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司徒乔的友情

为鲁迅先生葬礼画像

鲁迅是中国现代大文豪，司徒乔是一位爱国画家，两人亦师亦友，相识相知，真情交往。

司徒乔，1902年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坎镇塘边村一个贫苦家庭。20世纪20年代初，在亲友资助下，他前往北京求学，就读于燕京大学神学院。由于他酷爱绘画，利用课余时间跑遍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寻找各种创作素材，并渐渐地在美术界初露头角。

鲁迅主持编辑的《莽原》杂志，创刊于1925年4月，开始以周刊形式附于《京报》发行。1926年，《莽原》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独立出版发行。

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司徒乔承担起为《莽原》设计封面工作。在《莽原》改版后的第一期封面上，司徒乔绘出这样的画面：杂草丛生的荒原远端的地平线上，旭日初升，在那霞光万道的太阳前面，一棵幼树昂然挺立。到了第二卷杂志的封面，封面上的小树已经成长为一大片欣欣向荣的茂林。在《莽原》的封面上，司徒乔那种线条雄健、笔墨飞舞的“狂飙画法”已经向读者鲜明展示了强烈的个人画风和艺术特色，他的这种画风表面看虽然“粗糙”，但是粗狂之下清晰展示着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激情和对时代的期盼。司徒乔为《莽原》所做的封面画，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

司徒乔作为一名穷学生，给未名社画封面和插图，每月得到十元的报酬聊补了无米之炊。要给一些书设计封面和插图，司徒乔先得细细咀嚼和消化书中的内容，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文艺书籍，先人一着受到启迪。

《莽原》半月刊一共出了两卷48期，全部采用司徒乔的画做封面。在这刊物里，几乎每期都有鲁迅的短文，它们像投向新文化敌人的匕首，锋利并且准确。司徒乔为《莽原》设计封面的同时，总不会放过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下，他的心和鲁迅的思想贴得更近，鲁迅成为司徒乔的文化偶像，司徒乔自称是鲁迅先生忠实的追随者，同时，自己也拿起画笔站在鲁迅先生的旗帜下参加战斗。

为鲁迅先生画遗容

大学毕业后，司徒乔放弃了牧师的工作，投身于绘画艺术，搬进了贫民窟，生活在纯朴的百姓之中。直到1927年2月，通过同班同学、共产党员张采真的介绍，司徒乔才到武汉苏联顾问鲍罗廷所在办公室搞美术宣传工作。1928年春，他将早期的美术作品在上海举办了“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他的作品引起美术大师徐悲鸿的注意，徐悲鸿还在《良友画报》第26期上发表短评。鲁迅也给展览会写了热情的“序言”。“序言”热烈奔放充满感情：“我知道司徒乔君的姓名还在四五年前，那时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但我却爱看黄埃，因为由此可见这抱着明丽之心的作者，怎样为人和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

在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和画家司徒乔在上海有多次的交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36年2月，鲁迅给司徒乔去信，约他一起到青年会看苏联木刻展览，并和司徒乔夫妇一起共进午餐。席间，司徒乔请求鲁迅先生挤出时间，让他去寓所给先生画张油画像。鲁迅二话不说就爽快答应了，并且说如果时间定好，就派人通知司徒乔。但不幸的是，此次聚会后不久，鲁迅先生就病倒了，司徒乔给他画像的事情只得往后推迟。

在画家司徒乔的一生中，他的足迹遍及美国、法国、南洋，在国内从岭南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乃至新疆、西南各省，留下大量美术作品。而他最喜欢也最难忘的作品是，在灵堂为鲁迅先生速写遗容。那是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这天一大早，闻知噩耗的司徒乔，痛哭失声泪如雨下，他马上致电自己的堂弟、摄影家沙飞说：“鲁迅先生刚刚去世，我要为鲁迅先生绘制遗容，你也快来，给先生的遗体鞠躬告别，同时为先生拍摄遗容。”不一会儿，司徒乔、司徒慧敏、沙飞等一起到达殡仪馆。大家伤心欲绝，失声痛哭。司徒乔忍住悲痛，打开画夹，抽出自制的竹笔，蘸上墨汁，在盖棺之前，画下鲁迅的最后瞬间。鲁迅先生遗容共画了3张，最后一张他写上“鲁迅先生盖棺前五分钟，司徒乔作”。摄影家沙飞拍摄了鲁迅先生的遗容照片。他们都把悲痛、崇敬融入了画作和照片中。

在鲁迅先生浩大的葬礼队伍中，司徒乔呕心沥血绘制的3米多高的鲁迅遗容，被爱国青年高高举起，走在前面，格外引人注目。在鲁迅先生葬礼的归途中，乘车时司徒乔坐在鲁迅挚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身边，他把他画好的鲁迅先生3幅遗像中的一幅送给了她。宋庆龄女士接过，看着鲁迅的遗容，动情地表示：“鲁迅先生爱青年，青年人也爱他，我们大家不会忘记他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大家的心中。谢谢你送给我这珍贵的礼物。”过了几天，司徒乔收到孙夫人回赠的鲁迅亲自选编的一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1956年9月21日，定居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司徒乔还深情地回忆起他和鲁迅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他对1936年没有能及时为鲁迅先生亲手画一张油画肖像而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