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福州仓山近代外国建筑保护

林金水

福州仓山因其近代外国建筑风格多样，既有仿哥特式的、罗马式的风格，也有中西合璧的风格，故享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

仓山旧多梅树，梅花坞是南台八景之一。“烟台山之西曰梅坞，曰大帽山（俗呼麦园顶）、曰天宁山（一名天禅山）、曰黄柏岭，统名曰仓前山。”^[1]梅坞南连湖山，十里皆梅，花盛开时，一望如琼瑶世界，故时人称“不识山中路，逢人即问梅”。曹学佺《藤山看梅》云：“春日游灵谷，冬来卧故园。一年能再赏，此度更销魂。香密难分寺，林回屡换村。野禽窥乍散，犹自露苔痕。”仓山在明代已对外开放，“许与番人开凿新港，以便番船来往，寄碇停泊，谓之番船浦”^[2]。近代“五口通商”福州辟为商埠，仓山又成了福州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番船浦开为通商口岸，商贾糜集，成为繁盛之区”^[3]。明时乡人写有碑文“走马山前看走马，番船浦内泊番船”，“光绪初元，洋人租田三百余亩，筑为跑马场，因改名走马山，而碑文成谶语矣”^[4]。随着各国商人、外交人员、传教士、金融人员等纷至沓来，仓前山成了万国侨民的居留地，仓山故园昔日的宁静被打破。在繁杂的喧闹中，英国第一任派驻福州领事李太郭于1844年7月抵榕。至1911年，先后共有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美国、墨西哥、日本等16个国家在仓前山开设领事馆，计有211任的领事。1847年1月2日，美国第一个传教士杨顺抵福州，至1880年，共有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等96名传教士来榕。福州主要是因西方觊觎武夷茶叶而开埠的，外商更不用说，商行有30多家，还有美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商人中不乏传教士。此后，为适应侨民生活需求的外人寓所、商店、学校、医院、仓库、俱乐部、洋行等西式建筑相继出现，“领事馆在对湖、仓前山、乐群路一带，学校在麦园路、公园路、对湖路、下藤路一带，医院在上藤路、中藤路、对湖路一带，教堂则在上下渡、中下藤路、乐群路一带，洋行、商店、仓库主要在江南桥以东及观井、观海、上藤、麦园一带，西式民居多在麦园、公园、对湖、马厂、乐群、进步、爱国、岭后路一带”^[5]。可谓“但得看花地，何需问主人”。

西人乍到福州，开始是租用一般的民房。福州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木制结构，辅以板条和灰泥，屋顶覆盖瓦片。下层民众的住房以及商店、铺子等，白天直接开向街道，到晚上关闭起来。室内光线来自前后窗户，但更多时候这些窗户被窗板遮住，以阻挡风雨。这些建筑低矮、昏暗、闷热、肮脏，不利于健康。^[6]福州民居着实让他们深感不适，不少人疾病缠身，甚至病死。据统计，1850年美部会有15人，五年后仅剩5人。因此，对西人来说，“首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就是为他和他的家人寻觅一处安身所在”^[7]，需购地建房。但清政府未赋予他们在华购买或永租土地的权利，早期禁止他们在城内居住。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从一开始就力图往城里挤，他原先“被安置在城外（指仓山）一片泥地上用木杆架成的一个简陋房子里”。后来通过英国全权公使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交涉，“领事馆才在城里得到了一所高大而通气，宽畅而堂皇的房屋”^[8]。英国领事的这种做法，英行教会仿效之，在乌石山租赁道山观房屋，筑墙圈地盖洋房，遭士绅的强烈反对，爆发了近代史上轰动全国的“神光寺教案”和“乌石山教案”。城外仓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外人想在仓山中心区仓前山一带购地建房，遭到地方绅民的反对。第一批来榕的美部会传教士只能在中洲租房和建房，而中洲是要塞之地，“藤山山脉首注于中洲。洲为坚石所凝结，突兀水中如小阜然。由闽江东流直下，为榕垣南台岛之中枢”，“防守綦严，遂于对山设烟墩焉。烟台山为藤山最高处，因设烟墩而得名”^[9]。中洲反而成了传教士最早居留和活动之地，租赁的中洲当地民房是他们在福州的第一个寓所，“一层高，围以高墙，位于中洲。每年五六月间闽江涨水时，水会高出地面两英尺。作为外国人的住所，有必要再加一层。将楼上作为家人卧室，楼下作为储藏室、厨房和仆人的房间”^[10]。随后才建起带有游廊型的简易两层洋房作为寓所。早期这类房屋面积一般较小，建筑费用低，建材主要是木材和灰泥 ，未大量用砖或石材，建筑施工基本与福州本地民居相同。因此，不够坚固，不具耐久性，无法保存下来，但特点是注重采光、通风、卫生。

