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福文化”专题•
25. 早期理想社会的福祉设想
早期理想社会幸福观念的诞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直接回应，代表了一种对未来社会进步的积极展望，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来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莫尔：乌托邦人的福祉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他出生于伦敦，自幼接受优质教育，展现出卓越的才智。1492年，他进入牛津大学深造，专攻古典文学与法律，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莫尔的一生多姿多彩，曾担任英国下议院议长及内阁大臣等要职。其代表作《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集大成之作，虽为理想化的构想，却对后世社会主义幸福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
莫尔的福祉观与私有制的关系密切。在《乌托邦》一书中，他与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的观点相似，莫尔将快乐视为幸福的核所谓快乐，乌托邦人是指能使我们顺乎自然得到愉快的一福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达了对私有制的深刻批判，认为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国家的不公心，这种快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愉悦，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与道切身心的活动和状态。鸟托邦人于此附加上自然的意图，是有正、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大多数人的贫困生活。他设想了德和精神价值相结合的快乐。因为他认为，只有正直和高尚的快乐其道理的。乌托邦人认为本乎自然而得到的愉快有下列各点：一个公正且充满福祉的理想国度，在书中对乌托邦的制度是这样描才能与自然法则及人的本性相契合。乌托邦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不企图通过欺负侮辱的手段去取得愉快；不因为这种愉快而失述的：“他们用以治理国家的法律并不多，可是十分有效，道德受其居民的快乐和幸福建立在共同的道德和精神追求之上。莫尔这样到应得的尊重，虽然一切为大家所公有，但每个人过的是繁荣富庶描述乌托邦人的快乐和幸福的生活。”（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8页）莫尔赞同柏拉图的观点，认为财产均等是实现社会幸福的唯一途径。他指出，如果人们利用法律的漏洞来积累个人财富，那么无论国家多么富有，财富最终都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莫尔看来，那些拥有财富的少数人往往凶狠邪恶；而过着贫困生活的多数人却质朴真诚，勤劳工作，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因此，莫尔明确主张废除私有制，他说：“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9页）
与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的观点相似，莫尔将快乐视为幸福的核心，这种快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愉悦，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与道德和精神价值相结合的快乐。因为他认为，只有正直和高尚的快乐才能与自然法则及人的本性相契合。乌托邦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其居民的快乐和幸福建立在共同的道德和精神追求之上。莫尔这样描述乌托邦人的快乐和幸福：
所谓快乐，乌托邦人是指能使我们顺乎自然得到愉快的一切身心的活动和状态。乌托邦人于此附加上自然的意图，是有其道理的。乌托邦人认为本乎自然而得到的愉快有下列各点：不企图通过欺负侮辱的手段去取得愉快；不因为这种愉快而失掉另一种更大的快乐；不要单凭感觉，而须兼凭健康的理智去追求愉快。从另一方面说，有种不顺乎自然的快乐，人们却一致无谓地认为很是甜美，好像人们有权去改变事物并且有权改变事物的名称一般。像这样的快乐，在乌托邦人看来，是不能增进我们的幸福的，相反地，结果必至于：这种快乐一在某人身上根深蒂固，这人就无从领受真正纯一的愉快，他的心灵就完全为一种虚假的快乐观念所支配。最后，许多事物，从它们本身性质说，一点够不上甜美，甚至还有不少苦汁，却由于邪恶念头的骗诱，这些事物不但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快乐，而且还作为生活的主要基础了。（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4页）
莫尔通过乌托邦人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幸福的典范定义。在他笔下，乌托邦人所体验的快乐不仅是他想象中的最崇高的快乐，也是最神圣的福祉。这种快乐与自然和谐共存，是自然赋予的，不含任何不公正的元素，纯净而完整，因此它才是最甜美的、至高无上的，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莫尔所描述的乌托邦人的快乐，因其顺应自然而成为真实的，即与真理相符；因其不包含任何压迫或侮辱而显得善良；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美好的。因此，乌托邦人的快乐和幸福完整地体现了“真善美”的理念。
莫尔在批判宗教幸福观的基础上，以道德为准则，提出了他关于高尚幸福的结论。他在《乌托邦》一书中写道：“据乌托邦人的意见，不是一切快乐，只是正直高尚的快乐才能构成幸福。德行引导我们的本性朝向正直高尚的快乐，如同朝向最高的善一样。”（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2页）这表明，道德不仅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也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关键。
莫尔认为，个人的享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只有当所有人都能共享快乐时，这种快乐才是真实和有价值的，这体现了公平的理念。他指出，自然召唤人们相互帮助，共同追求更愉快的生活。这是一种正当的号召，因为没有人应该独自享受幸福，也没有人的命运天生就高了他人。自然要求我们平等待着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并在追求个人福利时不损害他人的权益。
