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一桩未了公案
——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选注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映霞
小 序
王映霞（1907—2000），名旭，以字行，杭州人。1926年浙江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即在温州十中（今之温州中学）附小教书，并任幼稚园（幼儿园）主任。12月18日，北伐军在福建战场全面胜利，进驻福州。福建军阀周荫人败逃浙江，声称将占领浙南。温州民心惶惶，居民四处逃散。王映霞与时任温州十中教师的孙百刚先生夫妇，一起自温州乘海船逃往上海。王映霞与孙伯刚夫妇原是杭州同乡，因与共住上海马浪路尚贤坊。此时郁达夫也正在上海，因到尚贤坊拜访孙伯刚，而与王映霞相遇。在郁达夫的诚挚苦恋感动下，王映霞答应了郁达夫的求婚。郁达夫当时是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其妻居浙江富阳郁氏老家，名孙荃。
从此，开始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与一位奇女子的长达10多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郁、王结婚12年后，1938年12月，因胡文虎的邀请，郁达夫偕王映霞南下新加坡，郁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部主任；王映霞也在副刊部主编“妇女版”。1939年3月5日，郁达夫背着王映霞，偷偷在香港陆丹林主编的《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诗十八首，词一阕，并加注释），称王映霞在浙江时，接受当时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37万港币而“失身”。王映霞在新加坡看到《大风》旬刊上的诬陷不实之辞，立即展开反击，先后在《大风》上刊登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对郁达夫进行抗议和控诉，夫妻遂至离异。在夫妻争吵、协议离婚期间，郁达夫在新加坡相继有两场（阿娇小姐、英国电台播音员李小英）恋爱。移居印尼后，为了潜伏抗日，开了爿酒店，化名赵廉，与当地华侨小姐何丽有结婚。王映霞回到重庆，由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王正廷牵线，与招商局钟贤道结婚。郁、王的恋爱、结婚，及至离异，在当时轰动了海内外。时至今日，有人仍据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指责王映霞“红杏出墙”；有人则认为郁达夫《毁家诗纪》所言皆为向壁虚造。
我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古今诗人情感心态研究”课题，列有《郁、王之恋与婚变研究》一题，对于《毁家诗纪》中所言王映霞拿了许绍棣37万港币和所谓“失身”之事，深感疑惑，以为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还事情以本来面目。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材料收集与整理，头绪逐渐清楚：王映霞实在冤屈！《情感心态研究》课题后来已完成古代部分——白居易与湘灵，元稹与双文（崔莺莺），李商隐与宋华阳、柳枝，韩偓与李氏（疑为商隐女），陆游与唐琬，王彦泓与嫂婢姚氏，龚自珍与西林太清春七个专题，成论文十余篇，收入《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至于郁达夫与王映霞，郭沫若与徐亦定（《瓶》组诗的抒情对象），苏曼殊与弹筝女日人静子，胡适与陈衡哲沙菲，徐志摩与陆小曼，李维建与黄庐隐几个专题，因我编纂《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一书费时甚长，一直未能动手。
