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馆长序跋系列”专题·

唐宋名人赞福州

——《唐宋诗文里的福州》前言

《唐宋诗文里的福州》顾名思义本书乃收集唐宋名人描写、咏赞福州的诗文。这样的断代集成之作，对福州而言是前无古人的。众所周知，唐宋诗文名扬古今，况是名人之作？它不仅可供欣赏，而且有补史、证史的效用；尤其是唐以前的福州情况，史载盖寡。编者本着热爱福州和景仰名贤的热烈情愫，潜心数十年，上下求索，广收博采，萃集二百多位文人学者、循吏名宦的诗词文铭，汇成巨册，洋洋大观，堪称中古时代咏赞闽中之集大成之作，其存史之价值、审美之意义无庸置疑。

一

福州古称闽中，源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始设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州。而闽中之释义，在北宋曾巩《道山亭记》名文中称：“福州治候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一语中的，道出福州的地理特点与政治地位。福州还有“闽都”之称，其来源亦古，南宋知州梁克家纂《三山志》载，州城中闽县衙前已有“闽都坊”之榜名。福州别称“三山”，其名尤著，盖缘梁克家主修州志以之为名，此书乃福建现存最早的名志，“三山”以此名标青史。而福州“榕城”之号则始于晚唐五代之际，见翁承赞所作诗序，曰：“甲子岁（901），衔命到家，至榕城册封。”

其实，福州在隋唐之际，尚未大开发。如《三山志》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逋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谁肯奋足于单危寂绝之境”。梁知州史笔如椽，无愧名家，寥寥数句，写尽福州初创时的荒寂，似乎去古蛮未远。前此虽有南朝刘宋时阮弥之、虞愿、王秀之诸郡守的教化施治，似乎尚未令经济改观。想来其时地旷人稀，政教施为难出郡邑，莽莽广虚之地未及垦辟开发。

人们常说“以诗证史”，其言确然。即从唐、宋两代诗人所咏，可见福州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概貌，实可为乡土研究者提供生动而翔实的历史资料。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前，文人所作涉闽诗文，大多描绘山川景物的险峻壮美，抒发经历旷远之地的惆怅惶恐心情，无怪乎出自中原繁华地带的士人皆视闽中为畏途；当时，即使是本土人，诗文中所写也不免对景生愁。如中晚唐闽县进士陈翊《登福州城楼》诗曰：“孤径回榕岸，层峦破枳关。寥寥分远望，暂得一开颜。”触目所见，惟有山峦关隘、榕岸陌路。当时到闽任职者多为贬官左迁之人，更有流放服役囚徒。著名诗人韩偓初到此地，慨称“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大有身临天涯海角之感。宋代诗人亦为想象之言：“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诉说天荒地老之区不堪行止之忧。当然，最为生动精到地刻画闽中山恶水险情状的仍数北宋名家曾巩的手笔：“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阨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这里形容行走山路举步维艰，其所描述令人心惊。还有危险的水路：“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疾若矢”。作者写闽地“水陆之险”，可谓尽态极状，触目惊魂，令人久久不能释怀。古人但知蜀道难，因有李白名篇的宣扬；殊不知闽道之难更有胜于彼者，曾巩亦曲尽其状，堪与李白并列。

福州历来为福建行政中枢，自闽越王无诸立国建都以来，历朝历代，主政闽中者皆以福州为开府驻节之地、施教行政之区，号称八闽首邑、首善之区乃实至名归。正由于此，一千多年来，众多文人学者、宦游之士，不管曾来未到，凡有涉闽之作，多有及于福州者。编者蔡安定君冥搜苦索，所得甚丰，今集成大册，人们借此尽可观赏闽中山川之秀，水土之宜，人文之盛。从唐宋两代诗文中，可见闽中自然人文之大变迁：由初始朴蛮，到文教鼎盛、科举特出，居然凌驾乎中土之上。据记载，有唐一代，闽人之中进士者仅五十几人，而宋代则累计多达六千多人，确切反映两朝间文教的巨大进步。由此可见，中华政教溥及四方，儒学文化无远弗届，闽中虽僻在陆边海澨，犹有兴盛如斯的文教。

二

近代福州著名诗人陈衍有言：“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唐末五代，中原士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所说似是而未尽然，就全国而言，文教的开兴福建不算最晚，史志有记载的南朝阮弥之任昌国（晋安）郡守，即“兴学校，使家有诗书，市无斗嚣”；虞愿任晋平（晋安）郡守，又“在郡立学堂教授”；到“王秀之为郡”，仍“承虞公之后”，“遗风易遵”。他们已然开启福建文教风气在先，虽则范围有限，但已播下文教种子。故到中唐以后，有管元惠、李椅、常衮诸人主政闽中，力推教化，闽中文教渐兴。

