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青年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党史学识体系的确立
高 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政治信念，扎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学识，其学识体系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学识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习近平同志的学识体系是怎样构建的，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史学界关注的问题。
一、习近平同志当知青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的学习与认知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是了解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代在陕北当知青时劳动、学习和工作的珍贵文献，《梁家河》编写组编的《梁家河》一书也是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当知青时劳动、学习和工作的珍贵文献，它们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代在陕北当知青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知识学习和认知的轨迹。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大功夫学习和研究
1969年1月，同习近平同志一道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雷平生，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雷平生同志在2017年1月13日接受中央党校采访组采访时回忆：“在梁家河大队当知青时，习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习近平带回来厚厚的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习近平同雷平生议论起这部著作。习近平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的翻译版本研究很重要，习近平特别推荐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习近平介绍道，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习近平同志讲到郭大力、王亚南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矢志以恒，一以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习近平对这两位学者非常推崇，不仅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推崇他们的高尚人格。”（《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43—44页）
习近平后来在厦门市任副市长时，于1985年12月曾对厦门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张宏樑同志说过：“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43—44页）
192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在杭州市大佛寺确定翻译《资本论》的宏大计划、开始这项宏大的学术工程时，两个年轻人都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但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民国的动荡年代，他们遭受过反动势力的压迫，忍受过贫困和疾病的折磨，承受过整卷译稿在炮火中焚毁的损失，却始终没有动摇，而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锲而不舍地埋头翻译《资本论》。1938年8、9月间，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全力配合下，三卷本《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了，王亚南和郭大力十年奋斗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资本论》，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0—1965年，短短五六年间，王亚南又先后撰写30多篇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专题文章，深入探讨了《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现实意义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各篇内容等，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水平之高，在经济学界是首屈一指的。因此，习近平同志对郭大力和王亚南的推崇，是建立在熟知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基础之上的。
雷平生同志回忆：“习近平对马列著作版本沿革是很注意的。有一次他议论起《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题，说到这部著作有从俄、日、德、英、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文本，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贡献，但又各有侧重。他们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理解不尽相同。”“习近平感慨地说：这么一个小薄本经典，就有这么多名堂，可见认识真理很不容易。”（《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44页）
雷平生同志继续回忆：“习近平读哲学书籍，主要还是马列主义哲学。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阅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在一个场合讲解辩证唯物主义，讲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年在窑洞里习近平学习辩证法的时候，也曾谈起过这个问题，即不要把辩证法简单化。矛盾的不同侧面是不可分离紧密联系的，互相作为存在的依据。辩证法的精髄固然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实际上，对立统一除了对立还应考虑统一。”“唯物辩证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互相关联与事物的发展，还包括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等规律。简单孤立地谈问题一个方面而不顾及其他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44—46页）
由上可见，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大队当知青时通过主动自觉地勤奋自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二）对党史的学习和认知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背景的认识。雷平生同志是同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到梁家河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他在接受中央党校采访组采访时谈道：“习近平在陕北当知青时曾有一次外出，住在集体宿舍，碰到一位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的年轻教师，习近平与他讨论起了五四运动。这次交流，习近平就注意学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回来以后，习近平把自己的心得讲给雷平生听。习近平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对其爆发原因有很多成型的论述。但这次通过和党校老师的讨论，使习近平又搞明白了一个关键点，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国内矛盾集合与爆发的产物，也是国际矛盾集合与‘催化’的产物。”“习近平认识到，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巴黎和会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哪有什么‘公理战胜强权’！世界依然是强权政治，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希望彻底破灭。”“习近平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对西方阵营极度失望之余，反帝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视线转向刚刚进行过‘十月革命’的近邻苏俄，希望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习近平认识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与上述国际大形势以及民间舆情、民众情绪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迫使中国人喊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救亡口号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声情并茂地给我讲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国际联盟、巴黎和会、英国和法国的态度等内容。”（《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42—43页）
