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闽南文化研究的力作
——评《闽南文化述论》

当前，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至，文化同一化的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保存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我们生活的丰富多彩。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问题。学者们先是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然后，又进一步将关注点投放在传统文化的地域表现形态上。在这个转向中，闽南文化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表现形态，很自然地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闽南地方政府组织了多次的闽南文化讨论会，海峡两岸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切磋闽南文化。此外，自发参与到闽南文化研究的各阶层与各领域的学者也日益增加。特别是2007年文化部公布闽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试点后，闽南文化研究再次风生水起，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尤其值得推介的是200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枫和范正义合著的《闽南文化述论》一书。该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闽南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有关闽南文化研究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一、基础扎实，立意新颖

众所周知，一项优秀的研究，必须是建立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又能够有所创新的作品。《闽南文化述论》一书，就是在全面把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入闽南文化研究的一项立意新颖的研究成果。

在《闽南文化述论》出版之前，闽南文化研究已然有多阶层、多领域的研究者涉足其中。各种民间学会如泉州老子研究会、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的成员等，都长期关注闽南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不俗成果。闽南地区政府也大力提倡闽南文化研究。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两年一次的闽南文化研讨会，得到了厦门、泉州、漳州、龙岩等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协、人大、方志办、博物馆、文化局、文化站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也积极主动地参与闽南文化研究。此外，闽南文化也吸引了多领域学者的共同参与。如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学系的学者，一直关注闽南文化的研究。泉州师院历史系与漳州师院历史系，近年来也加大了闽南文化研究的力度。还有不少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以闽南为田野地点，对闽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闽南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闽南文化述论》的撰写带来了挑战与机遇。首先是挑战，《闽南文化述论》作者在后记中写道：“闽南文化已有诸多既有成果，……在他们宏富的研究基础上，有点新见，有点推进，颇觉困难”。其次是机遇，正是因为闽南文化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得《闽南文化述论》的作者能够在全面回顾已有研究概况，真正消化、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在闽南文化的研究上得出新的见解。

通观全书，作者在闽南文化研究上提出的新见解甚多。例如，在闽南方言研究上，已有研究主要强调人口分布、集体迁徙、地理因素、异族接触等几大因素在闽南方言形成中的作用。《闽南文化述论》的作者则进一步将以上的这几大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强调闽南方言为不同时期的不同因素叠加在一起的“层叠性”表征。

又如，繁盛发达的民间信仰是闽南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在闽南民间信仰研究中，闽南土生土长的神祇倍受重视。但在《闽南文化述论》中，作者却另辟蹊径，转向考察全国性神祇在闽南的传播、发展情况。作者认为，全国性神祇传入闽南后，“不得不入乡随俗，穿上闽南底色的外衣”。因此，只要考察全国性神祇的崇拜现象与其他地区的差别之处，便能洞悉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

二、资料翔实，系统性强

《闽南文化述论》的作者积极拓宽资料来源，不仅奔赴福建省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而且还不辞辛劳，走向社会，在田野中倾听乡老的声音，观摩仪式现场，体味闽南文化的魅力。

例如，闽南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家族社会，家族在闽南文化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为了搞清楚闽南家族的文化特色，作者查阅了包括厦门《颍川陈氏族谱》《莆阳金紫方氏族谱》、惠安《峰城刘氏族谱》、泉州梅溪《陈氏族谱》《闽泉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薛氏族谱》《董氏大成族谱》《霞山陈氏族谱》《延陵吴氏族谱》《燕支苏氏族谱》、晋江《虹山彭氏族谱》、惠安《骆氏族谱》、永春《官氏族谱》《桃源凤山康氏族谱》、安溪《谢族族谱》、华安《汤山唐氏族谱》、诏安《清漳霞山杨氏族谱》在内的近百种族谱。这些族谱，一些是作者从闽南各县市的图书馆、博物馆、资料室查阅到的，更多的则是作者在亲身调查中，从民间收集到的。

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的相互参照验证，是当前社会科学中方兴未艾的一种研究方法。《闽南文化述论》的作者在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同时，还努力从田野调查中获取相关资料作为补充，反映了他们力图在区域社会研究中与中国主流学术界相接轨的想法。

资料的大量占有，使得作者在研究中能够游刃有余，通过罗列铺陈，将闽南文化的各个组成要素，向读者娓娓道来。

《闽南文化述论》之前，历次结集出版的闽南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尽管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但总让人感觉散而不专，过于空泛。这是论文集缺乏系统性造成的。《闽南文化述论》一书则不同，作者从闽南文化的孕育环境入手，系统介绍了方言、民风习俗、宗族组织、宗教信仰、民间崇拜、学术教育、文学艺术以及民居建筑与民间工艺等闽南文化的主要组成要素，并总之以“导论”与“余论”，从而使该书显示出很强的系统性。因此，与以往的那些论文集相较，《闽南文化述论》一书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也更能满足具有不同兴趣爱好的读者的不同需要。例如，那些只对闽南宗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专门选择宗教的章节进行阅读。当然，如果有读者想要全面系统地了解闽南文化的方方面面，该书也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

三、主线突出，述论结合

《闽南文化述论》一书分章节论述闽南文化的各个组成要素，尽管章节彼此之间相互独立，但形散而神不散，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即是作者所认为的闽南文化所具有的“二元结构”特征：

闽南区域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态；既遵循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作出贡献，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和约束；既有步人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又在潜移默化之中造就了诸如乡族组织、帮派仁义式的社会结构。……也许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闽南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使得闽南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

《闽南文化述论》一书，作者始终将这条主线作为分析闽南文化各个组成要素的主导精神。例如，在闽南方言这一章中，作者认为闽南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的普遍现象，就是闽南区域文化的二元结构特征的产物。作者认为，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与对中原文化的坚持，加上地理环境的造就，使闽南方言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这就是闽南话“白读”的来源。但是，由于闽南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又使其对中原文化表现出一种类似“反叛”的性格，对于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要素，往往加以扩大夸张，使得“文读”的出现不可避免。不过，“白读”与“文读”尽管相互对立，但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与语言场合中，二者又可以互相补充，达到“分合对应，自然而美”的效果。

坚持主线的同时，书中在介绍闽南文化的各个组成要素时，则采取“述论”结合的方式：先介绍该文化要素的存在形态，然后再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一文化要素的地域表征。例如第四章《宗族组织》，作者在详细介绍闽南家族组织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功能之后，着力于分析宗族组织传入闽南后因应闽南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三个地域表征：一、民间家族的扩大化与个体家庭细分化的相互依存；二、家族血缘的纯洁化与家族利益扩大化之间的取舍；三、家族割据与官府统治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这样的分析，闽南家族组织的地域特色就被很清晰地勾勒出来。这种述论结合的方式，既有理论性，又有可读性，可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该书的《余论》，针对当前闽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现实，提出了五个建议：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应重视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二、闽南文化不是凝固不动的，而是传承与革新并行，随时代发展而有新的内涵与形式；三、将现实存在的活文化与孕育此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相结合，实行文化的就地保护；四、民众参与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运作的关键；五、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不能使闽南文化成为旅游产业的附庸。这些建议，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可操作性，既是全书的总结，也可以视为作者反思当前文化保护与发展之间的悖逆关系的结果，说明作者在理论上论述闽南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程之后，又将关注点拉回现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