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刻书中心向四堡转移的原因探析
吴伟珍
福建刻书历史悠久，是我国最早开始刻书的地区之一，早在五代十国就开始有了刻本问世。福建刻书宋元明清经久不衰，刻印书籍数量居全国之冠，刻书文化是福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久负盛名的建阳刻书，曾风靡全国数百年，迨至清初却戛然而止；而地处闽西偏僻山区的四堡，却在清初全国刻书业普遍萎缩之时异军突起，迅速崛起成为“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的刻书重地。福建刻书中心转移的原因备受世人的关注。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是最主要的生产模式，农业是最为传统的支柱产业。到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商品经济关系也日益渗透到农业经济当中。闽西的竹木业、造纸业、烤烟业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在福建已经形成了很多商帮，如福建海商、永定商帮、上杭商帮、建宁商帮、莆田商帮等。这些商人从事商品贸易，不断把本地出产的货物运销各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的扩大，贫富日益悬殊，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开始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经商致富，其社会地位举足轻重，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弃儒从商”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四堡书坊建筑：玉沙桥
从宋末至明中叶，四堡邹氏和马氏族人或耕或读，尚未涉及工商领域。[1]从嘉靖、万历年间的族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大致始于明朝中叶。如邹学圣之子邹震孟“少走东粤，长游武林，得陶朱扁舟之趣”；震孟之弟希孟创办书坊益智堂后“标名泮水，富甲城乡”；邹希孟幼子邹孟瑞在衙官屋创办了集编辑、印刷、销售为一体的崇圣堂书坊，族谱称“恢宏先绪，垂裕后人，致资巨万”，其兄孟启、其弟孟和也都在外省售书；邹孟瑞长子邹启观在苏浙一带售书，次子邹启壮“亦习贾业”。[2]邹氏家族以营商作为“世业”，经商成为了家族的传统。刻书业是高利润的行业，投资回报率很高，加上是属于官府鼓励扶持的行业，经常免税或只交很少的税，因此吸引很多商人投资刻书业。正如邹圣脉在《墨香书屋题跋》中所云：“数亩书田世守长，富储千卷号书仓。年年不用输王税，留作传家翰墨香。”[3]
大量四堡人出外售书，积累一定财富之后就回归故里，买田置宅，开设书坊，继续刻书、卖书。由于此路可通，吸引越来越多落第文人加入到刻书、贩书这个行列中来。虽说弃文从商纯属无奈，但也可发家致富，在他们的带动下，从事刻书、售书行业的人变得越来越多。落第文人纷纷弃儒从商，如邹洪春“少有汪汪气度，读书略观大意，不沾沾于摘句寻章，以为与其咿唔哗于灯窗，雕虫画虎，究竟儒术迁疏。孰若将古人载籍镌刻枣梨，伸之不胫而走四方，咸知圣贤翰墨之精神血脉，贯注流通，且可开财源以赡家口，而功名心遂淡”[4]。族谱中关于四堡人弃儒从贾的记载比比皆是，邹锦绪、邹端臣、邹丕彬等都是如此。他们投入到这一行业，不仅注入充裕的人力，更因受过教育，能更好地把握市场先机、重视产品质量，促进当地刻书业的发展。
二、文教事业的兴盛
自宋代以来，福建文风兴盛，素有“海滨邹鲁”之誉。清代，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财力提升，积极兴办教育，越来越多的百姓把子孙送进学堂。清代福建的官学、书院、社学和义学发展很快就是明证。由于人口的激增，“人地矛盾”突出，福建的缺粮问题十分严重，福建人纷纷走出闽地，向外寻求发展的机会。年轻学子投身科考，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用知识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科举的兴盛，为启蒙书籍和科举应试书籍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
四堡雕版刻书《康熙字典》
汀州的教育事业在进入明清以后也开始有很大的发展，据徐晓望统计：“清代前期年间考的进士，福州府388名，泉州府224名，漳州府114名，汀州府72名，兴化府61名，建宁府34名，邵武府25名，延平府24名，龙岩州与福宁府各13名，永春州10名”。[5]同期，汀州参加科举考试及第人数在全省所占的比例也有了大大增加，“中进士、举人、武进士、武举人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29%、7.67%、10.51%和11.26%”[6]。自唐代开元二十一年（733）设州以来，汀州一直为州、郡、路、府所在地，历代文人辈出，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著名画家上官周、华嵒，知名文人伊秉绶、童能灵、黎士弘、李世熊等人就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隋唐开设科举考试以后，四堡士子中“学而优则仕”者也不乏其人：如明代马训是正统十年（1445）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湖广巡抚；清代邹经，乾隆三十年（1765）武举人，曾任台湾水师提督；马履丰，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曾担任甘肃玉门县令、西固州同知；邹斌才，嘉庆六年（1801）武举人，曾任宣州知府……上述光宗耀祖的人物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激励更多的乡民想通过科举考试让子孙跳出农门。