雷平生同志对中央党校采访组的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今天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大丰富了，这些可能都算是常识了，但在书籍和信息比较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习近平所说的这些，对于知识饥渴的我们，听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这说明在陕北当知青的习近平是多么注意吸收新知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43页）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大队插队当知青时对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的重大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历史条件等中国近代历史，均已有了精准的了解和认知，其意义非凡。这一学识的把握，推进了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尊崇和更进一步的钻研，成为他追求真理的动力。在学理上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促使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更加热爱，对中国共产党历史钻研的热情更高。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较为系统的学习。雷平生同志在接受中央党校采访组采访时谈道：“在陕北当知青时，对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作战方法，习近平特别注意学习，有比较广泛的涉猎和深入领会。”“比如《毛泽东军事文选》，这是军事科学院编辑的毛泽东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表的军事论著。习近平对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潜心研读，特别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等关键文章反复阅读，以求贯通。”“在学习中，习近平不仅要搞清毛泽东讲了什么问题，是如何阐述问题的，还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提出和阐述问题，特别留意当时论述问题的时间、地点和针对性。”雷平生同志回忆：“1972年以后，随着国内‘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发表了众多有关辽沈战役的文章。”“习近平结合这些文章，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有关辽沈以及淮海、平津战役的指导原则等重要材料，对于‘三大战役’中的关键步骤和过程，如‘关门打狗’‘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小淮海和大淮海’‘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等战役举措处置心中明了，耳熟能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50—51页）
雷平生同志回忆：“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积极争取主动。不是被动地受对方制约，而要发挥己方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不对称战争手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有人总结出三句话：对什么对手打什么仗，拿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充分领会这样的博弈思维、战略思维，对习近平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启发应该是很大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认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名著《战争论》，并要求对《战争论》虚心求教，不得有丝毫懈怠。《战争论》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亚于《孙子兵法》。”习近平下乡插队时带了很多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书，雷平生下乡插队时带的书籍主要偏重于历史和军事方面。雷平生同志回忆：“习近平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论》给习近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慧眼’和‘军事天才’的描述。一个具有‘慧眼’素质的军事指挥家，有能力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下高瞻远瞩看待问题、分析局势，带领国家与军队取胜。”（《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50—52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苏联。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中国与蒙古国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10月，全国进入战备状态。毛泽东主席要求“全党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雷平生同志回忆：“我们在带来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著作，如《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军战术的发展》《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上、中、下册和图册）等。”“出于熟悉苏联军队的战略战役思想和作战模式的目的，习近平花费了不少时间仔细阅读了这些书籍的重要部分。”雷平生同志认为：“那个时候的习近平，还只是一名身在农村的普通知识青年。然而，那时涉猎这些著作，对他的启蒙、对他以后的成长，无疑打下了坚实基础。”（《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52页）
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等作品的学习。梁玉明同志2016年12月27日接受中央党校采访组采访时谈道，习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1969年元月16日来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时，习近平当时15岁。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不怎么长，我见习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165页）
王宪平因皮肤黑，小名叫黑子，是梁家河大队的青年社员。1969年元月习近平等15名知青到梁家河大队插队时，是王宪平等十几个青年社员从文安驿公社接回的。王宪平同志2016年2月26日在接受中央党校采访组采访时谈道，当时接习近平等15名知青到大队时，习近平的两个箱子虽很陈旧，但装的都是书而很沉重，王宪平差点拎不动，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王宪平与习近平等知青熟悉起来。社员和知青们白天在田间地头干一天活儿，晚上王宪平常去习近平的窑洞串门，总是看到习近平在一盏煤油灯旁看书，习近平常问王宪平一些农活方面的事情，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1971年1月，县里给梁家河大队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王宪平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王宪平到习近平的窑洞拉话，习近平当时已经知道王宪平要去工作的消息。两个人拉了一会儿话，习近平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王宪平。王宪平同志说，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206—210页）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思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建设道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同样也是因为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习近平同志在青年时代能够主动地、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不仅对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识大有助益，而且也奠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后长期的为人民服务的生涯中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坚实理论基础。