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98.林昌彝与《射鹰楼诗话》

林昌彝是清代中晚期福建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身处鸦片战争国势日危之际，一生于乱世中行游天下，遍交海内名士和爱国志士，以教职为业。他不仅博极群书，精于经学，著作满家，诗古文辞，风骨沉雄，情韵凄婉。且深受当时经世致用思潮影响，留心时务，以御夷济世为己任，寻求救国良策。其著称于世的《射鹰楼诗话》以“射鹰”明志，自时务以及论诗，无所不有，尤以收录大量反映鸦片战争、歌颂爱国将士奋起抗英的现实主义诗篇，而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文献。书中还记述了不少有关鸦片输入和禁烟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别开生面，不少文学主张上承其师何绍基为代表的宋诗派学说，下启清末闽派诗人陈衍为代表的同光派之论。所以这部诗话也是近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

《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  （清）林昌彝撰

林昌彝（1803—1876），字蕙常，又字芗溪，别号（左石右求）（左石右己）山人，晚号茶叟、五虎山人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1840—1850），累次上京会试不第，乃遍游大江南北，广交海内知名人士，饱览世事万象。咸丰三年（1853），由进呈所著《三礼通释》，得赐七品教授职衔，司教福建建宁、邵武两府。仅一年因两郡禁烟事，去官离职回乡。同治元年（1862）游历粤地，为广东巡抚郭嵩焘延聘入府课子。续受廉州知府戴肇辰之请，掌教海门书院。晚年往来于闽粤两地，以教职终生。据其四子林庆铨《楹联述录》卷八《挽章》记述，卒于光绪二年（1876）。

林昌彝出生庶门，其父因家计曾航海经商，其母吴氏家教甚严，教之以义，嘱其“为圣贤之学，勿以科名为重”。《射鹰楼诗话》卷十四）故自小知立志。《一灯课读图》正是林昌彝描绘其母课子令人起敬的生动写照。早年受业于闽人经学家陈寿祺门下，曾参编《福建通志》。其座师翰林院编修、闽派诗人、书法家何绍基重民生利病的思想与学识对他影响甚大。林昌彝深于经学，著作满家，被世人冠为“以沈博绝丽之才，为经天纬地之学。”（《射鹰楼诗话·温训序》）所著诸书精深博奥，殚见洽闻。他立品端方，天性精勤，为人豪迈。粤东温训曾与同行五十余日，见他“舟车之中手不释卷，至四鼓就寝，枕上尤畅谈经史或诗古文词。”（同上）尤其在治经方面，林昌彝博极群书，诸子百家，靡不贯通，仅治经著述就有十九种之多。除《三礼通释》之外，尚有《诗玉尺》《读易寡过》《今文尚书二十九种篇定本》《左传杜注刊伪》《礼记简明经注》《段氏说文注刊伪》《卫氏礼记集说补义》《春秋地理考辩》《圣学传人录》《小石渠阁经说》《士林金鉴》《温经日记》《说文二徐本互校辩伪》《燕翼日钞》等。何绍基盛赞他：“近日说经之士，治《礼》者无孝廉之精且博也。”（同上）“所为诗古文辞雄厚槃深，入古贤之室”（《射鹰楼诗话》林文忠公少穆宫傅书），有《衣讔山房诗集》《小石渠阁文集》《诗外集》《赋钞》《鸿雪联吟砚》《绪录》等诗文集行世。林则徐谓其诗：“感慨时务，蕴抱宏深”，“风骨沉雄，情韵凄婉，天资学问两者具备。”（《射鹰楼诗话·温训序》）汶阳叶名沣曾曰：“昌彝学博词雄，今之顾炎武、朱彝尊也。”（《清史列传》卷七十三）

