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长乐琴江满族村之历史文化价值

薛    菁

琴江满族村位于福建省东部长乐区航城镇、闽江南岸三江（乌龙江、马江、白龙江）汇合处的洋屿，距长乐市区4公里、闽江口15公里，与福州马尾开发区隔江相望。因流经这一段的闽江段宛如一把古琴，故名琴江。

昔日琴江是控马江、卫省城的重要港口，是清代全国四大水师旗营之一——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的驻地所在，是近代东南沿海海战的主要阵地，其中最著名者有1884年马江海战。今日琴江不仅是我省唯一的满族村，也是目前我国江南数省最集中的旗人聚居地，其以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众多的古迹、绮丽的风光成为满族文化的“活化石”，满族文化在这里沿袭，传承至今。2010年琴江村荣获“全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因此，进一步挖掘与梳理琴江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保护传统村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中国清代水师旗营的样本”

琴江村是一座完全按照军事需要建设的村落，也是目前我国东南沿海仅存的较完整的清代水师军事城堡，堪称“江南满族水师第一村”。马江海战后，琴江水师名存实亡，旗营逐渐世俗化为传统村落。历史上，琴江村的营造和发展皆因军事防御的需要而衍生。

顺治元年（1644），清统治者入关后即面临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局面。为稳固统治秩序和防范异族特别是汉人的反抗，清朝统治者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驻防八旗军。顺治十三年（1656）始设福州驻防，后以耿藩入闽，撤驻防兵。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十九年复设将军、副都统，辖汉军四旗镇守之”，标志着福州驻防八旗正式成立。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海防十分重要。尽管清初福建沿海即设有31个绿营水师，但绿营水师为汉人水兵。从顺治到康熙八十余年间东南沿海大小战祸不断：顺治十三年（1656）,倭寇匪船直捣福建长乐洋屿村焚烧劫掠,十室九空；洋屿亩忠郑氏宗祠前后三座被烧光，云门寺也化为灰烬；台湾孤悬海外,“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这些频仍的战祸使对航海、海战乏术无能的八旗兵陷入窘境。为加强东南沿海防务，筹建水师旗营成为形势所迫、势在必行的一件大事。

雍正六年（1728），镇闽将军阿尔赛在奏请《设立水师旗营疏》有云：“福建离海甚近，驻防（八旗）兵丁若不谙水务，乃缺欠之处，倘遇用船行走之时，风浪之中头晕畏怯，如何行得？”翌年，三江口水师旗营正式创建，三江者，闽江、琴江、乌龙江也。除100名教习官兵仿天津水师之制由绿营水师调拨外，其主体全部由福州旗营挑补。“内将四旗壮丁原食将军、总督、巡抚三标兵拨归三百名。”“其余二百名，以省城驻防另户闲散壮丁顶补。此六百名内，补放领催三十名”。添设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共11员管理水师，由福州将军、副都统管辖。其绿营教习官兵后亦陆续由旗内教练熟悉之官兵陆续顶补。

择址琴江洋屿创建水师,对闽江海防整体军事意义的考量无疑是首要前提。

洋屿地处三江之咽喉,“离省（福州）水程七十里”，其下游是出海口，上游顺着闽江直上，可以直接到达福州及闽江上游一带，其正对面是闽安绿营水师所在地，因此它“既可扼守三江，又可与闽安成掎角之势”，对于拱卫省城，特别是与福州驻防八旗的协防有着重要的作用。另者，水师营三面环山，一面靠海，是易守难攻的海防要地。一旦发生战争，它既可以“应援于内”，又可以“树威绝岛，柔远重洋，将见全闽亿万群黎并登衽席之安，而海疆永庆沧桑之固矣”。此外，清代福建海外贸易发达，走私猖獗，海盗活跃，如“洋屿上下一带小港湾汊甚多，盗艇私盐船只出入行走”，三江口水师营的设立对于查拿盗艇私盐船只，肃清海外走私有着重要的意义。

旗营的建筑分布亦具典型的军事特征。

旗营圈地近5000平方米,以一座炮山高地为中心组成“回”字形的兵营，建有5米高的城墙,设城门4座，分左、右两翼建12条街，500套兵丁住房（共1321间）。整个旗营看上去与太极八卦相似，故又被称为“旗人八卦城”。因军事所需,旗营内里只有四个城门对外通行,分为东西南北门。东门外住着洋屿本地人；南门有通长乐县城小径；西门外是鲤鱼山，也叫西门山；北门临江，是水师昔日水上操练的地方。

