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福文化”专题·
23. 近现代思想家对财与福的认知
现代幸福经济学，作为一门结合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学科，致力于揭示财富与幸福之间的真实联系。而近现代世界福文化中的哲学思考，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向。
（一)追求物质利益的福祉观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伦理学领域，他挑战了自由意志的概念，但同时肯定了人性中固有的良知。霍尔巴赫坚决反对宗教和专制，视其为道德的枷锁。他的幸福观深受物质利益和利己主义的影响。
霍尔巴赫首先探讨了人们对幸福的不同理解。他指出，由于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各异，每个人的性格、信仰、思想和习惯不同，对幸福的追求也必然千差万别。例如，吝啬与挥霍、热情与冷漠、放纵与节制等性格不同的人，他们的幸福观自然存在显著差异。
霍尔巴赫的思想形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巩固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他的幸福观念与资本主义追求利益的倾向紧密相连，认为幸福与物质利益有着内在的联系。霍尔巴赫明确提出：“利益就只是我们每个人看作是对自己的幸福所不可少的东西。”（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5页）他认为，利益是驱动人们行动的核心动力。不同的人对利益的追求各有侧重：吝啬者追求积累财富，挥霍者追求消费享乐，谦逊的智者追求内心的宁静，放荡者追求感官的刺激，有德之人追求社会的赞誉等。尽管追求的利益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人们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努力。“这个幸福，就是被他寄托在或是可见的，或是隐蔽的，或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某种对象之中，而他的行为的整个体系也是倾向于取得这个幸福。”（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5页）在他看来，世界上不存在真正无私的人，这与霍布斯的观点相呼应，即人本质上是自私的动物。霍尔巴赫的这些观点，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利己主义幸福观。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霍尔巴赫所定义的“利益”主要局限于物质层面和短期目标，而那些超越了这些狭隘利益，追求更高层次荣誉的人，则被他视为具有“无私心”。霍尔巴赫巧妙地将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念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它们之间的和谐共存。在《自然的体系》一书中，霍尔巴赫写道：“人从本质上就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所以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这种利益信赖于人的自然的机体、他的需要、他获得的观念，以及他沾染上的种种习惯；当一个败坏了的机体或是一些错误的意见给他指示，他的安乐就在那些不仅对他本人而且也对别人无益或有害的事物之中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陷在错误中的；可是当一些真实的观念使他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一种有益于人类、为别人所称赞，并且使他成为人们所关切的对象的行为中的时候，他就是向德行稳步前进了。”（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7—78页）
通过这种方式，霍尔巴赫将自爱与他爱、个人利益与集体福祉巧妙地结合起来。他认为，通过道德的力量，可以实现利己与利他的和谐统一。霍尔巴赫进一步指出，那些出于高尚动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的行为，是伟大而慷慨的，是具有德行的人的行为，是有利于人类的，是值得称赞的。这种赞誉也提升了利他者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幸福，超越了物质利益的范畴。
(二）莎士比亚对财富与幸福的思考
财富与幸福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财富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能够为人们带来福祉，甚至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许多美好的愿望，充分展现了财富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财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其悲剧作品《雅典的泰门》中对黄金的描绘，就略带夸张地阐释了财富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
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嘿!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莎士比亚全集》第 4 卷，朱生豪译，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142—143页）
莎士比亚以其独特的文学笔触，深刻地描绘了财富对人类生活的深远影响。在他的作品中，黄金似乎拥有万能的力量，它那耀眼的光芒和无尽的魅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然而，这仅仅是财富的光明面。财富的另一面，却是它所可能引发的罪恶和悲剧。
莎士比亚借泰门之口，揭露了黄金的罪过：
啊，你可爱的凶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狄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
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
使每一个人唯命是从！
你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朱生豪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在莎士比亚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目睹了财富所引发的悲剧。这些不幸并非源自财富本身，而是源于那些怀着扭曲的价值观追求和使用财富的人。莎士比亚以深邃的洞察力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过分地迷恋金钱，那么人类社会将陷入混乱，甚至可能沦为兽类的领地，人类自身也将沦为兽类的奴隶，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讽刺。莎士比亚的描写，不仅是对人类贪婪本性的警示，更是从反面告诫人们：要理智地、正当地运用金钱，使之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而不是成为毁灭自我的工具。他强调，金钱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只有当我们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自己的行为时，金钱才能散发出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类福祉的正能量。
