地方言“鸭蛋”与“压乱”音同，喻意“太平”。

旧时婚宴，“太平”一般是要带回家的。

在福州求学、工作十多个年头，这里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对福州的习俗，我略知一二。比如婚宴习俗，就给我很深的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时不时会受福州同学之邀，参加他们亲友的婚礼宴席。那时大家薪资都比较低，参加婚宴礼数随意，十元，二十元，皆可，不甚介意。

我记得，婚宴临结束，要上几道“干货”，比如油炸鱼块、大个鱼丸（有的地方是海蛎饼、葱油饼、荔枝肉）等。此时，“桌长”便“郑重其事”地站起来，动用筷子夹“干货”，依次往每位客人的碟子或空位上放。开始，我甚是纳闷。经同学提醒，方知这是要让客人带回去，给家人，特别是老人、小孩分享。

我老家闽南，没有这种风俗。面对这些“干货”，我有些尴尬，因为单身汉的我，将它们带回去，该与谁人分享呢？

同学说，这是福州风俗，喜气共沾，一定要带的。

那时，塑料袋、塑料桶还不盛行。为了带回喜气，客人们各显神通，有的用手帕包，有的用报纸裏，习以为常，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后来，参加此类婚宴，开席前便会分到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婚宴结束，大家将分得的“干货”，还有一些从嘴边省下的“太平”（鸭蛋）、肉食等，放进桶里，提回家去。

回到闽南，说与朋友听，大家相当诧异，还有点不屑，认为这也太俗气了。

福州婚宴上的这种习俗，始于何时，无从考证。感觉是，过去人们普遍比较贫穷，一年到头能吃上一两回酒席，是一种奢侈。宴席上，虽然可以大快朵颐，但想想家中粗茶淡饭的老小，便有些舍不得下筷。于是，便形成一种默契，将汤汤水水以外可以省下的，带回家去。想来，这也是一种无奈。

福州有的婚宴“压桌菜”竟是百元大钞。

日子好过了，但作为一种风俗，也还是要分的，只是不再分鱼分肉，而是分钱了。我见识过福州婚宴上分钱的过程。宴毕，端上来一盘红包，人手一份。我拿过十元的，也拿过五十元的。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一时说不上来。只是到了后来，这种风俗，开始变味，我便有些不屑了。

福州的一位同学对我说，那时，福州婚宴，几乎都发钱，有的地方不是五十元、一百元，而是一千元、两千元。土豪家发的红包多少，就不是常人想象得到的。

对于福州（据说不止福州）婚宴发钱风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源于寿宴；二、源于葬礼。

寿宴上，做寿的长者给晚辈发红包，以示关爱，增添喜庆氛围，无可厚非。葬礼发红包，我也亲历过，但有个“门槛”，即老人寿终正寝，称之为“喜丧”。与“喜”沾边，发发红包，去去晦气，也无可厚非。

后来，婚礼上也盛行发红包，风气就变了。有些人家没钱，借了钱给孩子办婚礼，为了面子还得发红包，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过，我要为福州早期的婚宴习俗说几句公道话。据一则古代官员出席御宴的“野史”记载，古代的官员，无不视赴御宴为荣，何况有时还可以悄悄带回一些馔品，让家人品尝。到了唐代，“窃取”御宴美食，竟成一种风气。皇上也乐得做个人情，不仅下了可以“怀归余食”的御旨，还备了两份食物，让他们带回家孝敬父母。明代陆深的《金台纪闻》述及此事时就写道：“廷宴余物怀归，起于唐宣宗时，宴百官罢，拜舞遗上下果物。怪问，咸曰：‘归献父母及遗小儿。’上敕太官：今后大宴，文武官结食两份与父母，所食余皆听以帕子怀归。今此制尚存，然有以怀归不尽而获罪者。”

瞧瞧，唐宣宗都动了情，下了“怀归令”，让御宴上没吃完的东西，臣子可以大大方方带回去。按陆深的说法，如不这样做，还要治你一个罪名。

据说，有时怀归的不仅有食物，还有当时使用的餐具。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谈到明朝的情形时说：“朝廷每赐臣下筵宴，其器皿各领回珍贮之，以为传家祭器。”

想来，古时候，官员御宴，吃不了也得“兜着走”，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对福州婚宴旧时吃不了“兜着走”的风俗说三道四了，更没必要为今天宴席上“吃不了兜着走”而尴尬。只是，不要变了味就好。

福州某地的一场古装汉式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