旗营内的建筑主要有将军行辕、水师营房、协领衙门、火药库、班房、炮台和妈祖庙、毓麟宫一类祭祀性建筑。旗营东部则又以将军行辕及其北面的大街为中轴线对称分布营房，其最南端是将军行辕，左右两边是左翼协领和右翼协领及兵房，再沿着轴线往北左右两侧是兵房对称布局，然后再北就是骁骑校和左右翼防御的对称排布。

旗营里的街道时而相通，时而相闭，街道尽头看似死胡同，但尽头两边同时可以有小街横过。这种形式的街巷重复相似，使陌生人走进如坠迷魂阵；在街道交叉处总有一座庙堂出现，如“三官堂”“玄坛庙”，也有“大士殿”“毓麟宫”“泗洲佛”“炮神庙”等。在庙堂的前边留些小空地，以利巷战，形成能攻能守的军事城堡布局。

旗营的水师营房兼具军事与生活的双重作用。八旗水师家属是随军的，为了适应家庭结构，水师营房保持了每户独门独院的单元。同时又要适应军事组织纪律，单元间的组合采用了整齐划一的“一”字形，且仅有东西和南北向两种排列：旗营东侧的将军行辕及旁边的兵房呈东西横向一字排开，再有自将军行辕往北左右两侧的兵房，则呈南北纵向一字排开，而营盘最北端的大量兵房则又是呈东西横向一字排列。由于水师营房数量大，这样的一横一纵，构成了旗营建筑组群排布纵横交错的基本特征。

两边兵房对峙形成街道，街道两旁的兵房为单层木结构，既是营房又兼民宅。这些营房与东南民居明显不同的就是它的门头房。临街门头房分为四扇门、六扇门两种规格，四扇门为普通人家，六扇门为官宦之家。正中的门上还统一套一扇上端小窗镂空的矮木门，这种门叫作“定心门”“第喜门”，也称作“六离门”，呈四方形,有“以孝作忠”,誓死不投降,祖祖辈辈永戍海疆之意。“定心门”只有婚丧时才打开，平常都是大门紧闭。若将房子卖予别人,则要将其拆下带走,谓之“卖房子不卖脸面”。

尤值一提的是，位于闽江之中的圆山水寨,也归由三江口水师旗营管辖。水寨南面隔江是驻扎洋屿的旗营,东北隔江是闽安镇的崇新城,这样在闽江上就形成三江口水师旗营、圆山水寨、闽安镇三者合一的一条不可逾越的江防锁链。据考证,圆山水寨的城垣盘山而上,山顶架有大炮,炮口固定朝向闽江口,不能旋转。自雍正六年（1728）之后,清廷常年在此设兵,供给由洋屿岸上提供,由千总或把总驻守。

三江口水师旗营设将军行辕,是福州将军在洋屿营盘里的办公场所。水师旗营担负各项职能,除在三江口、闽江口军演和缉私、捕盗外,与闽安绿营声气相通,对列入版图的东岸列岛协同管护,“万人更番,三年毕戍”。当年水师旗营在台湾海峡巡洋路线是从闽江口至浙江定海,巡防台湾路线是：高雄—花莲港—钓鱼岛—基隆—淡水—台中—高雄,必要时也赴台参战。由于水师旗营建立后常年军演巡洋,一度猖獗的海盗自此销迹。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中,水师旗营严守闽江口,使英军不敢入侵,遂有“海疆长城”之美誉。至今琴江村的营门照壁上还遗留着林则徐题写的“海国屏藩”石刻。

由于历史原因，清朝设立的四个水师旗营仅福州琴江三江口水师旗营完整保存至今。除炮台、水陆练兵场、瞭望台及部分兵街、兵房被毁外，基本保存了原来的“八卦阵”格局，堪比故宫戏台的琴江古戏台及各种庙庵保存完好，琴江走出的文武高官故居、将军衙门以及数条兵街依旧如故。琴江村因此成为中国清朝水师旗营的“孤品”，被史学界公认为“研究中国清代水师旗营样本”。

二、满族文化的“活化石”

如今的琴江人一般精通三种语言：旗下话、普通话和福州方言。村民之间交流使用旗下话,与本地人（指城外汉人）使用福州话,其他场合使用普通话。

18世纪中叶，清廷推广“国语旗射”,给水师旗营的汉军旗人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从水师旗营初建时起,清廷就派员外郎到此地,专门教授满文满语。如果在福州将军面前不能用满语介绍自己,就会被免去职务,满语说得好的则有可能晋升为官。据定宜庄考察,直到道光朝（1821—1850）福州将军至此地阅操时,该水师中还有能用满语与将军对答的佐领。但是,这种学满语、说满语的风气并没有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除了在亲属称谓上有的家族还保留着满语,比如贾姓和张姓均把父亲叫成“阿妈”，一般的旗人主要操一种与当地福州方言不同的北方方言,琴江人称之为“旗下话”，这是琴江人区别“我们（城里）”和“他们（城外）”的重要依据。尽管这种话并不是满语,但还是有人称其为“满族话”，琴江村因之被视作福建唯一的“北方语言孤岛”。

