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出秀才”与科举盛况

刘海峰

在中国科举史上，福建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明清时期按乡试录取举人定额，确定大省、中省、小省，福建属于全国四个大省之一。福建在明代以后之所以会被定为科举大省，是与宋代福建科举盛况相关的。

《宋史·地理志》在记述全国各路地理情况之后，还对各路地理特征、物产及民风等作一总结性的概括。在概括福建路的地理特点时，末尾特别指出福建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在罗列了当时全国的工艺及农、林、牧、渔著名产品之后，将“福建出秀才”的社会现象也列为天下第一。确实，宋代福建科第特别兴盛，不仅成为教育方面的盛事，而且成为当时整个福建社会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一、宋代福建进士人数全国第一

关于宋代福建及第登科人数，各种史书中留下不少数字记载。据陈寿祺《福建通志》卷147至150《选举·宋科目》所录，宋代福建各类科目，包括进士正奏名、特奏名、词学兼茂等制科、博学宏词科、舍选、上舍释褐、八行举、童子科、明经、医学、宗子正奏、宗子取应、恩赐、武举等共有近1万人。如果只统计进士人数，按王应山《闽大记》所载，北宋建隆二年（961）至宣和六年（1124）共165年，福建进士及第者有2501人；南宋建炎二年（1128）至淳祐元年（1241）共114年，福建有进士3485人。两宋近300年间，福建进士及第者共有5986人，这还不包括淳祐二年（1242）以后38年间11科中所取的进士。但即使是按《闽大记》所录的5986人计算，宋代福建所中进士数已是唐代进士57人的105倍。

就以具体的州县来看，向来为福建首善之区的福州，进士及第人数也最多。据南宋梁克家于淳熙九年（1182）修成的《三山志》卷26《人物类·科名》序所言，福州自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淳熙八年（1181）202年期间，以科目登进者有1339人。这也不包括淳熙九年（1182）以后各榜进士数。

美国学者John W. Chaffee（中文名贾志扬）1985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详细统计了地方志所载宋代全国各地进士数，北宋共有进士9630名，南宋进士18694名，未能判明年代的进士609名，合计28933名。其中福建共有进士7144名，排名全国第一。其他进士人数较多的各路为：两浙东路4858人，江南西路3861人，两浙西路3646人，江南东路2645人，成都府路2012人，其余各路皆在1700人以下。[1]比较而言，地方志所载宋代福建进士数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地。虽然其中可能有少数附会的进士，但该统计数字还是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宋代福建进士数在全国是位居前列的。作者在该书附录中对以各省地方志记载来统计宋代进士地理分布的可信度有一详细的分析说明。当然，由于宋代登科录绝大多数已佚，许多进士已无法考证出其姓名和籍贯，各地方志所载进士也只是宋代总进士人数39472名[2]的73%左右，不过现今也只能通过地方志所载为主来统计分析宋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情况。

福建在宋代科举中首屈一指的史实是可信的。近年来，有学者根据龚延明、祖慧所著《宋代登科总录》14册进士资料为基础进行进士时空分布统计。《宋代登科总录》辑录了4万余人进士，在这些进士中，有籍贯可考并可用于时空分布研究的有38936 人，其中福建路11272人，也是位居全国第一。按进士与户数比的密度为0．00279，进士与土地比的密度为0．02751，也都是全国最高[3]。

许多史书都记述了当时福建应举及第人数众多的情况。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陈必复为林尚仁《端隐吟稿》所作序中指出：福建举子“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之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人物之盛，必称七闽”。唐代以前福建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宋代一跃成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人文荟萃、科名鼎盛的奥区，实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宋代福建状元鼎盛联翩

不仅进士及第人数众多，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者众多也是宋代福建科举的一个特点。宋代科举一般分成三级考试，即州郡解试、礼部省试、殿廷殿试，殿试发榜分为五甲，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要通过层层考试，在全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考生中独占鳌头殊为不易。据明代朱希召编《宋历科状元录》所载，宋代共举过118次进士科考试，共产生118位状元，其中有5人籍贯不明。有籍贯记载的113位状元中，福建籍状元共有20位，如表1所示。