除了上述官宦外，四堡当地文人辈出。如清初的邹圣脉，多次参加科举却没有获得功名，后潜心著述，著有《易经备旨》《春秋备旨》《礼记备旨》《书经备旨》《诗经备旨》《增补幼学琼林》《鉴史琼林》《增补琼林》等，其中《增补幼学琼林》是最有名的，发行量最大，曾长期盛行。马宽裕从小攻读举业，后弃儒从贾，在售书之余也撰写了《古文精言》《增补鉴略》《书经备旨辑要》等著作，在当地影响甚大。四堡乡人十分重视儒学文化传统，把“立学”作为宗族的规范载入族谱中，为刻书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书坊业主和书商，绝大多数人都有早年求学读书的经历。正由于他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因而可以很快熟悉书籍市场，找准市场定位，使得他们在从事刻书、贩书行业中获益良多。
清朝初年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严酷的文化钳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对于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镇压。康乾时期考据学派兴起，大批文人学者从经世转向避世，从事古籍的训诂、考订、点校、辑佚工作，整理、编纂了大批古籍，为众多四堡书坊提供了大量可供刊刻的底本。云游四海的四堡书商在售书途中，发现畅销的书籍就会购回翻刻，对四堡刻书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四堡地处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交界，四周皆为崇山峻岭，行政控制力较弱，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对于刻书业的发展亦为重要。
三、自然资源的丰富
发展雕版印刷产业，需具备三个最基本的材料：木板、墨和纸张。四堡地处山区，雕版印刷所需的版材、纸张、松烟墨等原料在当地都有产出，丰富的物产为刻书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雕刻书版常用的木材包括枣木、梓木、梨木、小叶樟等，在四堡周围的山林中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马尾松，是制作松烟墨取之不竭的原料。闽西种植山棕由来已久，在四堡的田间地头、池塘或河畔随处都有人们种植的棕树，棕丝是人们制作书刷的绝好材料。
纸张对于书坊的生产至关重要。四堡周边地区造纸业兴盛，可为四堡书坊稳定提供价格低廉、质量上乘的纸张，这是四堡书坊繁荣的重要保障。汀州造纸历史悠久，始于唐朝，盛于明清。《长汀县志》详细记载了造纸的情况：“鄙邑人截竹置窖中，用石灰水浸数十日。竹软则去皮取穰，踏融另激水中，以竹簾液而造之……造纸为汀货之最。”[7]史志中关于汀州造纸的记载还有很多，如清代郭柏苍《闽产录异》：“延建邵汀皆做纸”“邑人凭山栽竹，设槽造纸，为汀货之最”[8]；明代何乔远《闽书》中载“竹惟江河之南有之。福兴漳泉之间，以竹为器，延建邵汀以竹为纸”；《汀州府志》载“竹穰、楮皮、厚藤，凡柔韧者皆可造。而竹纸多出连城、归化”[9]等。
四堡雕版印刷工具
清代福建为全国竹纸的主要产区，全省多数的州县都有竹纸的制造生产，其中闽江流域最为发达，特别是闽北山区的建宁、延平及闽西的汀州比较集中，这些地区竹林密布，原料丰富，皆造竹纸。汀州玉扣纸在市场上享有盛誉，清代最高峰时年产量达4166.67吨，产量居全省之冠，在国内手工纸行列中占据重要的位次。[10]连城县盛产毛竹，大量出产著名的连史纸。四堡当地的造纸业也非常发达，直到1946年四堡乡仍然有纸槽14个，年产纸67吨。[11]与四堡相毗邻的长汀馆前镇南材村、珊坑村等地迄今都还有造纸作坊存在。以毛竹为主要原料制成的毛边纸、连史纸、玉扣纸等纸张，因吸水好、不变色、不起皱，非常适合用于印刷。
四、建阳书坊的衰落
建阳书坊历经宋元明三代繁荣，到了明末却消失殆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除了书坊乡的牌坊外，在当地几乎见不到其他的书坊建筑。出现这种断崖式萎缩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战乱破坏，二是政策影响，三是质量下滑。
清初建阳战乱不断，书坊多次遭遇兵燹。清军入主中原后，采取高压政策来巩固统治，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各地义军和晚明残余政权联合起来，与清军展开了数十年的战争。顺治年间，这种军事对抗在闽北最为激烈，如顺治二年（1645）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八月清军攻克建宁府、建阳县；顺治四年（1647）六月，东峰农民军攻克建宁府城，后占领建宁府六县、延平府四县等大片区域；同年，赖逢吉组织农民军占领了建阳城，麻沙陈得容起兵响应；顺治五年（1648）三月，清军反攻建宁，王祁率军民据城抵抗，城破之后清军大肆屠戮；顺治九年（1652）陈得容率农民军围攻建阳城，数日后清军乃解围；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遣部将吴安邦占据建阳；康熙十五年（1676），清军在激战后收复建阳。[12]《建阳县志》记述：“溪南地方，旧有街三十六，有巷七十二，为兵火所残，乃荒凉至此。”[13]兵连祸接，使建阳书坊损毁殆尽，麻沙、崇化两地书坊业主、工人匠户四处逃难，书坊纷纷停业，建阳刻书业元气大伤，不复当年之盛况久矣，以至于“建本不复过岭”[14]。