林昌彝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鸦片战争前后，正值国势日危，社会激剧动荡的时期。当时家国内忧外患，吏治腐败，民不聊生。鸦片走私猖獗，白银外流，国库空虚，社会百弊丛生，导致社会风潮迭起，经世致用维新思想萌发。林昌彝留心时务，爱国心日炽，对英夷侵略愤恨不已，对清政府屈膝卖国求和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每谈海氛事，即激昂慷慨，几欲拔剑起舞。”（《射鹰楼诗话·温训序》）当他眼看福州所居书屋的乌石山为英夷所穴，“目击心伤，思操强弓毒矢以射之”。（《射鹰楼诗话》卷一）遂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故名所居之楼为射鹰楼。有《杞忧》诗云：“但使苍天生有眼，终教白鬼死无皮。”（《射鹰楼诗话》卷一）并愤然写下《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提出驱夷除弊方略，深得时人赞赏。他一生于乱世中，足迹行游四方，结交了一批爱国志士，如与魏源为挚友，与同邑林则徐相知尤深，常与之论御夷之法。林则徐赞许他：“以命世之才，终当大用于世”。（《射鹰楼诗话》林文忠公少穆宫傅书）其《平夷十六策》乃“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同上）当粤匪扰攘之时，又疾书另一部济世之书《军务备採》。林昌彝著述中最令人称道、流传最广的还是三部诗话：《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与《海天琴思续录》。其中《射鹰楼诗话》以收录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文献而著称于世，从而奠定他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林昌彝竭十余年搜辑之功，编成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于咸丰元年（1851）。林昌彝写作该《诗话》是有为而作，“为世戒，不为人役也。”（《海天琴思录》卷六）该《诗话》以“射鹰”而明志，“余谓凡著书须有关系，诗话亦其一也。余所为《诗话》，意专主于射鹰，及有关风化者次录焉。其备古今，纪盛德，及辩句法，正讹误，又次焉……”。（《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二）沈葆桢在《射鹰楼诗话·例言》中指出：“他人诗话多论诗而已，夫子诗话所包甚广，凡有关风化者，无不痛切言之。此扶世翼教之书，不得仅以诗话目之。”故其《诗话》有别于其他多论诗格与诗法，或摘句读、作疏解、论源流的同类著述。在继承历代诗话的传统基础上，其内容与题材有所拓展和延伸。集中体现为深刻反映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广泛收集了大量反映鸦片战争史实的诗篇，并对时局进行了抨击和评论，提出自己一系列见解，再现了道光年间一批颇有卓识的经世派人物勇于直面社会弊病，寻求救国良策的精神风貌。

该《诗话》还记述了不少有关鸦片输入和禁烟的史料，具有强烈的反侵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堪称研究鸦片战争的诗歌总集，具有诗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价值。钱仲联于《道咸诗坛点将录》专评此部诗话云：“道咸时代，前后两次鸦片战争时代也。昌彝撰《射鹰楼诗话》，即以大量网罗反抗外国侵略的诗歌为职志，为古今诗话别开生面，谓为鸦片战争之诗史秉衡者可。”温训《射鹰楼诗话·序》把该《诗话》的大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则志在射鹰，故前数卷记海口事不惮再四言之。次则借诗以正风俗，意在维持风化。三则主于论诗，一归正始，懼骚雅之不继，恐风月之销沉。四则专重师友渊源，凡平日论交所及，其于生平师友之片词只字，皆悉录之。”林则徐通阅后情不自禁称赞曰“採择极博，论断极精，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真足以主持风化，不胜佩服之至。”（《射鹰楼诗话》林文忠公少穆宫傅书）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

该《诗话》内容涉及甚广，自时务以及论诗，无所不有。全书收录清代诗人约450名，诗作2000余首，尤以同时代的师友亲知为多，如陈寿祺、何绍基、陈偕燦、魏源、林则徐、朱琦、张际亮、沈葆桢、温训等等。所录诗作大部分得自于手稿和较早刊本，一些作者的佚诗因此得以保存。是书以辑录闽籍诗人诗作为主，有近160名，浙江籍10名，江苏籍50名，广东籍33名，其他各地合计150名，引用文献达600余种。对诸家诗作采撷极全，凡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绝有佳篇未刊者，多全载之，唯恐遗漏湮没不彰。曾别採海内诗人及诗友交游之作，尤其嘉庆、道光二朝较为详备，名《敦旧集》计八十卷，一时难于付板，后撷其精华收入《诗话》。其中不少作者属乡邦不遇之士，名不经传，未曾有诗集行于世，正是籍该《诗话》，他们的诗作才得以窥见一斑。

该《诗话》前二卷专言时务，末卷附录朱琦《新铙歌》四十九章。铙歌即军乐，多叙战争之事，突出反映清代各朝文功武卫的成就，由此可见林昌彝用意之精深。首卷开宗明义点明射鹰楼的出处，揭露了英夷侵略下鸦片流毒中国的现状：

英夷不靖以来，洋烟流毒中国，甚于洪水猛兽。海口五年通商，实非久计。即以福州海口言之，洋烟之入，每日三大箱，每箱值洋番八百员。又六十余箱，每箱值洋番六十员。每日共输洋番六千余员，又不足以好铜钱代，每岁计输钱三百万。福州之地，即以山为金，以海为银，亦不足供逆夷所欲，况地瘠而民贫者乎！数年以后，民其涂炭矣。”（《射鹰楼诗话》卷一）