（三）对财富增进和物质享乐福祉观的批判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精神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精神与人的幸福感并无直接联系。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理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诸多特征，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等于金钱”“金钱具有繁殖能力”“善于理财者掌握他人财富”“生活需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等，这些理念构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概括为不断追求财富增长的努力。韦伯明确指出，他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精神，特指近代以来形成的精神面貌。富兰克林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精神，被视为一种美德，而这种美德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得到认同，是因为它能给个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韦伯说，这种美德“所宣扬的‘至高之善’，也就是指尽量地多挣钱，加之那些与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相抵制的规范，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更谈不上享乐了。如此单纯地认为这种至善是目的的本身，当人们从个人幸福和个人功利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完全超然和绝不合理的。赚钱、获利总是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并将其视为一生的最终目的”（［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龙婧译，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在韦伯看来，这些所谓的美德与尘世幸福毫无关系。
在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际，韦伯见证了美国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刻转型，消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力量。市场销售和享乐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是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引领着一切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随着欲望的释放和满足欲望机会的日益增多，经济增长成为工业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向。这不仅构成个人奋斗的动机，也成为政治团结的基础动力。然而，当一个欲望得到满足后，整个社会又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创造着另一个更高级的欲望。人们一直处于追求新欲望满足的过程中，心灵难以找到安宁。在这一发展阶段，物质财富的增进和享受构成了人们所追寻的福祉。
韦伯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转变，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出了深刻的感慨：“物质产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大，甚至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控制性力量，这种力量势不可挡，形成不断增长的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宗教意识形态的统治下，禁欲主义盛行，物质享受被视为禁忌。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这种主张禁欲的宗教精神被启蒙思想家所摒弃和批判。人们开始从宗教的祈福中转向追求世俗的享乐。对物质财富的奢侈性享受成了一种时尚，构成当时福祉的核心要素。
韦伯对这种享受主义的幸福持有批判和嘲讽的态度。他认为，依赖于物质享受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不稳固的幸福主义。韦伯呼吁人们应该超越这种世俗的幸福追求，培养出更有价值的东西——个人的责任感，以及追求更崇高事物的动力。他提倡人们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符合道德的价值，这些价值才是人类真正的福祉所在。韦伯的批判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主义幸福观的反思，更是对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深刻省察。
被誉为资本主义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不仅倡导以道德为基石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其著作《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相辅相成。斯密深知，没有道德的支撑，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的幸福理念是无法持久的。他强调，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这种追求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法律为人们追求幸福提供了基本保障，但真正的福祉还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和力量获取。
