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福文化”专题•

     24. 幸福经济学对物质福祉的再认识

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众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角度研究幸福问题，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说——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致力于探索如何通过调整经济政策和个人行为来提升社会及个人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它不仅关注物质福利，而且更加重视社会关系、环境质量、工作与生活平衡等非物质因素对幸福感的贡献。幸福经济学不仅是一门测量幸福程度的学科，它结合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技术和方法，而且体现了一种新兴的幸福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福文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和追求幸福。

    （一)幸福经济学并非只关注经济因素

在世界福文化的长河中，幸福经济学是对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并将其视为幸福唯一来源的错误观念的有力反驳。众多中外哲学家早已认识到，物质并非构成幸福的全部要素，但这些观点往往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直到当代，幸福经济学才开始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运用社会调查和量化方法，对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探索和论证，从而得出了更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幸福经济学家和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研究发现，在单一国家内，通常财富较多的人群比财富较少的人群更能感受到幸福。然而，当比较不同国家时，情况则大不相同。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段，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便存在，这种联系也是极其微弱的。平均来看，富裕国家的居民确实比贫穷国家的居民更幸福，幸福感似乎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而提升，但是即使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长期内显著增长，其国民的平均幸福感也不会显著提高。这一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这一发现强调，除了物质条件外，文化、精神等非物质因素同样对人们的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收入增加而得到满足后，他们往往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时收入的绝对数额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不那么显著了。这是一种心理需求与收入水平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幸福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其著作《快乐经济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财富与幸福的悖论：“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一个悖论。人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收入并为此奋斗，然而当西方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时，其人们却并未因此而感到更加幸福。”'这反映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追求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可能忽视了幸福感的提升，甚至导致了幸福感的下降。

理查德·伊斯特林直截了当地质疑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是否必然带来所有人幸福感增加的观点。蒂伯·西托夫斯基也提出了“无快乐的经济”的概念，这一观点对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繁荣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生活的快乐，单纯依赖经济增长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由此可见，幸福经济学并不仅仅关注经济因素，它更是一种以幸福价值观为导向、深刻影响人们生活和认知的学科。

    (二)幸福感由多种因素决定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卡萝尔·格雷厄姆以其全球视野对幸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学者赞誉其绘制了“幸福的世界地图”。格雷厄姆的著作《这个世界幸福吗》深入分析了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多种因素。

格雷厄姆在不同时间段对不同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有时调查对象达到数十万人，要求受访者对自身的幸福感进行自我评估。结果显示，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不仅仅是个人收入，还包括健康、婚姻、就业状况、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度等其他相关要素。

格雷厄姆的结论为从单一追求经济发展到全面提升人类福祉的理念转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她的研究表明，虽然富裕国家的国民普遍比贫穷国家的国民更幸福，但在富裕和贫穷国家内部的幸福感差异却很大。例如，她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穷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往往伴随着个体幸福感的降低。然而，在一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高收入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同步提升。这表明，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诸如期望值、教育水平、知识增长、国家制度、对国家文化的认可、医疗福利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这说明，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和追求是多样化的。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提升幸福感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以实现更加全面和平衡的人类福祉。

然而，格雷厄姆的研究结果也揭示了在国家内部，收入水平直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通过对拉丁美洲的调查，她发现在收入较低的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似，收入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其他国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尼日利亚人尽管收入不高，但他们的幸福感却相当高；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后开始衰退，其国民的幸福感相对较低。

在亚洲，研究成果显示收入与幸福之间并非绝对成正比关系。

理查德·伊斯特林、布鲁诺·弗雷及阿洛伊斯·斯塔特勒三位学者所提供的关于日本幸福感的研究数据表明，日本自二战后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然而，日本人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日本研究者小盐隆士、野崎华世、小林美树指出：在日本，“那些家庭收入处于最高水平或者属于最高社会阶层的人并不比那些家庭收入处于平均水平或者属于中等阶层的人明显更幸福，这表明在对收入或阶层的主观评价与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小盐隆士、野崎华世、小林美树：《亚洲的相对收入和幸福感：来自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全国性调查证据》，和军、陈路译，《国外理论动态》 2014 年第 6 期）也就是说，在日本，人们的实际收入与幸福感不成比例，这再次印证了幸福并非仅由物质财富决定。对韩国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从我们的经验分析中所得到的关键信息是，相对收入理论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正如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观察到的情形一样。在这三个亚洲国家中，当人们评价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时，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收入，而且也会将自身收入与那些和自身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的收入进行比较。”（［日］小盐隆士、野崎华世、小林美树：《亚洲的相对收入和幸福感：来自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全国性调查证据》，和军、陈路译，《国外理论动态》 2014 年第 6 期）这一比较，就显示出幸福感的主观色彩了，幸福并非达到了一定物质财富就必然出现的心理特征，而是要与其他人进行横向比较，如果自己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人则是幸福的，反之则没有幸福感。也就是说，幸福感是与相对收入紧密相联的。那么,家庭收入达到多少才具有幸福感呢?这个问题在全球各地，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或绝对值，只有一个与他人相比较而言的相对值。幸福是相对而言的，是主观的。如此看来，幸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格雷厄姆指出，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不同国家的平均幸福感是困难且不准确的，因为幸福感受到文化、经济发展速度、分配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却显示出一定的一致性。例如，在年龄方面，幸福感与年龄的关系呈现出U形曲线，45岁至50岁之间通常是幸福感的低谷；婚姻对大多数人的幸福感有正面影响；失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健康对幸福感至关重要。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伊斯特林在对美国进行幸福感研究后发现，美国人的幸福感在45岁之前持续上升，在45岁至50岁之间达到顶峰，50岁之后开始下降，因此他的幸福曲线呈现出“彩虹形”。这可能是一个特例。其他研究发现，在中亚国家，幸福感的最低点出现在51岁而不是45岁左右。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幸福感确实存在显著差异。格雷厄姆的研究指出，中亚地区对“信任”的理解与其他国家不同，他们将夜间独自行走的安全感视为信任的一种体现，这自然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知。