文中对鸦片贸易的深恶痛绝表露无遗，“中国以大黄、茶叶救夷人之命，夷人反以鸦片流毒之物赚去中国财宝，此天怒人怨，为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射鹰楼诗话》卷一）并引用何春元《咏洋烟》七律八首，描绘了鸦片祸国殃民的危害，指出英国人向中国倾销鸦片的狼子野心。同时，对鸦片流毒提出禁烟主张与“救之之法”：“余意俗革洋烟，须先禁内地吸食洋烟之民，然后驱五海口之英逆。驱之之法，则不主和而主战。”（同上）“洋烟流毒中国，中国元气已伤，救之之法有二：一则绝通商，一则开海禁。绝通商，非主战不可，主和则苟安……开海禁，是彼国之人可商于我国，则我国之人亦可商于彼国。盖海禁一开则天下之财分于百姓，不能独归外地矣。”（同上）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昌彝对清政府软弱无能、主和派卖国求荣的行径痛恨不已，“英逆之变，和议者是诚何心，余尝见和约一册，不觉发为之指。”（同上）此外，《诗话》还叙述林则徐粤东禁烟的壮举，记载了英军在沿海掳掠妇女的罪行以及在华传教之弊。引用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及魏源《海国图志》中鸦片贸易的史料，抨击花会的赌博、吸食鸦片之害等社会恶习。诸此，均可视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该《诗话》不仅收录了大量反映鸦片战争、歌颂爱国将士奋起抗英的现实主义诗篇，还感同身受，以自己的忧国伤时之情来评述诗作。林昌彝认为：“诗歌足以感谢人心者，无过忠孝节烈之事。”（《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三）如张维屏《三元里》和《三将军歌》，分别塑造了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的英雄群体形象，讴歌了陈化成等三位将领抗击侵略、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林昌彝评曰：“目击英逆之变，惄然有忧。故《三元里》及《三将军歌》《越台》《江海》《书愤》诸诗，有据鞍顾盼之概。”（《射鹰楼诗话》卷一）“英夷之变，各海口死节及殉难诸君，可称英勇。”（同上）朱琦的《感事》《王刚节公家传书后》《关将军挽歌》《书林把总志事》《定海知县殉难诗》《吴淞陈老将化成歌》等系列诗作“表扬忠节，感泣鬼神。”（同上）魏源“俯仰世变，深抱隐忧”，（同上）著有《前史感》《秋兴》。张鸿基的《有感》《读史》《咏史》诸作，“愤时感事，悲天怜人，恻然心伤，深抱当世忧患”，（同上）言其“诗境如悲笳吹月，哀雁呼霜；又如百战健儿，所向无敌。”（同上）张际亮“留心世务，蒿目疮痍。其《浴日亭》作于道光十二年前，时英逆尚未中变，亨甫可谓深谋远虑，识在机先者矣。”（《射鹰楼诗话》卷二）这些诗篇和评论使该《诗话》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充分体现了林昌彝“专主射鹰”、重视诗歌社会功能的用心所在。

该《诗话》的主要部分还是诗论诗评，它所反映的林昌彝文学思想早已获得学界诸多研究者的重视与肯定。在近代诗话中，林昌彝极其推崇朱彝尊、潘德舆二家，谓“竹垞搜罗极博，四农论断极精，”（《射鹰楼诗话》卷五）认为“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诗必愈论则愈精。”（同上）其诗论兼顾经学家与文学家的立场，不少文学主张上承其师何绍基为代表宋诗派的学说，下启清末闽派诗人陈衍为代表的同光派之论。其诗学观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

1. 强调学问与性情并重，注重诗歌创作中学养的地位，主张学人与诗人相结合。他本身以治经见长，对清代学问家兼诗人顾炎武和朱彝尊极为推重，视他们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结合的典范。对“治经之士多不能诗，以考据之学与词章相妨”之说予以驳斥：“诸群经术湛深，其于诗，或追踪汉魏，或抗衡唐宋，谁谓说经之士，必不以诗见乎？”（《射鹰楼诗话》卷七） 他对严羽提出的“诗有别才非关学，诗有别趣非关理”（《射鹰楼诗话》卷五）之说深表不满，而对惠栋“谓诗之道有根柢，有兴会，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乎性情，二者兼之，始足称一大家。”（《射鹰楼诗话》卷十二）的论断深为赞赏。同时，他也主张不废性情，要求诗歌能表达真情实感，所谓“作诗贵情挚，情挚则可以感人。”（《射鹰楼诗话》卷十八）“诗发乎情，妇人孺子皆可为之，亦皆有天籁。”（《射鹰楼诗话》卷十九） 天籁乃出自自然的流露，因此“作诗贵有天才、天趣，二者非人力所能及。”（《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一）并言及“作诗隶事而有神韵最难。”（《射鹰楼诗话》卷三）诸如此类妙论在书中比比皆是。

