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95.魏秀仁与《花月痕》
魏秀仁博学多才，然其一生坎坷潦倒，怀才不遇。著述宏富，涉及面广，诗词、诗话、金石、时事、掌故、蚕桑之事等等，均有所作。而名闻于世，则缘其晚年写定的《花月痕》小说。该小说取材于游幕生活，描写了两对情侣的穷达殊异, 缠绵凉怨，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可视为一部长篇自叙式抒情小说。作家将其一腔孤愤寄于楮墨，展现了一个潦倒名场、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奋争与失败的心路历程。封建社会晚期的文人之落魄，士人之情怀，于此可见一斑。
《花月痕》十六卷，（清）魏秀仁著。
魏秀仁(1818—1873)，字子安，又字子敦，号不悔道人、咄咄道人、眠鹤主人、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九岁从师课读，博识强记。然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乡试，才中了举人。尔后，三赴会试皆不第。仕途失意后，先后游历山西、陕西、四川等地，以寻求出路。咸丰六年（1856）四月，魏秀仁赴太原成为山西巡抚王庆云的幕僚。次年（1857）六月，王庆云升调四川总督，他随从入川，不久即由四川彭山复返太原。八年（1858），又到太原知府保龄家中坐馆授徒。同年九月，又自太原返回四川，再入王庆云幕中。九年(1859),主成都芙蓉书院。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携妾陈氏归里。先后馆于何继亭家、张经厅署。据谢章铤《魏子安墓志铭》载： “君既归，益寂寞,无所向，米盐琐碎，百忧劳心,叩门请乞,苟求一饱。又以其间修所著书，晨抄暝写，汲汲顾影若不及。一年数病，头童齿豁，而忽遭母夫人之变，形神益复支离”。（《赌棋山庄文集》卷五）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又赴建宁(今福建建瓯)小湖鹾埠。十一年(1872),主讲南平道南书院。十二年（1873）二月，卒于院廨。
魏秀仁博学多才，然其一生坎坷潦倒，著述宏富，惜多散佚。今存者尚有《花月痕》《陔南山馆诗话》《陔南山馆诗集》《咄咄录》《碧花凝唾集》《西征集》《百美试帖诗》等，后人辑录有《陔南山馆遗文》。而名闻于世，则缘其晚年写定的《花月痕》小说。
《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原署名为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前有魏秀仁《自序》、以及栖霞居士、谢章挺、符兆纶等人的题词。其《自序》曰：“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肮脏抑郁之气，无所抒发，因遁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之私，名其书曰《花月痕》”。
该小说取材于游幕生活，描写了两对情侣的穷达殊异：韦痴珠文采风流，但怀才不遇，困顿羁旅，穷愁潦倒，抑郁而客死并州；妓女刘秋痕，虽钟情于韦，终不得嫁，韦死后自继而殉情。韩荷生则依靠达官贵人，由幕僚保升兵科给事中，复以战功封侯列爵；其所狎妓杜采秋，因久归于韩，得封一品夫人。全书布局巧妙，行文缠绵，文笔细腻，哀艳凄婉。其中关于韦、刘二人的描写，缠绵凉怨，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一般学者认为，魏秀仁所写的韦痴珠，实际上就是自己穷愁落拓的写照；而韩荷生则表现了作者渴望飞黄腾达的理想；韦、韩二人实寓作者一人，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冲突。正如鲁迅所说：“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中国小说史略》第26篇《清之狭邪小说》）正因为小说设穷达两途，故事情节也就巧妙地围绕着韦、刘与韩、杜两条线索发展，升沉相形，使“事以互勘而愈明，人以并观而益审，则有韩、杜步步为(韦、刘)二人之反对。如容光之日月，无影不随；如近水之楼台，有形皆幻。作者遂以妙笔善墨写之，而又令其先带后映，旁见侧出，若在有意无意之间”。（贵筑栖霞居士：《花月痕题词》）所以，《花月痕》可视为一部长篇自叙式抒情小说。作家将其一腔孤愤寄于楮墨，展现了一个潦倒名场、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奋争与失败的心路历程。
魏秀仁文采斐然，自谓“自将彩笔写牢骚”。（《碧花凝唾集》）小说行文上采取诗词骈散相结合的方式，充塞诗词简启,尽量发挥诗词的表情功能，且在诗词创作中不落窠臼，清新俊逸。“其淋漓尽致处，亦是从词赋中发泄出来”。（符兆纶：《花月痕题词》）全书“以缠绵为主，但时复有悲凉哀怨之笔，交错其间，欲于欢笑之时，并见黯然之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6篇《清之狭邪小说》）
《花月痕》中的女子，大抵都是青楼女子，所叙之事，很多也是一般闺阁之事。然而魏秀仁本人创作此篇的目的，并非写就风月小说，也非才子佳人小说。从总体上看，该小说是对清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人间丑态作了较激烈的抨击和揭露。如《第二十三回》曰：“士大夫不知廉耻为何事，以迎合为才能，以恬嬉为安静，以贪暴济其倾邪之欲，以贿赂因其攘夺之谋。”可谓是入木三分之谈。另外，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亦多所诋毁，亦间有妖异之说。
据学术界考证，《花月痕》大部分内容，是咸丰八年（1858）“暮春之望”至同年秋天“重九前一日”近半年多时间中，魏秀仁在太原知府保龄家中坐馆期间创作完成的。如魏秀仁的挚友谢章铤在其《课余续录》中记载：“是时，子安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馆。太守延师课子，不一人，亦不一途。……以故子安多暇日。欲读书，又苦丛杂。无聊极，乃创为小说以自写照。……十日成一回，一回成，则张盛席，招菊郭为先生润笔寿。于是浸淫数十回，成巨帙焉。”