早期简易洋房

1855年，驻仓山“英国领事得到政府公文，许可外国人永久租借、保有不动产”^[11]。此后，外国领事馆、教会、洋行、团体，纷纷在仓山租、购地产，建起真正适合他们居住和使用的西式建筑，从中洲边沿地区向仓前山中心地区迁移。西式建筑规模从小到大，风格从一般到迥异，建材从木板到砖石。最早突显西式风格的建筑是1856年12月28日建成，至今依然保存完好的仿哥特式建筑——天安堂，“建筑整洁坚固，砖石结构，外墙由红砖砌成，饰以白线条。屋檐下绕建筑一周为漆成白色的精美木结构。整个建筑看起来令人愉悦”^[12]。天安堂于1897年扩建，占地面积达780平方米，1988年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被列为市级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其后是1861年建成的石厝教堂，是由花岗石砌成的仿哥特式建筑，占地面积小于天安堂，仅600平方米，但巍峨壮观，由蓝灰两色石块搭配砌成 ，上为木桁架屋顶，双层小青瓦通风屋面。教堂平面近似工字形，由教堂主厅、侧厅、门厅和圣坛等组成。主厅为长方形，双坡顶，东西两面为山墙，西山墙开三个哥特式尖券窗，山墙顶设有小型八角形钟塔，塔顶高耸，上有十字架。 东山墙外为突出半圆形圣坛。圣坛两侧为侧厅。门厅设在西南角侧厅位置，正门朝南，哥特式尖券门。当时所用花岗岩，“产于福州下游15英里的山里。质地优良、价格适中，运输也不是很费力气”。“石灰来源于贝壳，经过在窑里烧制，便成了很好的石灰，用于制作灰浆、水泥及粉刷涂料等”^[13]。至今，石厝教堂除十字架在“文革”期间被毁外，其余部分都得到很好保护，198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1月被列为省级第九批文物保护单位。现能完整看到的石厝教堂原貌，是1871年苏格兰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森拍下的石厝教堂照片，十分珍贵。

1871年石厝教堂（约翰汤姆森 拍摄）

1903年拍摄的石厝教堂（图源：布里斯托尔大学）

2012年修复完成的石厝教堂（池志海 拍摄）

仓山西式建筑中，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典范是1914年建成的中西合璧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现为福建师大教学科研楼。 这是一座“工”形楼，坐西朝东，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中楼彭氏办公楼（又称马莲彭楼），今称胜利楼，于1911年动工兴建，“彭氏楼由美国爱荷铪州的建筑师毕齐先生设计。他照搬自己在晨边学院卢思义楼的设计图纸，加上中国宫殿式的屋顶设计”^[14]。南楼谷莲宿舍楼，今称民主楼，1914年与彭氏楼同时建成投入使用。北楼程吕底亚楼为宿舍楼，今称和平楼，1925年建成。三幢建筑风格统一、和谐，采用中式歇山顶，饰有西式烟囱，四角起翘。屋顶突出部分用玻璃处理，便于采光、通风。砖石结构，墙身为红砖砌筑，以交错叠置的花岗岩代替以往的壁柱进行立面处理。彭氏楼二、三层的连拱高窗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两侧对称，各有两层的门廊，花岗岩结构，二层门廊前部饰以三根圆柱，以呼应彭氏楼的门廊立柱，并有西方风格的装饰效果。这一组红白相间的建筑群以及周围优美的环境，体现了作为培养知识女性的学院应具有的秀丽、典雅气质。

20世纪90年代末，福州筹建北接台江大庙路、东南接上山路至三叉街的三县洲大桥，经岭后路段设计拆除隶属福建师大的原华南女院北侧和平楼。福建师大政协委员小组（我也参与其中）闻悉后，在校统战部带领下，组织老中青专家、教授，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向有关单位就保护华南女院“工”形楼完整性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当时拆迁牵涉到岭后路两侧相对峙的和平楼和马高爱医院（时为福建师大教育系），其前身是中国第一所妇孺医院——岭后妇孺医院（1877），也是应加以保护的西式建筑。三县洲大桥原设计是从岭后直通三叉街，以保证交通的畅通和安全，如此岭后路两侧大楼都要拆。为保证国家建桥修路能顺利落实，师大政协委员顾大局，从保护不同级别的文物加以考虑，权衡拆迁这两座楼的得失与利弊，认为华南女院“工”形楼应该得到完整的保护，建议原直通路稍微弯曲，往北倾斜，拆马高爱医院。这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采纳。华南女院“工”形楼2007年被列为区级文保单位，2013年被列为省级第八批文保单位。今天这座中西合璧的大楼依然耸立在闽江南岸，成为市名胜古迹和影视拍摄的名片景点。这是师大政协委员履行职责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仓山外国建筑群以其活生生的物质实体和多种多样的建筑风格，体现了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这些建筑不仅真实地记录了福州城市面貌发展演变的轨迹，也反映出福州近代经济、文化、对外交往、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历史，往往还与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相关联。现得到仓山文物登记保护的法国驻福州领事高乐待（直译保罗·克洛岱尔）故居，从建筑风格看不过是一般的西式民居，但高乐待作为著名戏剧家、诗人、法兰西院士，于1899年至1905年担任法国驻福州领事期间，为沟通中国与法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2008年7月2 日，时因编纂国家新修《清史》“外国驻华使领表”，查找有关法国领事的档案资料，我和我的博士生黄伟教授一同造访巴黎克洛岱尔协会，对高乐待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高乐待作为领事，曾在中法战争后交涉过马尾造船厂重建的问题。作为文化人，他对福州“一见钟情”，把福州描绘成“这块如迦南般的美好的土地”，“只需看上一眼就爱上”。他曾三进三出福州，“回到了福州”，他总说“回到了自己的家”^[15]。其间，他考察福州及周边地区，观城内名胜古迹，圣庙、乌塔、白塔；元宵节看福州的花灯；春暖乘船到水口，沿古田闽江边桥廊踏青，闻柚子花香；盛夏上鼓山，在鼓岭别墅避暑；深秋在澡堂与福州普通百姓一起泡温泉；初冬在夕阳染红的群山中游览永泰方广寺，在这块“寺藏青嶂里，路绕白云边”的华严胜地，他像顽童一样骑上飞檐翘角，留下了到此一游的珍贵照片。