表1  宋代福建状元表

《宋历科状元录》明刊本有些脱误，或将状元籍贯记载得较为笼统。如徐铎以前5名状元都写成“福建邵武人”或“福建闽人”“福建浦城人”等而未标明具体州军；萧国梁、黄定、黄朴3人只注明其为福州人而无具体县份；又将莆田、兴化籍状元都从属于福州。上表所列参考《三山志》和《福建通志》将其一一改正。

从上表可见，宋代福建举子高中状元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尤其是福州和兴化军产生较多状元。据陈寿祺《福建通志》卷149《选举·宋科目》载，乾道五年（1169），状元郑侨为永福人，因其所居地处龟岭，与兴化县交界，幼年时便在兴化陈俊乡学馆中受教，因此以兴化籍登第，不过郑侨实际上是永福人。永福县瑞云峰有古谶云：“天宝石移，瑞云来期，龙爪花红，状元西东。”据说乾道年间（1165—1173），永福天宝瑞云寺后，崖石横山而行，啮地成溪，既而此石松上复生龙爪花。而乾道二年榜永福人萧国梁大魁天下，接着连续二榜皆由永福人夺得状元。萧国梁居处永福县冲峰，郑侨居龟岭，黄定居龙屿。当时诗云：“冲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山川壮矣哉，相去其间只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一县举子联魁三榜，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海内所罕俪也”。[4]其他如绍兴八年（1138）状元黄公度不仅是状元，而且还是该榜省试的省元。

上表所列状元中，不少人在及第入仕后在文学政事等方面作出相当成就，并担任重要职务。如梁克家大拜宰相，任参知政事，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并编纂了著名的地方志淳熙《三山志》；许将、陈诚之、郑侨、邹应龙、曾从龙、郑自成、陈文龙等人官至副宰相，参与执掌朝政；徐奭则是宋代全国所有状元中唯一被封侯的状元；徐铎、黄裳则任至尚书。

正如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9《高科得人》中所说：“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由于状元是经过激烈的考试竞争后脱颖而出者，一般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能力，因此在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时，往往能够有所成就。

三、“龙门一半在闽川”

福建在宋代出了如此多的进士和状元是有其深厚的人文基础的。在民间重学风气浓厚，州县学普遍设立、书院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应举求试者也不断增加，州军贡院也随之扩大。《三山志》卷7《公廨·试院》说：

长乐大府，祥禧以来，文物岁盛。自景祐建学，大比例为集试所，生员逡巡，邸寓于外，先圣释奠，亦移他所。元祐五年，柯龙图述所以居之。会朝廷下学及孔子庙不得试进士之制，五月，乃择州治之东南公廨及隙地，广二百三十尺有奇，而深倍之，乃增筑厥址，崇其旧三尺，穹堂廷庑，中辟旷除，后敞公堂，缭以重室，以为考校之舍。外门之内，监门、巡铺、弥封、誉录之所皆具。旬五十而成，凡为屋百有二十区，是时举士才三千，我冠鹄袖，雍容而入。

北宋中期以前，各地州军解试一般是利用州学或其他官廨，取具临时。福州于元祐五年（1090）设置专门的试院，在全国地方贡院中是最早设立的之一。试院建成初期，每科入试举子只有3000名左右，场地宽敞，举子可以从容不迫地入试。然而福州试院初建时没有为日后大量增加的考生预留空间，当举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贡院也像以前的临时考场一样，颇感窄迫。绍兴九年（1139），福州已成为“儒学最盛之地，三岁应诏，盖八千余人，而以春秋求补入学者几半”[5]。考生人数增加已形成一股强大的趋势和压力，福州原有试院远远无法容纳，以至于“侧扇争门，坐不容膝”。绍兴十七年（1147），只得借漕司行台公廨，安排一些举子考试，然而还是感到狭隘。

乾道元年（1165），福州投考者空前增加。对此，参政王之望有戒谕文说：“福唐今年秋赋，投家状于有司者，几一万七千人。乡举之众，天下莫比，亦闽中昔日之所未有也，可谓盛矣。前榜自大魁以下，联甲科者五人，与胪唱者六十七人，国家于此邦人士，诚无负矣。本州仰体朝廷之意，以宾兴为重事，开斥贡院，编排坐次，增添内外执事等人，种种如法，州郡于此邦举子，亦不苟矣。”[6]这次扩建试院，增加房屋127楹，比原有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为此，王之望劝诫诸举子入试时勿争先恐后，扰乱次序。