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清朝大量文人因文字犯禁，或被罗织罪名构陷祸害，特别以清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为炽。以庄廷鑨“明史案”为例，《明史辑略》的编著者、供稿者、作序者、参校者、刻工、印工、售书者和大批地方官员等都惨遭屠戮，株连甚广，被杀者多达七十余人，其中凌迟十八人，流放数百人，受牵连者多达上千人。文化专制从文字狱开始，后又开始查禁图书，大量建阳书坊刊刻的书籍被列为禁书，雕版被焚毁不得再刷。书商从事刻书行业是为了牟利，当这一行当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很多人就会选择转向其他行业，很多书坊都把祖传的雕版转卖出去。再加上连年的战乱、交通受阻，以及清初“禁海”政策导致图书无法顺利转运销售，建阳书坊的经营每况愈下。
明代至清代刻书业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建阳、金陵、苏杭鼎立的局面被打破。自明始建阳书坊中已是墨守成规者多，积极进取者少，竞争意识极为淡薄。[15]外地书坊刊刻书籍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往往不被建阳书坊业主所看重。一些书坊主的心思反而花在伪托名人、篡改删并方面，不少书籍甚至士子备考科举所用的“四书五经”等经典都存在随意删除内容、用减少篇幅低价倾销来谋利的情况。有如郎瑛在《七修类稿》所述：“我朝太平日久，旧本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这种唯利弃义的经营方式，严重损害了建阳刻书的声誉，受到郎瑛、谢肇淛、胡应麟、顾千里等众多学者的批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内外交困的建阳书坊走向衰败就成为了必然，最终出现“今闽版书本久绝矣”的局面。
建阳书坊的衰弱为四堡书坊提供了发展良机，书商们果断抓住契机，迅速抢占市场、填补空白。建阳书坊原有的市场份额，基本都被四堡书坊占据，就连以前的建阳书坊所在闽北地区的南平、建阳、崇安等地也都成为了四堡书坊刻书的市场销售地。如邹秉均长期在崇安经营，而且获利颇多，族谱记载邹秉均“身贡成均，富甲间里，一时称荣”[16]。
五、经营策略的成功
成功的经营策略为四堡书坊的发展赢得先机。四堡书坊刊刻的书籍有启蒙读物、儒家经典著作、课艺应试用书、医药类图书、文学作品和民间日常用书等多种类型。书坊业主大多售书出身，懂得发行的重要性，知道产销要对路。因此，他们十分注重刊刻图书的选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四堡书商遍布各地，他们及时将市场变化、畅销书目和市场品味等重要信息反馈回四堡。书坊业主根据这些重要的市场信息，及时调整刊刻的书目、内容和数量。为了降低销售价格，四堡书坊有时会通过使用较便宜的纸张，并且印刷较小开本的书籍来压低成本。四堡书坊印刷的书籍面对的是社会中下层的读者群体，因其低廉的价格、丰富的内容、多样的排版，迎合了广大乡村读者的需求，四堡刻书一进入市场就非常畅销。
四堡书商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文化素质较高，素有“儒商”之称；二是以同姓宗族为派系，是为“族商”之谓。儒商广交各地文人学士，能及时为他们提供所需各类读物。且因在社会上信誉好，文化人更愿与之合作，注重刻本质量，故而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族商的好处是大家能同舟共济，团结对外，进而垄断某些地区的图书市场。四堡刻书业具有鲜明的家族特征，从业的主要为邹氏和马氏两大家族。这在清代全国图书市场竞争更激烈的情况下尤为重要。正如陈支平、郑振满在《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文中指出：“邹氏和马氏宗族内部的商业联系，首先表现为同族商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提携。互相通报商业信息，是二族内部最有效的互助方式。”[17]年轻书商在家族长辈的带领下外出售书，积累市场经验，有一定积蓄后回乡开坊印书，是四堡书坊普遍的发展路径。
四堡书坊分工细致，保证了书坊生产的高效率。雕版印刷分工十分细致，有二十几道流程，形成了从伐木制版、底本选择、写样上版、雕刻书版、纸墨准备、印刷书籍、折页分册、装帧打包、运输销售等一条龙的规范化作业流程。家长按家庭成员的体力强弱和能力大小进行合理的分工，或从事印刷或从事销售或从事后勤保障。书坊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家庭全体成员拧成一股绳，积极投入到各个工序之中，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细致的分工使得书坊业主能根据市场需求情况，适时调配、利用各种资源，保证生产的高效、稳定，为四堡书坊的发展赢得先机。