开元十七年（729），管元惠任福州刺史兼福建经略军使，任上“聿敷朝化，诱彼闽越，俗成邹鲁”，开始了对福建的全面教化和儒风普及。李椅“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常衮更“为设乡校，亲加训导”。都表明当时官员重教兴学，身体力行，因政教文教普及，遂使中唐以后闽中有“文儒之乡”的雅称。

中唐时期，福州已开始大开发，因此高宽仁在上元二年（761）受任福州刺史兼福建观察使时，上表谢恩称福州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颜真卿更盛赞福建“居民若是其众也，政务若是其烦也”。到晚唐，李晦出任福州刺史时，路经徐州，刺史薛能作诗称：“行过小藩应大笑”，“船到城添外国人”，表明他羡慕李晦出镇“大藩”福建，形容福州对外贸易繁盛，其时中原仕宦者对福建、福州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观感已迥异于从前。

晚唐时，福州成重要外贸港口，史称“廛閈阗阗，货贸实繁”，“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由于市场繁荣，众多海夷居留，致使福州风俗产生变易。到晚唐五代王审知治闽时，以“保境安民”为要务，近三十年间，“无桴鼓之警”，他励农桑，修水利，兴文教，拓外贸，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诗文多有涉及。如写罗城南关，“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极一时之盛。福州出省陆路交通已有改善，建驿铺，使车马“安便迅驶”；海外则“江海通津”，“蛮舶至福州城下”，“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入宋以后，朝廷重文，大兴教化，此时入闽的主政官员，多是饱学能文之士、位遵望重之人。福建亦受赐于官员们的引领和力倡，使中原士人对福建的认识产生重大改变。如司马光送人宦闽诗称：“瓯越东南美，田肥果稼饶”“万里东瓯外，溪山秀出群”，不吝赞美之词。如《三山志》所云：福州因“府望益显，来莅者，率宰执侍丛之臣”。其著名者有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黄裳、叶梦得、陈俊卿、梁克家、赵汝愚、郑侨、辛弃疾、真德秀以及陆游、陈傅良等人。正如司马光所说：“乡人皆嗜学，太守复工文”。正是在这些牧守的引领下，闽中文风大炽，官学与书院星罗棋布。程师孟诗曰：“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刘克庄诗云：“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苏颂有句曰：“弦诵多于邹鲁俗”，吕祖谦更有声色意趣的描绘：“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这是何等壮观的勤学景象。

当然，这种场面的造成，离不开官员的倡导引领和文人们的励志勤勉。许多宦闽官员在榕游览聚会、社集唱酬，形成时代风尚，如辛弃疾所称：“诗人例入西湖社”。文教的兴盛造就了众多名宦硕儒，正如萧项“赠翁承赞漆林书堂”诗所道：“却对芸窗勤苦处，举头全是锦为衣”。福建宋代进士人数总计达六七千人，较唐代之五六十人，实不可同日而语，百倍的增长，佐证了科举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反映自唐末五代以来政治与学术教化的巨大成就。这时的福建，无论在政治、教育、文化、学术上都对中国历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

对照唐宋名人对福州景观风物与人文民俗的描绘，人们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诚然也因入闽者的个人观感和心理认知而存在差别。实际上在唐前期与中后期，闽中地理人文已产生巨大变化。如前唐人看到的多是山川景色的秀美，也有荒服地区的朴蛮，如仍感“闽越旧风”的存在，仍然隔膜于“夷落”“鸟语”之异俗。晚唐以后，因受教化而积渐融入儒习而蔚成文风。到宋代，苏辙称福州为“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城市景象亦大为改观，州城有“酒市歌楼”的繁华，诗酒征逐的雅趣；乡野有果蔬稻麦的丰盛，舟载鱼虾入市的欢喜；更让人惊羡的有青衿满途、书声琅琅的夜景。诗人眼中的景况大为改观，心情也大异从前。像这样的诗篇俯拾即是，如知州谢泌有“一别无诸岁月长，遥闻此景画难能”的“福州即景”诗，可见他心目中已有如画又胜画的美景。应邀来榕讲学的龙昌期，写“三山即事”诗更像一幅白描画：“苍烟巷陌青榕巷，白露园林紫蔗甜。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直写青榕、古巷、紫蔗，更写百货、沽酒，表明社会安宁，物产丰盛，百姓生活富足。他也忘不了夸赞福州人：“是处人家爱读书”，可见这是社会风气使然。作为两任福州知州的诗人蔡襄，对福州有更多的了解和殊深的感情，他的诗句尤为动听：“万家市井渔盐合，千里川原彩画明”，写风光，也写民生；“楼前尽日闻欢笑，不啻秋风卷怒涛。”写社情，更抒心情；福州美好的风情显然感染了他，见诸文字，形于笔墨。建阳人陈轩任福州知州，他眼中的“冶城”充满了诗情画意：“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真是江山如画，不啻仙山楼阁，表达作者的心情何等超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