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92.沈葆桢与《沈文肃公牍》

晚清时期的朝廷重臣沈葆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又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沈葆桢的一生，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政绩，一是总理福建船政大臣，主办马尾船政局，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与第一所所海军学校；二是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身居要职，勤于政务，生活简朴，廉洁自律。所著《沈文肃公牍》十六卷，收录了沈葆桢在以钦差大臣巡台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期间，与李鸿章、左宗棠以及闽浙、两江、湖广的督抚司道和师友们的往来政务信函一千余件。其内容包括了：作者巡台期间的积极备战、日本退兵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整治台湾的各项措施；督江时期的大量政事活动，集中反映了作者治理江南民政、军政、财政、经贸、文化以及涉外等领域的主张和措施。该书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的台湾开发与发展而言，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稀史料，弥足珍贵。

《沈文肃公牍》十六卷，（清）沈葆桢著

沈葆桢（1820—1879），原名沈振宗，字翰宇，又字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举秀才。二十年（1840年），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二十一年（1841），赴京赶考，落第。二十四年（1844），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父子二人都没能考中，父亲发誓永不再考科举，回乡继续教书。沈葆桢年富力强，决心背水一战，苦读三年，再试。 二十七年（1847），登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咸丰四年（1854），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五年（1855），调贵州道监察御史。不久，又调任江西九江知府。六年（1856），擢升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而推辞，遂改任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迁广饶九南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寻又补赣南兵备道。此时，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8府50多县，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沈葆桢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开始扬名官场。

咸丰九年（1859），沈葆桢以父母多病，归籍探望。十年（1860），再起授吉赣南道道台，以父母年老而婉辞。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

同治四年（1865），沈母去世，沈葆桢丁母忧，再次返回福州。五年（1866）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福州的马尾建设船政局，即以后的马尾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然而，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诿了。六年（1867），接替左宗棠任总理福建船政大臣，主办马尾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马尾船政局还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前、后学堂，即马尾船政学堂，作为培养制造与教育相结合的近代海军人才摇篮。众所周知，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入侵的战争中，遭受到了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慑与惨痛，朝野上下纷纷讲求要“师夷长技”，造炮制船。左宗棠、沈葆桢则把培育海军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其宗旨就是为近代海军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类人才。马尾船政学堂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培养出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为数众多的将才。因此，它的产生和建成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这不仅成为一种思潮，且也已有具体实践。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造船工业基地，马尾船政局一度是远东规模最大和技术最全面的造船企业。沈葆桢在主办马尾船政局时，曾于衙署内书挂两副名联。其一为：“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便之私，乃臻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宵盱勤求之意，敢惮艰难”。可见其决心与艰难。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误杀为借口，悍然发动了侵台战争。同治皇帝得知此事后,当即传谕军机大臣:即派在福建办理船政事务的沈葆祯“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同治甲戌日兵浸台始末》，《台湾文献丛刊》第38种）随即又正式任命沈葆祯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东渡台湾,办理日本侵台事件。同时,命令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沈葆祯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归沈葆祯随时调用；台湾筹防所需款项,令福州将军文煌、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李鹤年,源源接济”。 （ 《同治甲戌日兵浸台始末》，收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8种）

沈葆桢一到台，就积极备战，妥善办理了日本撤兵事宜，守住了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与建设，在台相继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等四大措施。从此，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对后来的台湾经济建设与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沈葆桢不但是台湾近代防务的开拓者,也是台湾社会近代化的奠基人。

光绪元年（1875）初，沈葆桢奉旨回京，被任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负责督办南洋水师。沈葆桢以朝廷经费有限，分散建南、北洋水师感到不足，主动提议先集中力量筹建北洋水师。四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江南政事及其涉外事务，亦多有主张与兴革。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沈葆桢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江南督署。临终之前，尚“口中喃喃有词,就是议购铁甲船之事”。（《代理江宁布政使桂篙庆奏摺》，沈葆桢等撰《福建台湾奏折》，收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9种）可见，沈葆桢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建设中国近代海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清廷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衔，谥文肃。福州吏民为之建祠于乌石山南麓。

沈葆桢是一位晚清时期的朝廷重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又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身居要职，勤于政务，生活简朴，廉洁自律。他曾给子孙留下《遗嘱》说：“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椽遗产，汝等须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妥生涯，勿嫌其淡”。病逝之后，料理沈葆桢后事的代理江宁布政使桂嵩庆驰奏朝廷曰：“其居官廉正，任事果毅，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自履任两江，弭患无形，军民爱戴；遽尔出缺，大江南北，悼惜同声。殁日，布被旧衣，一如寒素；宦囊萧索，不名一钱。”（沈葆桢等撰《福建台湾奏折》，收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9种）江苏巡抚吴之炳亦奏报朝廷曰：沈葆桢“奉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俸所入，尽为地方善举、邻省振输之用。身殁之后，囊无余钱；僚属相顾叹息、市井乡曲之氓有下泪者。则其功德之入人，为不可泯矣！”（沈葆桢等撰《福建台湾奏折》，收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9种）顾云所撰《沈文肃公传》也称赞说：“俭素自饬，俸所入随尽。领封疆十数载，无一椽一亩之殖。夏日所治事室，木榻、絺布帐、竹枕簟、一蕉扇、一几、官文书数十百束，印泥一、砚一、笔墨一已矣。有最幼女，婿来亲迎，簪珥之属弗具，假之幕僚子。所衣率絮袍、布衩服，近世未有也。”（《续碑传选集》，收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23种）