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分领域观察，情况也千差万别。以古巴为例，格雷厄姆提到，尽管经济结构经历了一定的转变，政治体制保持稳定，但古巴人天生乐观，加之拥有完善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体系，使得他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满意度高于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调查显示，96%的古巴人认为医疗保障普及到每个人，98%的古巴人认为教育同样如此，这两项比例均高于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2%和52%)。古巴人对教育的满意度达到78%,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为60%,均分别高于拉丁美洲的平均值59%和57%。然而，在个人健康状况方面，76%的古巴城市居民感到满意，略低于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85%。在经济机会方面，只有60%的古巴人认为有机会在工作中展现自己的优势，而拉丁美洲的平均值为84%。古巴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为68%,低于拉丁美洲的平均值83%。在生活选择自由方面，26%的古巴人认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一比例不仅低于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80%,也低于津巴布韦的37%,乍得的31%和埃塞俄比亚的30%。（　［美］格雷厄姆：《这个世界幸福吗》，施俊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53—54 页）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揭示了健康生活方式对提升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格雷厄姆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调查中发现，肥胖症的普遍存在不仅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也间接影响到了工作表现和幸福感。平均来说，肥胖人群的幸福感低于正常体重人群。然而，这种关系受到文化和社会观念的显著影响。例如，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白领阶层中，肥胖与幸福感的联系更为紧密，而在经济状况较差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群体中，这种联系则显得较弱，尽管这些群体的肥胖比例相对较高。这无疑表明，“很强烈的健康意识能够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肥胖的严重后果”（［美］格雷厄姆：《这个世界幸福吗》，施俊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第109页）。从而有助于控制体重。

当然，幸福感本身也会对上述因素产生反作用。如果一个人的幸福感较高，不仅能对其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影响，还能对其未来的工作表现、心态、就业稳定性、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产生建设性影响。这表明经济、精神文化与幸福感之间形成了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在非洲，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穷人的乐观程度往往高于富人，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格雷厄姆指出：“尽管我们发现在非洲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结果都不一样，我们发现穷人的乐观程度好于富人，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现正好是相反的，但是这可能恰恰就很好地反映了非洲的现状。”（［美］格雷厄姆：《这个世界幸福吗》，施俊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正义的理念》中所阐述的福思想可以称得上现当代印度福文化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幸福是福利经济学评价的核心，并指出：“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世界上的许多人即使比以往更富裕，拥有更多的实际收入，也并未感到比过去更幸福。对于那些将经济增长作为包括痛苦与不幸在内的所有经济问题的万能解药的人而言，其理论前提正受到来自理论推理和经验事实的质疑。”（［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他主张用幸福来判断福利，并以此来研究经济问题。森基于他的“可行能力”理论，认为幸福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积累，而是个体能够实现自己所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在此意义上，他强调，看一个人是否幸福，主要应依据其所享有的实质自由来进行有效评价，这包括免受困苦(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权利等多方面的自由。森的幸福观主要从个体出发，强调个体基于自身的可行能力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审视和考察对于分析公正问题至关重要。总之，这一幸福观强调了个体的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以及在多元正义缘由下的个体自由选择的重要性。

视线转向拉丁美洲，我们会发现这里的福文化在足球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足球在拉丁美洲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已经深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大众化、产业化的运动，与政治和经济紧密相连。足球产业已经成为该地区极为热门的产业之一，巴西总统卢拉作为圣保罗科林蒂安队的忠实球迷，甚至加入当地职业球队。“在拉美踢球的大多是穷孩子，因为这是最便宜的运动，与欧洲的绅士化的马术、保龄球、高尔夫等运动相比，拉美民众更容易接受足球运动。足球也是拉美贫民和平民脱贫致富、出人头地的一条途径。”（孟昭毅、曾艳兵主编：《外国文化史》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8页）拉丁美洲的足球文化不仅是其文化特色之一，它还蕴含着追求物质财富、身体健康和运动快乐的福文化理念。

