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藏书冠军——“傻公子”刘承干

刘承干像

王国维撰《传书堂记》称浙江湖州为“藏书之乡”。民国初年，湖州南浔镇又出现一座闻名于世的大藏书楼，它就是南浔镇首富刘承干的嘉业堂。

刘承干（1881-1963年），字贞一，号翰怡。《南浔志》记载其祖父刘镛“以业丝致富”，“殖财数十万，号巨富，以财雄乡里”，是南浔镇上四大家族中，最富有且最有权势的一大家。刘镛尽管自己靠“一把尺”量出了偌大家业，却始终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读书做官。刘承干的父亲刘锦藻是当时著名学者，曾纂成《清续文献通考》400卷，由于进呈此书而被赏以内阁侍读学士之衔。刘承干生长在这样一个有财产、有文化的家庭里。他的第一嗜好，便是读书、买书、藏书、校书、写书。据自撰之《嘉业藏书楼记》记载，他有志聚书始于1910年他30岁的时候。那年他前往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人们争购各式各样奇货异物，唯独他流连于“状元境”一带的书市，“遍览群书，兼而载归”。他手握巨资肯出高价，不但书贾闻风不远千里而来，许多藏书世家在兵燹匪患的动乱年代也纷纷找上门来兜售其藏书。刘氏则是照单全收，一时几有海涵万家之势。随着藏书的迅猛增多，刘承干忽发豪举：建一座最大的私人藏书楼。

刘承干信札

1920年初冬破土，1924年岁尾竣工，“靡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在家乡浙江南浔镇鹧鸪溪畔，建起了规模宏大的藏书楼。藏书楼楼外有园，园外有河；园内是浓荫蔽日，竹径通幽，假山小路上下盘旋，园外鹧鸪溪水汩汩流过，既美化环境又预防火灾。因刘承干曾经捐助巨资为光绪皇帝陵园植树，因此溥仪赐匾，上书“钦若嘉业”。这对刘承干来说是极为荣耀的事，刘氏便因此命名书楼为“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是一座两进两层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共52间，包括“宋四史斋”、“诗萃室”、“黎光阁”、“希古楼”等书斋及阅览室、工作室、刊印房。所有主要建筑外面的落地长窗，全部精工镂空雕刻六个大篆字：“嘉业堂藏书楼”。所有楼下建筑都青砖铺地，而青砖都是专窑烧制，室室不同，用器敲击，声如钟磬，终年室内干燥如冬。嘉业堂的大书橱，都用上等老杉木，上雕两条五爪龙抢夺一颗大火珠，栩栩如生。几千个书箱用来珍藏各种善本书；箱内复衬夹板：不仅防潮防损，还可作工艺品观赏。据刘承干本人宣布，为了兴建这座藏书楼总计花费了80万元：建造书楼12万，购买书籍花了30万，刻书印书花了20多万，再加上聘人编书、校书、抄书等等共花10万。在上世纪20年代，这个数字对于私人来说，可算得上“天文数字”了。刘承干藏书最多时候，有1.3万部、60万卷以上。内有宋本、元本200种，明本2000种，清本5000种，方志1200种，抄本2000种。其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善本。嘉业堂一跃而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刘承干则成了民国私人藏书冠军。

鲁迅先生曾戏称刘承干为“傻公子”。然而最被人笑为“傻事”的是，这位傻公子不光花傻钱买书，而且买来后即使是“海内秘籍”，也从不自秘，而是任人抄写。只要有名人介绍都可以来藏书楼看书抄书，例如江苏国学图书馆曾抄过《明实录》。湖北一位叫徐行可的，为了抄书，在楼内一住数月，连膳食费都是藏书楼免费供应。

刘承干不仅是民国藏书冠军，同时也是刻书最多的出版家，共刻印了二百几十种，约3000卷。他所刻的《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等清代禁书，鲁迅先生极为欣赏，赞誉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可是作为一个出版商他却缺乏经济头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公子”。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买书轶事：当时他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到了刘宅，在两扇大铁门上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名。鲁迅问到买书之事，里面回答说，账房出去了，没人管，明天再来罢。过了两天鲁迅又去，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先生也许不至于出去了。但这次回答却更使他绝望：“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后来刘承干的长子对该事解释说:“迅翁太认真，以其大名，只要一封短简，先父必送无疑。亲自登门求购，反遭到白眼，这也是一种阎王好见，小鬼难求无可奈何之事”。事实也确是，刘承干所刻印的书，大部分免费送人，甚至大量大量地送，只有少数出售。为了送得道地，“傻公子”一度专门雇一个人负责送书事宜，不但国内著名的图书馆、学者、名流、要人来函即送；便是外国的图书馆或学者来要，也照样奉送。来讨得最多的是日本人。抗战初期，南浔沦陷，日军烧掠十室九空，唯独嘉业堂藏书楼和刘氏家园得以保存，纹丝不动，其故何在？据传日本著名汉学家松崎鹤雄，抗战前多次来信向嘉业堂讨书，刘承干是有求必应。1937年日本侵华战起，他的妻舅“牧少将”出发前，松崎一再叮嘱如到南浔，不能破坏嘉业堂藏书楼。事有凑巧，这个“牧少将”后来果然成为这一带的日军司令官。也有传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收书习惯，好全部而恶残本。因此战火一起，他便派人将大量珍本送到上海租界家宅，同时从无法运出的整部书籍中抽走第一册，隐藏在天花板内。日军占领南浔后，几次派人到嘉业堂察看，都以为珍贵者不多，所以未曾下手。

刘氏在兴建藏书楼之初，也曾立下宏愿:“余之为是楼，非徒藏之，又将谋所永其传。”他是极其希望自己亲手创办的这个藏书楼能够避免历代藏书家藏书“终归流散”的结局。然而藏书楼建成以后，全盛时代仅仅10年而已。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家道中落，开支浩繁，“傻公子”又不善积蓄，因此大量珍贵书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到了解放前夕，仅剩书籍11万余册，杂志3000余册，自刻书2万余册。

全国解放时，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大军南下一定要保护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藏书。大军解放杭州后，经南浔攻打上海时，陈毅司令员在戎马倥偬之际，还亲自走访了藏书楼，并派兵驻守在嘉业堂周围。这样，这座占地20亩的庞大书楼园林，幸获保全。解放后不久，刘承干便把这座藏书楼捐献归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