然于郁达夫、王映霞之相恋、婚变，其情感心态之研究却从未停止。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与王映霞通讯与电话往来近20年（1982-2000），并曾多次与王映霞交谈，存有王映霞致本人书简163封（1982-1994），以及许多第一手资料如谈话记录、照片等。上世纪90年代初，双方家中都安装了电话，1993年以后遂多以电话联络、交谈。1995年以后，王映霞因年迈，长住深圳、杭州儿女家，电话也因此逐渐减少。去年11月，余之《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完成并出版以后，想起这笔“文债”亟须还清。
王映霞老人2000年2月6日（庚辰正月初二）在杭州女儿家逝世，距今已经10年有余；笔者也进入古稀之龄，再不动笔，此“债”归还无期。王氏书简披露的现代文学史某些公案，尤其对于研究郁达夫的生平、创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于是想到先将王映霞书简加以笺注阐释，公诸世人之前。
这里先选王映霞致本人书信数件并笺注，交《炎黄纵横》发表。敬祈读者有以教正。
2010.5.27于美国特拉华
王映霞晚年在上海
《王映霞书简——致黄世中》（第五封信，略有删节）
世中同志：
今天早晨，给你寄出了一卷《广角镜》第112期的复制品。书已被人借去，尚未送回来，但急于想给你看到，所以就拿复制品用挂号寄了给你，不必还我。内中有 * ，是我写的信，其余的不知是什么人的信。
有一张《协议书》①，是当时我和郁二人写的。周企虞是当时的杭州市长，胡健中是当时浙江《东南日报》的主笔，是郁在安（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
《广角镜》这位姓马的究竟是什么人②，这些信是怎么得来的，我已去信问了，看他们怎么回答我以后再告诉你。
廿多封里有一封是戴望舒给郁的（当时他在《星岛日报》工作），有两封是鲁迅给郁的，其中的一封已编入《鲁迅书信集》中，另一封是新发现的。
去年秋天，菊花黄时，有些小朋友要我去人民公园拍照，拍了不少，再寄去香港印，印回来后还都可以，就捡了三张寄给贤伉俪留作纪念③。
拉杂写来，太多了。就此搁笔。
祝好！
王映霞 3.28(1982年)
《广角镜》中这些我寄郁的信，全是（19）38年秋，郁自汉寿去福州时我给他写的。他沿途所寄的都是明信片，已印在《书信集》里。
王映霞致黄世中函手迹片断
黄世中笺注：
①《协议书》：《广角镜》刊发马汉茂《给郁达夫的信》编号（一）。此非信件，乃郁、王于汉口争吵，经朋友劝解后所订立之协议。《协议书》全文如下：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情事，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七月九日立
协议书人 夫 郁达夫
妻 王映霞
见证友人 周企虞 胡健中
② 指当时的西德汉学家马汉茂。
③3月28日信，王映霞寄赠照片三帧，背面均题：
世中先生、夫人存念
王映霞时年七五
1982.3.28于上海
《王映霞书简——致黄世中》（第八封信，略有删节）
世中同志：
四月六日的信收到，你谈及往事，令人不胜感慨！
这几天近处电影院在放映《杜十娘》，很不错，三天中我连看两场。
我年纪虽较高，但目前生活尚能自理，等将来不能自理时，打算请一个保姆帮忙。这是我对未来的设想而已。也不知能再活多少年，因为“老健春寒秋后热”，都是不长久的。
我每天清早起身，散步，访友，购买东西，都在上午作完，下午则休息一会，一天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来往的信札较多，来看我的人也不少，这是比较烦忙的。就像这一次，由于《广角镜》上的信，就累我写的信很多，现在还在继续。他们已不止一次地来向我要文章。甚至还说要飞沪取稿。我没有给，实在闹不过了，上次我寄了几首旧诗去，大约可以收到了吧。
我前半生劳碌、辛苦、烦忙，奔波于东往西来，而还是不道好。我的后半生较为舒服，心地开朗，自由自在地又活过了四十多年。由于我老伴是一个标准的好丈夫，他没有结过婚。和我结婚后虽生活了四十年，但并不觉得时间太长，可惜的是他已先我而行。
如今我来往的是许多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也都是七八十的高龄了，彼此也都谈得拢，谈得上，有的住杭州，有的住上海，这是我平时的解闷之所。我在《广角镜》中所写着的“红丝牵错了，误了前因”，这是我的老同学刘怀瑜①所讲。她如今也还健在，住在杭州。