世界各地不同的幸福观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层面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幸福的本质，并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满足人们需求的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三)文化观念对幸福感研究的影响

人们有时会怀疑，格雷厄姆的研究可能带有个人偏见，从而影响其客观性。例如，她将非洲描绘为一个长期深陷贫困的地区，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在评估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发展在对各国人民的幸福感进行比较后，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是一个研究表明，美国的少数族裔也未能充分享受到福祉。他们在物认为这种状态对非洲人的幸福观念有着深刻的心理影响，而不仅仅阶段国民的幸福感时，将主观感受与客观物质条件相结合。简单来值得效仿的典范。2007年发布在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网站上的质生活上相对贫乏，婴儿死亡率较高，在医疗保健方面缺乏实质性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问题。她提出，在长期的极度贫困中，说，应该基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文化环境来测量和分析人们的幸一项研究显示，约9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或相当幸福，而的福祉。在基本生活需求如住房、健康、高等教育等方面，美国人穷人的乐观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他们为了生存所必须采取的福感。正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幸福标准去衡量古人一样，也不能以仅有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White，A. A global projec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hallenge to positive  psychology？ Psychtalk（56），2007，pp. 17–20.）然而，根据一些机构发布的福的状况在某些情况下落后于邻国。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人是世态度。这种观点可能基于格雷厄姆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背景，因此可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去揣测非洲人在贫困条件下的幸福感，这两种祉报告，情况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2010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界上最幸福的群体之一，只有5%到10%的人生活不幸福，这与研究能存在研究偏差。幸福感在本质上可能截然不同，且难以在量上进行直接比较。研究的数据显示：9.5%的美国人患有情感障碍，约6.7%的美国人患数据存在显著差异。有研究认为，一些美国人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重度抑郁症，这还不包括那些患有焦虑症和恐慌症的美国人。还不幸福，导致他们夸大了自己所享受到的福祉。此外，不幸福的美有学者的调查数据表明，20%的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另有2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但尚未得到诊断。

国人可能在社交活动中采取“印象管理”策略，以在他人面前留下好印象，从而淡化自己不幸福的事实。（Helaine Selin. Happiness Across Cultures——Views of Happi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12.）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官方机构公布的福祉数据与研究者所得出的数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此外，通过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或网络大规模统计得出的人民幸福感数据也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了美国幸福文化的复杂性。

这些发现启示我们，幸福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受到文化、社会、经济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在评估和比较不同国家的幸福感时，我们需要采用多元化的方法，并考虑到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

     (四)GNH取代GDP成为衡量福祉的标准

幸福经济学的观点正在影响一些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例如，法国和英国政府正在考虑采用研究指标或计算国家幸福指数，以补充传统的国家收入指数。不丹更是引入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取代了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通过提升人民的福祉和幸福指数来推动国家的全面发展。这些政策变化体现了越来越多国家对幸福经济学理念的认可和应用，强调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可能会为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提升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

GNH,即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缩写，中文名称为“国民幸福总值”,这一创新概念最早起源于东南亚的不丹王国。1972年，不丹国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发展理念，主张国家发展政策不应仅仅聚焦于经济增长，而应更全面地关注人民的福祉和生活质量。基于这种理念，不丹提出了一个由四个核心要素构成的综合指标——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价值提升和政治善治，统称为国民幸福总值。

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旨在寻求物质福祉与精神享受之间的和谐平衡。在不丹国王的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不丹经历了显著的变革，医疗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社会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生活品质相应提高，这些变化充分证明了不丹人民享有的真正福祉。2007年的研究显示，在178个国家中，不丹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300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其国民幸福总值却高居第8位（Helaine Selin. Happiness Across Cultures——Views of Happi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12.）,超越了许多经济上富有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这一成就促使加拿大、巴西、意大利等国家开始探索将GNH作为衡量国民福祉的新指标，希望在总体健康程度上超越传统上单纯依赖经济发展的模式。

近年来，国民幸福总值研究成为全球幸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众多国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领域的专家们都对这一福祉观念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进行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指标有望成为引领世界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当然，对于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指标，也存在一些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一些人认为不丹的这一幸福理念难以为其他国家所模仿，也不应该盲目模仿。批评者指出，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福利，具有可量化的精确性，而幸福的概念则难以进行精确分析，对幸福的理解也因人而异，这可能导致政府政策的模糊化。然而，不丹的福祉政策确实对传统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进为福祉衡量标准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至少，国民幸福总值可以与国内生产总值相结合，构成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一个更完善的指标体系。

近年来，中国也提出“不简单地以GDP论英雄”的造福观，通过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财富增进等方面综合考量，实现了生态福祉与经济福利的有机统一，成为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这一幸福观念的提出，立足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祉观的科学性、人文性和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