除语言之外，琴江村至今仍保留着一种叫“抬（台）阁”的北方传统民间文艺，历史悠久。根据文献记载,明代福州,每逢迎春日必演戏酬神,并选出若干名男女儿童装扮成历史人物,坐于木架之上,抬之游行,俗称“抬阁”或“台阁”。据说,台阁是由旗人祖先从东北带来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在琴江已经流传了200多年。传统的台阁剧目有《许仙借伞》《哪吒闹海》《水漫金山》《黛玉葬花》《玉杯缘》等,抗日战争前仍有台阁表演,后即中断。2001年,在福州市于山举办的文化庙会上,台阁作为琴江满族村的节目参加表演,并获得了福州市第九届文艺百花奖民间文艺大赛金奖。事实上，有学者考证，福建上杭等地也有类似的习俗。据此可见,台阁并非琴江满族所独有,而是福建地区分布较广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琴江人给予台阁的一种政治意涵。对琴江人来说,台阁是先祖从东北老家带过来的“满族传统”。

饮食上，琴江人喜爱面食，有独特的“匝嘴”“饽饽”“炉烤烧饼”等传统小吃。不过，旗人习俗亦深受当地居民影响，是旗民关系融合的一种表现。如城内饮食中，北方饮食“疙瘩汤”就与当地的“锅边糊”融为一体： “据传东北居家，常吃面疙瘩（面粉制的），而南方喜欢用大米制成锅边糊。它们的制作方法很相似，故旗人就把锅边糊叫作疙瘩汤。但琴江居家的疙瘩汤，汤料是很考究的，所以吃起来不比地道的南方锅边糊差，另有一番风味”。福州驻防旗人后裔也将当地的锅边糊（也称“鼎边糊”）称为疙瘩汤，与琴江相同，将典型的北方习俗掺入南方风俗中。其他如南瓜饽饽之类，大多如是。而两地旗人保持的饺子、烧饼、旱面饺（如匝嘴）等，则仍保持北方特色。

旗营里保存的大量祭祀性建筑折射了旗营精神生活的特色。这些祭祀建筑主要有妈祖庙、毓麟宫、武圣庙、傩庙、佛寺、三官堂、玄天上帝庙、五显庙等,每一户都在第一进上方设有神龛,有着完整的民间信仰神社系统。其中妈祖和临水夫人信仰在旗营影响甚广。常言道：“莆田有妈祖，古田有靖姑。”妈祖（林默娘）和陈靖姑都是令人敬仰的奇女子，汉族民间传说中的巾帼英雄。她们生前做过许多济世救人的善事，逝后，一个成了海上保护神，一个成了妇幼保护神。妈祖和临水夫人称得上是福州地区影响最大的二位神祗，当然波及旗营。《琴江志》中,有一段易行台庙为天后宫的记述说明了这种影响：“又北门外左旁，亦有天后宫，原系奉协领彝公灵阿长生禄位，初名行台庙。道光间，上游水患，漂来天后神像，乡人遂供像于行台前殿，将彝公移供天后座后。座后之上有楼，供奉文昌朱文公奎星。因更行台之名，亦称天后宫。”妈祖为传说中能拯救舟楫的海神，临水夫人也能呼风唤雨，因而成为旗营的最重要的神祇，与祭祖同等：“北门外右旁道头，有天后庙，坐东南向西北，每将军莅营，首先诣庙行香。然后人行台，行台现改为学校也。鲤冈之麓，向北有观音殿。由殿后登山，有五圣庙，庙亦向北及围墙内之魁安境、安庆境两毓麟宫。魁安在承惠街，坐西向东，安庆在南门边，坐南向北。魁安系左翼子孙庙，安庆系右翼子孙庙。以上五庙，均于立营之始便已落成，所谓祖庙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琴江村的整体布局看，这些祭祀性的建筑多位于道路的交叉口、转折角，既符合风水学上的“挡煞”的理念，又起到了精神防御的作用。

三、旗民关系融洽的典范

三江口水师旗营自雍正七年（1729）正式成立，并于当年及乾隆初年分期建成水师旗营驻地城墙，形成与各地驻防八旗大体相同“旗城”格局。驻防其间的旗营在200 年的驻防与生活中，深深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成为当地世居的土著居民。他们与当地居民的关系颇为融洽而成为清朝所有旗营的典范。所谓“关起城门是一家”是为明证。