《广角镜》中所发表出来的我的几封信，确是相当重要，由于它是历史的见证人。凡是想知道郁某的私生活的人，是可以了解一下。这一位西德的马汉茂，据了解，是一个外国人。至于他是从何处得来了这些信件，还未了解到。可断定，（19）38年终，在郁将出国时，这几封信一定是由他带走的，连我也觉得这几封信的来路很奇怪。不过我还在托人寻查出处。
抗日战争时，的确我们一家的生活非常清苦，但还是闹出了这些家庭罗苏。现在想起来，过去的年华我是活得不上算的，不过毕竟已经过来了。如今每一回忆，如在梦里。
来信中所写“较之寻花问柳，尚可原谅……”一段，我认为则不然。郁在富阳眠宿，这是我和他十二年中最不能原谅的一件事情，这是郁的情感在倒退，不是进步。我和他后来在感情上的衰退，这是最大的一种原因。较之去眠花宿柳更不能原谅。②所以，有许多郁的行为，将来可以在他致我的信中看见，不必由我再来写明白了。你说，书信的发表，可以为我洗去冤诬。又岂止冤诬而已？在将出版的《书信集》里，我把一切的事情全部托给了我的朋友，我未加一辞，让世人去评论吧。
郁在（19）38年终，从汉寿到福州，一路上，他除了写了一些明信片外，还以为我于他不在中又去了浙江和许绍棣同居了。因此，它一方面写信给我，另方面又发了七八通急电去浙江给主席及各厅厅长，说我已在金华。③这个消息是从我在浙江的弟弟④写信来告诉我。你想，我得知了这一消息，气愤如何？这就是裂痕扩大的原因。
据说，后来浙江的人，仅复了他“未见前来”四个大字。才算了结。你想，他是在做的什么勾当？又岂还有一点人心！我在汉寿的焦急他也曾和我分担否？⑤
（一）所谓“往事”，就是指郁回富阳一节。“过去的仇恨”亦即指此。
（二）徐亦定，浙江江山人，是当年创造社中小伙计徐葆炎的妹妹。是我同伴的同学。大约在民国十四年的暑假，上海有一个文人⑥来杭州西湖过了一个暑假，就是和徐亦定一起的。暑假过后，“他”仍返上海，已把这一件事遗忘了。不过，随后出了一本小册子诗集⑦而已。后来这个文人飞黄腾达，也早就将徐忘记了，这也是算文人无行？
（三）“六年前的书中”，（就是）《她是一个弱女子》这一本书。
六年前我在杭州教书的同学刘怀瑜，她来沪参观，不知怎么又引起了郁的光火（大约因刘是未婚者），又突然出走了半个多月，写了一本这样的书，后来被查禁了，现在已收在将出版的文集里。⑧
（四）“那位告诉你话的朋友”。我也不知是谁，但知道总是一个造谣生事的小娄罗。当时郁对我讲，“三十七万之谜“，它是“一个朋友”告诉他的。⑨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前几天，来了一个不相识的女子，大约六七十岁。据自称，她是许绍棣的表妹，解放前在什么地方做中学校长，解放后没有工作，还吃了许多苦。她说“我的表兄哪里会得有三十七万港币，如果你说三千七百元，也许会有人相信”云云。她是一口浙江临海口音，你想好笑不好笑？
拉拉杂杂的也不知写了多少，你我虽无缘见面，信倒也确实写了不少，这就是在新社会的自由天地之中。
祝你
好
王映霞 4.10(1982年)
黄世中笺注：
①刘怀瑜，浙江安吉人，王映霞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同学，在杭州工作。1932年春，自杭州到上海看望王映霞和郁达夫，住四马路（今福州路）旅馆。当天，郁、王到旅社看刘怀瑜。因老同学重逢，交谈较晚，郁让王陪刘在旅馆过夜；第二天又请刘到家做客。由于刘尚未结婚，又同王映霞同住，郁顿生“灵感”，怀疑刘怀瑜与王映霞搞同性恋，于是写出《她是一个弱女子》的中篇，并直言告诉王映霞，“小说以你与刘怀瑜为模特儿，‘同性恋’中那个‘男’的是刘怀瑜，‘弱女子’就是你。”夫妻为此吵了一架。刘怀瑜抱“独身主义”，似乎终生没有结婚。1949年以后，曾在浙江农学院任教。
②我在信中曾就郁达夫回富阳老家与前妻孙荃同住一事，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对此应予原谅，毕竟他们曾经是夫妻。王映霞则很不以为然。后来她曾说起，当年答应郁达夫求婚，曾当面提出三个条件，郁达夫都是一件一件答应的，这才同郁订了婚。据王映霞说，三个条件是：（一）即使不能同孙荃离婚，也不能再回富阳与孙荃同居。对孙荃及孩子的家庭用度每月汇50银元。如果是同孙荃保持夫妻关系，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小妾的地位，这是自己坚决不能容忍的。（二）不能酗酒，应知酒能伤身；小酌即可。（三）不准在外面“胡闹”。后来我到上海，曾问“胡闹指的是什么”？王映霞说，“指的是再不准到妓女院去鬼混”。王说：“这三个条件，后来郁达夫都没有做到。”而三条之中，王映霞最看重的是第一条。王映霞是杭州书香大家小姐、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孙女。她认为，“如果郁达夫继续同孙荃同居，她就成为实际上的‘小妾’，绝不可容忍。”所以王对我的看法认为“不然”，说郁达夫在富阳的“眠宿”是“十二年中最不能原谅的事”，“较之寻花问柳更加不可原谅”，是郁达夫“情感的倒退”。