雕版印刷最大的投入就是刻版，一套书版可以长期保存使用，还能重复印刷成千上万次，印刷书籍所需的纸张、墨水的价格更是低廉。若继承了家族的雕版，无需刊刻新书版，那么售书所得的利润更是可观。印刷过程中的其他工序成本更是可控，除了写样、雕版外的所有工序，基本都可由家族内的人员完成。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认为，雕版印刷之所以可以适应不同的经济环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印刷数量。[18]四堡书商这种低成本的运营模式，具有很大的发展弹性，可针对市场的变化快速作出反应。起初大多书籍都是在四堡书坊印刷，当发现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市场后，有些书商甚至会把雕版运往售书地印刷，或是在外地设立分号刻版印书，极大地推动了四堡书坊向外拓展。
四堡书坊建筑：山光入户
汀州为客家人传统聚居区，四堡书商们追循闽西客家人迁移的路线售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把书籍销售到长江以南十几个省，甚至远销东南亚等地。四堡书商选择在客家人聚居区开辟市场，不断将书籍销售到其他刻书所不能抵达的乡村，把在偏僻的四堡发展刻书业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避免了和其他著名刻书中心的竞争，保证了销售市场的稳定，为书坊发展壮大创造良机。此外，四堡书坊在图书经营方面还有许多成功的策略，如制定“岁一刷新”“藏版所有”等规则，注重版权保护，引导族人开展有序竞争等。正是这种成功的经营策略，让四堡书坊在夹缝中求得发展。
明以前的刻书重镇皆为富庶之地，为何在清初转移到偏僻的四堡？这与出版业的地理扩张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因为满清入主中原后，南京、杭州、建阳等出版中心受到较大的冲击，以至于无法完全恢复，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二是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小说戏曲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大量增加；三是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大量增殖，民众对于书籍的需求剧增，为书籍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包筠雅认为这种扩张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雕版这一主导性印刷技术的简易性和便携性。[19]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为出版业的地理扩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可供获利的市场、有成熟可操作的技术，剩下的就是劳动力了。四堡人多地少，除了种地解决口粮，还需经营副业来维持生计。很多农民忙时务农，闲时以书为田，用刻刀代替锄头，开始在书坊间忙碌、在售书路上奔波，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4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
[1][17]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第2期，第93页。
[2]邹文峻主编：《范阳邹氏族谱》卷三十四《行实》，1947年连城四堡邹氏敦本堂木活字本。
[3]马卡丹：《时光里的书香》，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
[4][16]邹文峻主编：《范阳邹氏族谱》卷三三《传文》，1947年连城四堡邹氏敦本堂木活字本。
[5]徐晓望：《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6]周雪香：《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第75页。
[7]（清）陈焱等修：《长汀县志》卷三十一“物产”，光绪五年刻本。
[8]（清）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3页。
[9]（清）曾曰瑛修，李绂纂：《汀州府志》卷八“物产”，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10]黄马金主编：《长汀纸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11]吴世灯：《清代四堡书坊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12]徐晓望：《福建通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9页。
[13]（清）冯继科纂修：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九《兵燹》。
[14]（清）翁白：《梅庄诗草》卷四《宿分水关》。
[15]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8][19]包筠雅著、刘永华等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