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工与《武夷山志》
《武夷山志》是清代武夷山本土学者董天工在遍览武夷山水、收集旧志诗文的基础上创作成功的一部巨著。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编成,字数达15万余。该志详细叙述了武夷的山水、形胜,历代所受封赐,并详尽介绍了曾到过武夷山的诸多名臣、官宦、隐士、僧道等等,还记录了一些古建筑的兴废更替及山中古迹、物产等,为后世研究武夷山的自然与人文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加拿大人文地理学博士生导师尤里·希尔金称:《武夷山志》作者在200多年前就能用当代归类法、系统法、图示法来编纂地理文化史,是非常了不起的。《武夷山志》已被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收藏。《武夷山志》是迄今为止研究武夷山景点名胜、奇峰怪岩、秀水灵泉、地理特征、儒释道三教同山、物产习俗等文化资源的权威史料。
董天工(1703—1771年),字材六,号典斋,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曹墩人,为曹墩董氏十二世祖,清雍正元年(1723)拔贡生。董天工自幼生长在武夷山中,性爱山水,工于诗文,拔贡后便涉足官场,曾先后担任过福建宁德、河北新化县司铎、授宁德、兴化训导,历知观城县、香河县,因在任期间治蝗有功,升任安徽池州知府,任满致仕。董天工清廉勤政,业绩可嘉。董天工晚年曾跨海东渡到台湾彰化县创办学校,广收学生,自任教谕。如今,彰化县许多地方还留有董天工祠。董天工还根据自己在台湾的眼见耳闻,“靓山川之秀美,水土之饶沃,风俗之华丽,物产之丰隆,有见有闻,退而识之,稽成文献,编册成书”,编辑出版了《台湾见闻录》(1801年自序)四卷,清抄本四册,现珍存在北京图书馆《台湾文献从刊》129号。
武夷山云窝,是武夷山水绝胜处。它高耸着两列奇峰,北为仙掌峰、天游峰;南为接笋峰、隐屏峰。两峰对峙的峰脚下是著名的“茶洞”。历代都有名人雅士在洞内卜筑隐居,如宋代刘衡建“中隐居”,明代李钟鼎建“煮霞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曹墩乡贤董茂勋别出心裁,沿溪探索,终于看中云窝的接笋峰,相中一处岩隙后,他悬梯为路,搬运砖块,打造石条,在半山腰处构筑书屋。此处悬崖突显,书屋匿于峭壁脚下,石条为基,砖墙为壁,雨不可袭,因此无需盖瓦。书屋面积不过20多平方米。因接笋峰常年云雾缭绕于峥嵘山石间不去,所以董茂勋命名为“留云书屋”。清《武夷山志》载,康熙五十四年冬,大理学家、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到武夷山策划扩建武夷精舍之余,曾至此造访,与主人纵论义理,切磋学问,并为撰《留云书屋记》,还题了“留云书屋”匾。
董天工在山东观城任知县时,因其母去世,弃官返回武夷山守孝,为静心养性,董天工来到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山崖上,蛰身于父亲构筑的留云书屋内,披阅史籍,勤勉考据,跋山涉水,实地踏勘,终于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完成了《武夷山志》全书的编写。
董天工编写《武夷山志》的动力来源于对家乡山水的热爱。曹墩村是董天工的故乡。曹墩历史悠久,曾有“平川府”之称。董天工在故乡也创作了大量赞美武夷山的诗篇,其中一首是写故里曹墩村的:
幽屐烟村二度停,板桥茅店影零星。
云山四绕双溪绿,楼阁千家一角青。
白塔峰高尖似笔,金狮山瘦削如屏。
披图游迹分明在,留得清名后世听。
诗中展示了曹墩村的独特的村落风水意象,也抒发了他编写《武夷山志》的感慨。
董天工68岁因病卒于武夷山,墓葬于幔亭峰下今“大王阁”后山。墓长约5米,宽约1.5米,石板封墓门。墓葬现保存完好,墓前竖石碑一方,高1.4米,宽0.54米。碑文为:“嘉庆十三年岁在戊辰大吕月吉旦。皇清品授奉政大夫董公典斋一府墓。子:敕、勷、劻。孙:国球、珽、珠、□、珍、瑛、琅、瑄、璠、璋、琬同顿首百拜。曾玄孙繁衍不及备载。”董天工的墓,1992年12月,经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更让董天工永世长存的,是他生前用心血与智慧垒建的另一座丰碑———《武夷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