《花月痕》全书五十二回，也并非全部于咸丰八年（1858）完稿太原。如：第四十五回写太平天国将领李昭寺投降清军，事在咸丰九年（1859）；第四十九回写清军攻破太平天国首府天京，事在同治三年（1864），当时魏秀仁返回故乡已有两年之久。所以，作者应当先是咸丰八年（1858）在太原完成了小说的第二回至第四十四回的初稿，同治三年（1864）回到福州之后，又补写完成了作为“楔子”的第一回和小说的第四十五回至第五十二回。
该小说问世后，尤其得到了落拓封建士大夫的欢迎与共鸣。当时“落拓之京员，需次之穷宦，既无力看花，又无量饮酒，昏闷欲死，一见此书，必且破其炭
敬、别敬之余囊，乱掷金钱负之而趋矣”。（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课余续录》）
文人之落魄，士人之情怀，于此可见一斑。
近现代以来，学术界对魏秀仁的《花月痕》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如雷瑨在《艺海丛变》中说：“子安著书满家，考订石经，尤为精审，顾皆不传，独所著《花月痕》小说，风行一时。”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花月痕》：“小说中没有什么复杂奇妙的故事情节，足以构成其创作特色的就是作家主体精神的张扬，充溢其中的是作家灵台深处，烈烈如炽的表现自我的创作冲动。它近则遥接中国古典诗词主观的、抒情的艺术传统，这无疑是对固有小说叙事模式的挑战。”
《花月痕》最早刊行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闽双笏庐刻本，继之有清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本、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二十三年新文化书社铅印本等。建国以来，主要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版等，均颇便读者阅读。
魏秀仁博学多才，除了《花月痕》之外,一生的创作涉及面很广，诗词、诗话、金石、时事、掌故、蚕桑之事等等，均有所作，仅诗作就有一千余首。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其《陔南山馆诗话》的文献与史料价值。
《陔南山馆诗话》十卷，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钞本。该书卷首有《福建文苑传·魏秀仁传》、魏秀仁《叙》，卷端署：“侯官魏秀仁子安”。卷一、卷二，阐家风、扬世德,存父祖辈、主要是其父魏本唐及父挚之诗；卷三，诸师之诗；卷四，游历晋陕川等地交游之诗；卷五，第一、二次鸦片战争诗；卷六，粤事(太平天国运动)诗；卷七，福建利弊及直省情事诗；卷八，福建海防之诗；卷九，人才与经济之诗；卷十，福建清代各个时期有关殉难、武功之诗。卷末有魏秀仁《后序》。
魏秀仁《叙》其编撰缘由曰：
故自今上即位以来，直省之地，旋失旋得；流离之民，旋散旋归。……第平居深念父师之教泽，犹新朋旧之风流。如昨海氛妖雾，毒螫未销，豰魄贞魂，遗编具在。因就见闻所及，集为诗话，以志隐痛。后之览者，亦有感干斯文。
由此可见，该《诗话》并非单纯的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亦诗亦史的作用。例如：魏秀仁的生平，经历了两次的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他目睹了外强入侵，国土沦丧，战事烽火，生民涂炭。因此，在该《诗话》中辑录许许多多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作品。其中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涌现出来的重要爱国诗人,如张维屏、林则徐、魏源、张际亮、朱琦、刘家谋等,都予以了极大关注；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若干重要事件,如广州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及《天津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及《北京条约》的签订等等,均多所涉及。此外，还大量地叙及太平天国、稔军、黔滇事、福建等地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海防情况及其历史人物，并从吏治、经济、军务、选举、金融等各个方面探讨道、咸、同三朝衰弊的原因。各卷之中，虽各有侧重,但全书所录多为愤时感事之诗，所发大抵为作者胸中积愤之情,其目的主要在于从中吸取朝廷兴衰之教训与启迪。该《诗话》在叙事的同时，还大量徵引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邸报奏章等当代文献，其中不少原资料已亡佚者，幸得徵引，于今才得以知见。总而言之，该《诗话》具有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魏秀仁在写就该《诗话》的初稿后,曾请其挚友谢章铤（字枚如）等校定。据谢章铤《课余续录》卷一《答子安论陔南山馆诗文集书》记载：该《诗话》初稿，一失于“支离曼衍”，二失于“体例不精”。所以，魏秀仁在定稿后的《后序》中说到：
偶意枚如言，晨起振笔删之，自甲子(1864)十二月起，迄乙丑(1865)二月书成。枚如曰：“体大思精，可传也。”炉火乍温，桃花新放，反复报吟，以自怡悦。寒虫闻而惊焉，饥鼠窥而笑之。顿足起舞，破涕为欢。若将引河汉而上，抉星际辰而下，万象罗列，吾且俯仰揖。
看来，魏秀仁对该《诗话》是作出反复的修订，且颇得意洋洋。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主编《福建丛书》第二辑之五《魏秀仁集著钞本》，收录了《陔南山馆诗话》，颇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