琴江的旗民关系融洽之首要原因是经济上的原因。在清代,旗人只能当兵打仗,不允许耕种土地,也不允许经商或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因此,他们在生活上除了靠朝廷的粮饷以外,还要靠与城外本地人之间的交换来补充。对于城外的人来说,水师旗营是本地农产品和商品最大的消费市场。这种经济上的互惠关系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城内外在文化、社会方面的紧张关系,起到了某种润滑剂的作用。

另一方面，驻防旗人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在很多时候，他们以军事集团或旗营家属的族群身份，强势介入当地社会，与当地社会互动，交互影响。旗营作为外来的驻军及家属，是旗人，地位高人一等，武力也强，但他们也急需得到地方民众的认可。旗营往往通过给当地居民各种援助（如抗风抢险、调解械斗、捍卫利益、保护安全等）深深地介入了当地社会生活。

此外，旗民关系的融洽还集中表现在当地的迎神祭祀活动中。譬如：旗营每逢正月要祭祀华山大帝。由于旗营官兵常年在水上训练和巡逻，琴江外面暗礁很多，水师大船靠岸时舵手须对准华山大帝庙才能顺利靠港，年深日久，这成为旗营信仰之一。

水师旗营虽有城墙与城外汉民隔离开来，辛亥革命前，平时城外汉族居民很难进入，但在祭祀活动中，城墙似乎并未起到阻断作用（琴江旗营城墙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陆续拆毁）。城墙以内，12条街道形成八卦阵形，外人进入很容易迷失方向，难以走出。而街头巷尾，多有各种大小庙宇建筑。直到民国时期，仍然香火鼎盛，“每逢迎神庙会之期，连演几天福州班大戏，远近村民皆参与其会，顶礼信徒众多”，此类祭祀活动，也多与当地洋屿村等村民共同举行，接纳当地汉族村民参与。

这种共同祭祀活动表现出琴江旗人与当地汉族民众信仰与共，交流频繁，感情融通。

在此模式中，旗人习俗深受当地居民影响，如前述旗人饮食的变化或与当地居民习俗的相互影响。一方面，受到当地影响是长期驻防及土著化的必然结果，其中隐隐显现的是，旗人对当地文化习俗是有选择地学习，并试图在传承中保持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影响也是互相的。在驻防旗人后裔的记忆中，他们与当地村民的关系是这样的：“旗人与周边民族关系可以。我们要向当地买菜、买东西，我们的粪便要卖给他们做肥料。除了大米，什么都得买。二两银养一大家，没储蓄。与周边关系还好，不是那么密切，也没大矛盾。旗人风俗受到当地影响，这个会有的吧。祖玛庙，汉人的，后来旗人弄成自己的，破烂了，旗人出钱，认为是旗人的庙，原来是汉族的神。本地汉人受到旗人影响，我们萨满教，旗人十二月二十七不宰鸡，鸡的生日，本地人也学着不杀鸡，互相影响。”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旗与民、军与民、村与村的友好交流情况。

琴江作为福建省唯一的满族人聚居村落，至今仍保留自己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是众多传统村落中独具特色的一朵奇葩，其魅力在于它独特的文化渊源和内涵以及别具一格的传统建筑特色。研究和挖掘琴江满族村的人文内涵，保护它的传统村落空间和建筑，对于我国传统聚居文化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琴江村以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为发展契机，大力开发旅游事业，带动了村落内的经济发展。但在此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亦是显而易见的，如：开发层次低影响古村落的价值特色，加之无序开发，忽略了村落的整体风貌的营造。众所周知，琴江村的开发应该以村落的历史文化、人文特色为依托背景，以展示村落历史、人文特色、名人故事等为主线。而今，许多传统民居因年久失修，无人居住而废弃；在已有的开发中，只是零星修复了一部分纪念性和展示建筑，对于需要进行修复、整修或重建建筑的风貌缺少专业性的控制规范。

有鉴于此，鄙以为：首先，应很好的发掘梳理琴江村的历史人文内涵，准确定位其特色价值，避免琴江村在开发过程中的同质化现象；其次，梳理村落空间脉络，确定村落空间发展的整体方向，整治村落的整体环境和风貌，重塑街巷空间和重要节点空间，提升村落的整体价值；第三，着力保护好传统建筑，通过保护、修缮、改善、整修、改造、拆除等具有针对性的方法对琴江村的建筑进行深入全面整治，确保作为村落文化重要物质载体的传统建筑之风貌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再现历史，延续文化脉络。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4期；作者为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