沈葆桢政务之余，亦勤于著述。但可能因其《遗嘱》中有：“我安于固陋，而无著作之志，身后不得将我疏稿及其他文字妄付传刻，以贻口实”的交待，所以其著述见于刊刻的仅有《沈文肃公政书》《夜识斋剩稿》以及《居官圭臬》等。而作为其重要的政务信函与家书，则未见刊行，鲜为人知。

《沈文肃公牍》十六卷，福建省图书馆藏钞本钤有“沈氏农苏珍藏”章，当为沈氏后人所辑抄。该书收录了沈葆桢在以钦差大臣巡台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期间，与李鸿章、左宗棠以及闽浙、两江、湖广的督抚司道和师友们的往来政务信函一千余件。第一至六卷，巡台；第七至十六卷，督江。其内容包括了：作者巡台期间的积极备战、日本退兵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整治台湾的各项措施，涉及到台湾之管辖、防务和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督江时期的大量政事活动，诸如赈灾荒、修河堤、通海运、理盐引、减税则、除罂粟、清积案、增书院、裁兵留勇以及裁厘改税等等，集中反映了作者治理江南民政、军政、财政、经贸、文化以及涉外等领域的主张和措施。

众所周知，沈葆桢的一生，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政绩，一是总理福建船政大臣，主办马尾船政局，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与第一所所海军学校；二是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而该书中所录的“巡台” 公牍，详细记载了作者在办理台湾事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军事谋略。例如：

卷一巡台《致李子和制军》谈到了他初抵台湾时所看到的台湾布防情况是：“陆勇寥寥四、五营，防台已去其二。标兵除守城，无足用者。水师仅恃数号轮船，而北上者三”。因此，他提出了办理台湾事情当务之急的四大对策：“一曰固民心……一曰联外交……一曰豫边防……一曰通消息”。其目的显然在于争取民心，同仇敌忾；主动外交，争取国际；军民联防，有备无患；搜集情报，知己知彼。（同上）《致李少荃中堂》也叙及了台湾海防的同样情况：“海防陆汛，一无可恃，岂惟台地为然？其如人人知其不可恃，人人不求其可恃何？既事图之无及也。”

正因为如此，日本侵台之初，毫无顾忌，十分猖獗。卷一巡台《致李中堂》即曰：“台洋之险，与各海口不同也。琅峤（今台湾屏东恒春）不能泊船，倭奴以孤军陷绝地，夷然不以为意者，深知我陆军之非其敌也。明知畿辅重地，洋枪队未易远行，然急抱佛脚，实出于万不得已……日意格云：‘洋枪队若蒙允行，务恳带四磅炮十数尊，行仗尤为得力’。”最终也正是调集了洋枪队增援台湾，又再次奏请购买铁甲船，加强了台湾的海陆防卫力量。于是大大挫败了日本的嚣张气焰，诚如其《致日军门》所说：“日本分途哨探，造垒挖濠，非复如从前之大意。营中常有疫死者，闻美国一将亦染病甚重。”迫使日本侵略者坐到了谈判桌上来，从而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主完整。另从中亦可知，美国不仅暗中怂恿日本侵台，而且日本军中尚有美国的将领参谋。

又如：卷一巡台《致夏筱涛观察》提及：“各省惟恐台地兵到开仗，致防不胜防。劝令坚忍信函，沓来纷至。伯相寄来仲复所上销兵刍言，谨以奉阅。第三条即是献地，必不可行。第二条亦喧宾夺主。惟第一条可师其意用之，亦当变通其法”。可见当时的朝中，尚有不少的恐日情绪与卖国行径。

另外，卷五巡台《郭筠仙廉访》还提到：“朝廷眷顾台湾，注重外防，然其本仍在内治。已辟二百余年之地，吏治军政，置之不讲。”认为清廷的只重外防，忽视内治，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政策。继而提出了设置恒春县，再建一府三县的最初行政体制，为台湾的行政管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长治久安之策。

诸此可见，该书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的台湾开发与发展而言，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稀史料，弥足珍贵。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了福建省文史馆陈虹主编的《福建丛书》第二辑之一收录了《沈文肃公牍》，可供读者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