高乐待于永泰方广寺

而后他又顺着方广岩下观看“开山成宝地，瀑布挂珠宫”的悬汉岩瀑布。^[16]作为戏剧家，他还饶有兴趣在仓山的广东会馆观看闽剧。1905年他告别福州，随着马尾港轮船启迪的长鸣声，把心中似乎“为他而生”“如紫色天鹅绒般的云彩”的福州，带回了法国，而他拍摄的福州照片和写的十八首关于福州的散文诗则永远留在了福州。

高东待拍摄的福州照片

鉴于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文化名人的影响，2014年6月27日，法国政府授予他的女儿勒内·南泰·克洛岱尔女士“国家三等荣誉勋位”，为表彰她传承法兰西文化。几乎同时，仓山区政府将高乐待故居列入登记，这是对世界名人故居的保护，让高乐待走进福州人的视线。

作为福建省政协八届、九届委员和十届常委，2004年6月，我参加了政协文史委组织的“福州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与中心城市建设”专题调研，调研报告提出，要摆正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的关系，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工作应切实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建议。2009年，在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我提出了“关于抢救和保护仓山近现代建筑的建议”，建议政府对建筑分级别保护，对仓山近代外国建筑不能再任意拆除等。2010年1月，在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我代表民盟提出“关于加强保护和合理开发福州仓山近代建筑的建议”，提出仓山近代建筑是我国近代历史的见证，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物价值，保护仓山近代建筑可以提升城区文化品位，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可以为旅游经济服务，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委员们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建言献策，围绕着保护仓山近代建筑的重要意义和具体的对策、措施，作了考察调研，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省领导黄小晶的批示和福州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仓山区文物局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将仓山外国建筑保护与烟台山历史风貌区的开发和保护同步进行，落实有关建议。在仓山区现有425处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关于外国建筑和西式民居，省级的有泛船浦天主教堂、乐群楼、美国领事馆、俄国领事馆、汇丰银行福州分行、英华中学美志楼、英华中学小礼堂、私立协和大学、石厝教堂等，市级的有天安堂旧址，登记保护的还有闽海关税务司公馆旧址、美华书局旧址、卫理公会总部旧址、高乐待故居（保罗·克洛岱尔故居）、英国领事馆旧址、福建协和神学院遗址、闽海关宿舍、荷兰领事馆旧址、陶淑女校旧址、塔亭医院旧址、台湾银行等。对已毁的德国领事馆、日本领事馆、丹麦领事馆、挪威及瑞典领事馆、比利时领事馆，均考察出其原所在地址。另有中西结合的民居建筑群落，省级保护的有林森公馆，登记保护的有佛寺巷西洋建筑、可园、以园、梦园、锵庐、筠圃、修庐、竹园、颖庐、爱庐、拓庐、忠庐、硕庐、福庐、华庐、无逸山庄，等等。还有其他如复园、德园、陶园、鼎庐、亦庐、东山别墅等。以往委员们担心的西式建筑遭拆除和损坏的局面并未出现，这些建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现列入西式建筑实际的保护名单数量也远超委员们提出的数量。

仓山作为福州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留下的属于人类文明的建筑遗产，以其独特的新时代面貌展现出来，是福州文化走向世界的最好证明。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1][3][4][9]蔡人寄：《藤山志》卷一“区域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第16页、第14页。

[2]蔡人寄：《藤山志》卷二“名胜古迹志”，第34页。

[5]戴显群：《仓山近代建筑今昔谈》，陈永正主编：《多学科视野中的闽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6][7][10][12][13]R. S. Maclay：Life among the Chinese：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1861，P158，P158，P169，P209，P160-P162。以下译文均转引自张金红：《福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福建师大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7-408页。

[11]朱峰：《在信仰与实践之间——福建基督教史钩沉》，第26页。

[14]朱锋：《基督教与近代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15]黄伟：《保尔·克洛岱尔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年版，第185、221页。

[16]民国《永春县志》卷三“名胜志”，永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标点本，1987年版，第113-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