③郁、王所以从武汉去了汉寿，除有战争形势的原因外，还因为夫妻吵架，郁“泄愤”先后在汉口《大公报》登了两则自相矛盾的《启事》，自感无颜在汉口住下去。事情起因于王映霞替许绍棣介绍孙多慈（徐悲鸿学生，曾经是徐悲鸿与蒋碧微婚后的又一个恋人，后经王映霞介绍，孙嫁给许绍棣）。许绍棣曾有三封信给王映霞，信中自然有感激之情。信就放在桌子上。郁达夫看到了，认为王映霞与许有暧昧关系。两人为此大吵，王映霞一气之下，于7月4日“出走”，暂住到武昌郁、王的朋友曹秉哲（律师）夫妇家。郁达夫怀疑她到浙江找许绍棣，当即在王映霞一件白底绣黑花的纱旗袍上，浓墨大字写了“下堂妾王映霞之遗留物”以“泄愤”。并且连夜给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省政府以及各厅发了几通电报，说王映霞到了浙江同许绍棣同居去了，要他们将王送回等等。电报发出后，郁达夫心中之怒仍未消，于是又想到用登《寻人启事》刺激王映霞，当即写了《启事》送去《大公报》。此即7月5日和6日汉口《大公报》上登的一则《寻人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
所谓“携去”之物、银钱、款项、细软，皆非事实。
就在郁达夫将《启事》送出以后，当晚即接到曹秉哲派人送来消息，告知王映霞暂住于自己家中。
7月8日郁达夫气消以后，即至武昌拟迎回王映霞。在曹律师的劝解下，郁达夫同意再登一则《道歉启事》，声明“达夫前以神经失常”，“全出于误会”等。于是有7月10日《大公报》上的一则《道歉启事》。《启事》云：
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后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按：原文无标点）
这两则自相矛盾、出尔反尔之《启事》登出后，汉口议论哗然。郁达夫自觉在汉口无颜面再住下去了，遂由原创造社作家易君左介绍到湘西之汉寿县，暂住汉寿城北门与达夫同期留日学生蔡天培的醋铺。据易君左《我与达夫》一文云：“城北蔡天培醋铺一栋古式古香的正房里”，“由于蔡家的竭诚欢迎，郁达夫与王映霞都欣然迁入，宾主感情融洽。郁达夫移家汉寿期间，没有和王映霞大吵过。两个孩子依依膝下，家庭之间充满着悠闲和了解的外表”。（见香港文学研究社《中国现代文选丛书》版《易君左选集》，转引自王观泉编注《达夫书简——致王映霞》117页注（1）。
大约住了两个多月，郁达夫拟再至福州工作。遂于9月22日启程离开汉寿。自9月22日至28日，到福州前，路途给了王映霞9件明信片。《达夫书简——致王映霞》一书编为第86至第94封：
1938年11月12—13日，长沙大火，王映霞未能按时到达福州，郁达夫又“疑病”大发，怀疑王又到金华、丽水（当时浙省政府临时所在地丽水，与金华邻近）找许绍棣，一连发了七八通电报到丽水，要他们“代寻”王映霞下落。当王映霞脱离长沙大火，千里间关到了福州，夫妻自然又是一通大吵。经朋友调解，郁达夫再打一个长途电话到丽水，大意说明“因误听人言，致疑心 妻子已抵浙江的消息”。同时，再一次向王映霞道歉，表示“悔过”。王映霞因此又一次委曲求全，同意跟郁达夫一起到星洲。
④王映霞的弟弟当时在浙江省建设厅工作，住丽水地区云和县。
⑤以下分列四点，是对我信中提问的回答。
⑥指郭沫若。
⑦指郭沫若爱情组诗，后结集，以《瓶》为名出版，现收入《沫若全集》（文学编1）。
⑧指《她是一个弱女子》一书，后来收到郁达夫文集里。
⑨37万港币的事，郁达夫说是一个朋友告诉他的。这个朋友肯定是一个挑拨离间者。据台湾版《王映霞自传》（传记文学社“文学丛刊之一二〇”，1990年1月20日出版）胡健中《序》云：“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第三者。”王映霞曾面告，她怀疑破坏郁王婚姻的人可能是军统中人。说当时许绍棣属于中统，此人曾到福州，为中伤许而造此莫须有之事，可惜达夫上当了。我曾问此人姓名，王映霞说当时就有人持这种看法，可惜打听不出名字。所以，王映霞信中说“我也不知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