2. 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提倡作诗贵在创新，贵在立意。关于诗歌的传承与创新，林昌彝亦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善诗者，师诗不师古。” “作诗者，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方可为大家。若篇法、句法、家法必求肖古人，徒为古人执萁帚耳。”（《射鹰楼诗话》卷四）故师古不在于袭古、摹古、泥古、戾古，而在于创造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同时，他强调作诗须有感而发，意由心发，先有立意而后有性情、风格。“作诗须有命意，而后讲性情，风格，不可随手成章，空空写去，则于诗便不是可作可不作者矣。”（《射鹰楼诗话》卷十四）至于如何有较高的立意，他认为诗品出于人品，“作诗贵有身份，贵有抱负，方为大家。”（《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一）把诗人的品德与胸襟作为诗歌的艺术标准。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所以，该《诗话》采录的诗篇，大都是反映诗作者的理想抱负，以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3. 主张诗歌创作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林昌彝提出诗歌创作艺术风格要诸品兼取，他反对好友潘德舆偏执于“质实”的论诗之说，以为“质实”易流于“枯”“腐”“拙”之弊端。“潘四农论诗专取‘质实’二字，亦有偏见。盖诗之品格多门，如雄浑、古逸、悲壮、优雅、冲淡、清折、生竦、沉著、古朴、典雅、婉丽、清新、豪放、俊逸、清奇、妙悟诸品皆各有所立，岂得以‘质实’二字遂足以概乎诗，而其余可不必问耶？”（《射鹰楼诗话》卷十六）正因为主张不以偏概全，他对清代诗论中宗唐、宗宋之争问题，采取唐宋兼取的态度。“宋诗不及唐者，以其少沉郁顿挫耳，然亦自为一代之诗，不可偏废也。”（《射鹰楼诗话》卷十一）在审美倾向上，他更赞赏唐代杜甫为代表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认为：“诗不可无气，而气不可以袭而取，不可以伪为。其气逸而雄、清而壮者，汉魏以来，少陵一人而已。”（《射鹰楼诗话》卷十）因而，除了他个人创作具有“直溯杜公，得其沉郁之境”（ 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南京大学学报》1962、2）的艺术特色。对他人创作风格诗评中也多以此论之，譬如评朱琦诗“气韵沉雄，风骨俊逸”（《射鹰楼诗话》卷一），宋湘诗“诗境沉郁顿挫，得少陵家法。”（《射鹰楼诗话》卷九）魏源“诗笔雄浩奔轶，而复坚苍遒劲，直入唐贤之室”（《射鹰楼诗话》卷二），肯定了他们诗作承袭杜诗的风骨。

4. 分析各诗体的创作方法，对各类题材诗作给予述评。在该《诗话》中，林昌彝以自己的创作经验，对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绝各诗体的创作方式进行探讨，总结其通病所在。他认为：“诸体诗以七律为最难，次则为七古，七古句过长不可，句过排亦不可；句过长则驱迈不疾，句过排则筋脉不遒。”（《射鹰楼诗话》卷十四）“七古诗纵横驰骤之中，贵有沉郁之气；磊落轩昂中，贵有顿挫之笔，方为大家。”（《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三）“作七言律诗，如开强弓劲 ，唐自少陵而外，作者廖廖……非前明前后七子所能及，识者议之。”（《射鹰楼诗话》卷十四）可见，他仍视杜甫为七古、七律的典范。而 “七绝诗喜深而不宜浅，喜婉曲而不宜平直。”（《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一）此外，林昌彝对各种题材的诗歌，如咏物诗、励志诗、夕阳诗、落叶诗、七夕诗、专咏男女之情等等都予以精辟的评论。总之，在近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该《诗话》不失为一部值得后人重视的文学批评著作。

另外，《诗话》还夹叙夹议了有关方志学、乡土地理、乡俗掌故等内容，可作为编撰方志和乡邦文献之参考资料。

该《诗话》有清咸丰元年（1851）候官林氏家刻本。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镇远,林虞生点校本《射鹰楼诗话》，颇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