然而，福州各县参加解试的举子继续膨胀，到淳熙元年（1174），竟高达2万人。于是只得再借知录、司法等4个部门的官厅作为考场，而且将誉录人手增至300名。[7]一州举子高达2万人，这在宋代确实是“天下莫比”的，也是现有资料所载最高之数。《宋会要辑稿·选举》22之6载，淳熙十三年（1186），据福建路转运副使赵彦操奏称，“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按日本京都栗棘庵收藏之南宋《舆地图》所载《诸路州府解额表》统计，当时福州解额是100人，则当时福州取解比例高达150人取1名的程度。在如此激烈的考试竞争中成为优胜者，一旦参加省试，其及第的可能性当然要比取解较容易的州军的举子要大。

不仅福州举子人数增长迅速，宋代特别是南宋福建其他地区考生增加得也很快。按《宋会要辑稿·选举》22之6所载，淳熙十三年（1186），建宁府举子不下万余人，而当时建宁府解额是83人，其取解比例也高达133人取1人。朱熹曾对学生说：“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有四五千人，今多一倍。”应该是指建宁府的举子增加之情况。他甚至说一些州府“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8]考试竞争达到了残酷的程度。

为了容纳不断增加的举子，使科举考试能够庄重地进行，福建各州府在南宋纷纷修改和扩充贡院。除前述福州试院外，建宁府贡院也于绍兴年间（1131—1162）建成。其他各州军贡院建成后则再也不需临时借用佛寺或学校作为试场了。泉州于“乾道以前，试士于泮宫”，后于乾道五年（1169）建立了贡院，后来还得到三次扩建。[9]漳州贡院也建于乾道年间（1165—1173），后来漳州乡居学者陈淳，还曾写信给知州说：“若夫贡院，奉天子明诏宾兴之地，在此邦关系为尤急，尤不可不择形胜之最者处之”，他建议另觅适当地点，“为后进日增之计，创新贡院”。[10]

兴化军以往“间三岁诏下，试于郡庠，已而褊隘，则移于部使者行部之舍，历数举，试员益众，则又移于南山之广化寺”。后兴建贡院，因为工程浩大，需费颇多，拖延历岁，又“择浮屠氏之才者分掌其役”，交由僧人主持建筑，才于淳熙二年（1175）建成贡院。[11]汀州解试原先也是“试于开元寺，人士浸盛，踞踏靡容”，后于绍熙二年（1191），“郡守赵公充夫卜创于兴贤门内”，宝祐年间（1253—1258），汀州贡院还得到重修。[12]贡院在福建各州军城市中普遍建立而且长期存在，为福建科举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考试场所，也说明南宋福建科举文化的繁荣。[13]

正是由于有丰厚的文化教育积累、基层有为数众多的考生，福建举子在全国科举中才会争擅胜场，福建在宋代进士及第人数才会首屈一指，《宋史》也才会将“登科第者尤多”列为福建的重要特点。《八闽通志》卷45《学校·兴化府》在莆田县林蕴书室下，注引《北梦琐言》说：“唐求言成都距长安三千里，而每岁随计者少。建州之贡，无岁无之，故曰：‘龙门一半在闽川’，信然。”所谓“龙门”，意指及第登科如鲤鱼跃龙门，身价百倍。“龙门一半在闽川”是有点夸张的说法，但与“福建出秀才”的说法互相印证，的确反映出宋代福建的科举盛况。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4期；作者为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参考文献：

[1]John W.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t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96-202.

[2]朝鲜古籍《文献撮录》卷3《历代登科记总目》。

[3]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4]周亮工：《闽小记》卷3《七年三状元》。

[5]《三山志》卷12《版籍类·赡学田》。

[6]王之望：《汉滨集》卷16《福唐解试告谕举子文》。

[7]《三山志》卷7《公廨·试院》。

[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9《论取士》。

[9]阳思谦：《万历泉州府志》卷24《杂志·古迹类》贡院条。

[10]《北溪大全集》卷43《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

[11]陈效：《弘治兴化府志》卷27《礼纪·艺文志》载陈俊卿《宋兴化军贡院记》。

[12]《永乐大典》卷7892《汀州府条》引《临汀志》。

[13]梁庚尧：《南宋的贡院》，载日本中国史学会：《中国史学》第1卷，199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