乌托邦人认为，每一个人应当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实行快乐的公平分配。照顾公共利益是每个人的义务，如果为了成全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是在履行博爱的义务。“一个人履行了这样的义务，他从别人所得的实惠，决不亚于他舍给别人的实惠，因为这种舍给别人的实惠会得到好的酬报。”（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4页）这表明，行善不仅能带来社会的和谐，也能给个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行善，想起受过他好处的人对他的感激，他的心情自然会愉快起来。这种愉快是精神层面的，比肉体的愉悦更为高尚和持久。莫尔的这些观点，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幸福和道德的理想模型，也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追求和实现幸福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然而，莫尔的福祉观确实包含了享乐主义的元素，这一点在他的乌托邦理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乌托邦人说，自然命令我们生活得愉快，就是说，把享乐当做我们全部行为的目标。”（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3页）这表明，在莫尔的理想国中，享乐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核心目标。莫尔试图证明享乐的合理性，他认为这种享乐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因而也是符合道德的。显然，这种观点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果社会成员都一味地追求个人享乐，那么谁来为社会做出贡献，创造公共福祉呢?如果没有人致力于造福社会，那么所谓的享乐又从何谈起?这表明，莫尔在某种程度上将造福与享乐视为两个独立的概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康帕内拉：太阳城里最幸福
托马索·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思想家、爱国者，同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多灾多难、经济凋敝、政治动荡、战火连天的时代背景下成长。康帕内拉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才华，13岁时即能创作诗歌。他勤学不辍，深入研究神学和哲学，并广泛阅读了莫尔、哥白尼、布鲁诺等伟大思想家的作品。康帕内拉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他因坚持信仰和思想自由而多次遭受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理想社会的建立而不懈斗争。他曾被囚禁20多年，其间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的意志从未被摧毁。即便在四肢残废、面临死刑威胁的极端困境中，康帕内拉依然坚持写作，完成了《太阳城》等影响深远的著作。
康帕内拉与卢梭一样，洞察到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认为它们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的存在。在他看来，私有制是滋生利己主义的土壤。利己主义以各种诡辩和伪善的面目出现，其行为却往往表现为残忍无情地掠夺和剥削劳动人民应得的福祉。康帕内拉坚信，人类应该通过勤劳的双手，创造并享受一种美好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的理想蓝图，就在他的著作《太阳城》中得以展现。太阳城是康帕内拉心中的理想国，一个充满欢乐和福祉的乌托邦，在这里，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全部归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共同享受和谐与快乐的时光，都致力于维护公有制，热爱集体，珍视公共财产，并在共同的劳动中分享成果。这一点，实际上已经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太阳城中，不存在不劳而获的现象，也没有贫富不均、阶级划分、奴隶或仆人的存在。人们共享着城中的所有资源，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过着平等和谐的生活。正如康帕内拉所描述的：“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进行分配；而且，因为大家都能掌握知识，享有荣誉和过幸福生活，所以谁也不会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意］康帕内拉：《太阳城》，陈大维、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页）太阳城展示了公有制理想的美好景象，一个没有私有制带来的社会矛盾和不公，人人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
在康帕内拉笔下的太阳城，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途径，更是通往幸福的桥梁。这座城市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成长蓝图，其中道德教育占据着核心地位。每位太阳城的公民都要接受全面的道德熏陶。每种公共职务的担任者都经过精心挑选和培养，他们不仅具备专业技能，更拥有高尚的品德。这些职务以美德命名，如宽宏大度、纯洁美好、公正无私等，以此反映担任者的道德标准。这样的命名不仅是对担任者品德的认可，也是对他们履行职责的期望。康帕内拉强调，只有那些具备高尚美德的负责人，才能以身作则，影响并提升每一个公民的道德水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文化教育，太阳城的公民在精神和思想上得到全面的培养和发展，这样的生活，康帕内拉认为，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他写道：“过合乎道德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每当你误入歧途的时候，立刻改正错误要比毁灭于自己误入歧途的后果好些。放荡不羁是作恶的原因，强制为善的必要性是能使人得到幸福的。但是对于不大习惯于过这种生活的我们来说，是会感到很不愉快的，正如玩骨牌的赌徒和纵酒作乐的人觉得正直人士的生活并不愉快，而正直人士又觉得僧侣的生活并不愉快一样。”（［意］康帕内拉：《太阳城》，陈大维、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页）这段话深刻地表达了康帕内拉对于道德和幸福之间关系的理解。他进一步指出，行善和守德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成自然。过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生活，才是真正有福的生活。太阳城的公民通过教育和习惯的培养，实现了个人品德的提升和幸福生活的构建。
在康帕内拉的幸福价值观中，劳动是幸福的基石和源泉。他认为劳动是高尚的，而那些不劳而获、寄生于社会的人是可耻的。在太阳城这个理想国度中，每个公民都通过劳动来提升自己的福祉和社会地位。康帕内拉强调，所有形式的劳动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骨架。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贡献。康帕内拉提倡的“劳动光荣”的观点，不仅符合美德的标准，而且与他提倡的道德指引幸福的思想相吻合。在他的理想中，劳动、美德与福祉三者合一，共同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