斯密警告说，在消费型经济和新型享乐主义的浪潮中，如果缺乏道德的约束，人们可能会陷入被欺骗的境地。人们往往追逐邻居或同伴所拥有的东西，陷入相互攀比的旋涡，而忽视了真正的幸福。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欲望常常受到同伴欲望的影响，导致羡慕、嫉妒和恨等消极情绪。卢梭也曾指出，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中，嫉妒和敌视的情绪将长期存在，人们在争斗中损害美德，整个社会将难以区分真正的需要和虚假的欲望。满足真正的需要是一种幸福，而沉溺于虚假的欲望则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
由此可见，在消费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如果一味追求物质财富和奢侈享受，并将其视为幸福，就可能导致人们迷失方向，忽视道德和精神层面的价值，最终损害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四)对“财是福的唯一”观念的反思
1. 追求更高级的福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行为科学教授丹尼尔·列托在他的《追究幸福》一书中认为，我们内在的隐性幸福理论常常误导我们，让我们相信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维系婚姻关系能够带来持久的幸福感。然而，客观事实并非如此。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呢？
列托教授认为，健康、自主性、社会嵌入性和环境质量才是构成幸福的关键要素。自主性在这里指的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社会嵌入性则涉及人的社会属性、相互依存度及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环境质量关乎生态、气候、空气和水质等自然条件。这些因素构成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的高级幸福来源。
2. 福存在于人的本性中
叔本华从人的内在出发，认为真正幸福的机会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而非外在的财富。他指出：“一般而论，财富是微不足道的。绝大多数无须为摆脱贫困而奔波的人，与为了财富而耗费精力的人同样感到不幸。他们内心空虚，想象枯竭，精神贫乏，所以这两种人变得相互为伍，他们有着共同的欲求，寻欢作乐，而他们的乐趣大多是感官的快乐和各种消遣，到后来是狂纵无度。”（滕刚、高敬主编：《幸福是什么：全球155位大师谈幸福》，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叔本华以纨绔子弟为例，描述了他们依赖巨额财富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却因内心空虚和无知而迅速耗尽家财的情形。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放弃了所有高尚的追求；尽管外表富有，内心却极度贫困。为了掩盖这种内心的贫困和空虚，他们试图用外部的财富填补内心的空洞，以获取表面的满足。然而，这种表面的满足，正如一位老人试图用各种方法恢复青春力量一样，注定是虚假的。
《快乐的家庭》
荷兰画家扬·斯蒂恩（1626—1679）创作的油画。这幅画作中人物众多、气氛热烈，生动再现了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平民百姓的家庭聚会场景。画中人们或吹拉弹唱，或开怀畅饮，充满了欢乐与活力。尽管画面元素丰富，却井然有序，富有动感，展现了那个时代普通家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叔本华之所以将财富视为对幸福微不足道的因素，是因为他坚信真正的幸福根植于人格的培养之中。在他看来，人格是决定幸福的关键条件，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发挥作用。如果幸福是最终的果实，那么人格就是培育这果实的土壤。财富可能转瞬即逝，而人格的价值却是恒久不变的。他曾说：“对于个人来说，他的人格乃是当他孤独时与他形影相随的东西，乃是任何人也无法夺走或给予别人的东西，人格要比他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更本质些，也比所有人对他的评价更实在些。”（滕刚、高敬主编：《幸福是什么：全球 155 位大师谈幸福》，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在比较财富与其他幸福要素时，叔本华特别强调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认为健康是幸福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人宁愿做健康的乞丐，也不愿做多病的国王，这正是对健康价值的最好证明。除了健康，那些源自个人内在的优雅气质、活泼快乐的性格、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心智、敏锐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以及坚定而温和的意志、良知和能力，这些构成幸福的要素，都是财富和地位所无法比拟的。
3. 真正的福存在于亲密的家庭关系中
科威特作家穆尼尔·纳索夫认为，幸福的宝塔不是由物质财富堆砌而成，而是建立在欢乐和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之上。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个人的归宿和避风港，家庭的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福气。
纳索夫这样描绘幸福的家庭：“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奢华，但爱的心愿充溢着他们的心房，欢乐的歌声在屋内回荡，幸福涌满胸怀，美好的前程宽广无量。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大地，他们打开了窗户，让绚丽的阳光射进小屋，这是幸福的阳光，它照亮了人们的心房。然而，只有懂得生活真正含义的人，才会感受到它的温暖。”（滕刚、高敬主编：《幸福是什么：全球155位大师谈幸福》，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总之，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财富不应被视为幸福的唯一来源，它只是通往幸福之路的多种手段之一，而非最终目的。正如美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艾默生所言，幸福是一种无法用金钱购买的珍贵情感，它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感知到它的存在，它与金钱和权力并无直接的联系。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间接联系。毕竟，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能进一步追求更加美好和幸福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的财富是与幸福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