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的内容，由采访熟知习近平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的29位同志的访谈录构成。接受采访的29位同志当中，首先是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的知青，共8人，其中5人是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的知青。其次是梁家河大队的社员、干部7人。第三是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社员、干部，共7人。这是因为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从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前后历时8个月。第四是延川县和文安驿公社的干部4人。最后采访的3人也是知青，其中2人与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到陕北插队，1人则是到陕南插队，这3人后来成为省部级干部。
除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4位社员在接受访谈时，专门谈的是“近平让我当队长”，习近平在社员家吃派饭坚持付粮票和钱，习近平操心社员治腿伤，习近平关心社员的家庭财物等事迹外，（《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280—307页）其他25人在访谈录中谈到习近平1969年至1975年于梁家河大队当知青，同社员们一道劳动，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生产，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勇担重任，为社员们办好事的往事时，均谈到习近平酷爱读书、勤奋学习的一系列史实，如：下乡插队时习近平自觉地带了沉甸甸的两大箱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365页）；白天上山劳动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书，利用生产劳动的间隙看，晚上吃饭的时候，习近平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嘴里吃着饭，眼睛盯着书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366页）；夜晚凑在窑洞的煤油灯前看书，常看到下半夜，以致脸上、鼻子上常常都被熏黑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209页）；有时劳动任务是在山坡上放羊，习近平就坐在地畔上读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321页）；不仅从别的知青那儿借阅、交换、找书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157页），有时为借一本书跑了30多里山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322页），习近平还让家里寄书来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365页）。此外，习近平在自己刻苦读书学习的同时，还教社员识字，为赵家河大队的社员办过读书夜校，给社员们讲课。（《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284—285页）
（三）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的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到陕北插队时才15岁多一些，当知青的7年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强度较大，生活条件艰苦，学习的条件很差，然而习近平却主动自觉地在劳动之余勤奋读书学习，尤其是刻苦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史，其动因值得探讨，对当今青年人具有教育、启示作用。
首先，习近平自幼受到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深刻教育与影响，有学习党史的兴趣。习近平的父母习仲勋和齐心均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是功勋卓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革命家庭的环境，北京八一学校的读书学习，使习近平少年时代就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革命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热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央党校采访组2016年2月28日在采访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社员赵胜利同志时，赵胜利回忆：“1973年习近平作为知青，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301页）中央党校采访组2017年2月8日在采访曾任延川县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同志时，陶海粟谈道：“我从县里到梁家河大队认识习近平、雷平生等知青时，习近平只有18岁，因我也是北京知青，此后我们在延川县交往比较多。有一次在海阔天空的聊天中，习近平对我们讲起了父辈的故事。习近平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62页）家世和经历，成为习近平热爱学习党史、了解党史的初因；而党史学习又是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习近平在插队当知青时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月习近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梁家河大队党支部推举，文安驿公社党委任命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171、378页）入党和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促使习近平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与钻研，学习与研究更加有动力，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再次，习近平插队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岁月，而中共中央在陕北、在延安的时间长达13年半。陕北、延安的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深厚，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领袖无比崇敬和热爱。习近平在梁家河大队当知青7年，时常感受到延安的干部和群众对习仲勋的崇敬之意、爱戴之情，（《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306页）这在客观上促使习近平增加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的求知欲。
最后，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和梁家河大队十分重视插队知青的政治学习，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的政治气息浓厚。1969年1月，习近平等这批北京插队知青上山下乡，由延安乘卡车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刚下车公社就给每位知青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条毛巾。（《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127页）
中央党校采访组2016年12月27日在采访1968年至1974年1月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梁玉明同志时，梁玉明回忆，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习近平等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163—165页）而到梁家河大队插队的知青及附近插队知青点的知青群体中，也有许多知青酷爱读书学习，如与习近平一同到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的北京知青雷平生也热爱读书，下乡时带了一批历史和军事方面的书籍（《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50页），两人互相交换书籍看，并经常交流学习心得。习近平还常向其他的知青借书读，因而在其周围实际上形成了知青爱读书、学习的独特人文环境。其时梁家河大队党支部较重视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以及知青群体中的热爱读书的人文环境，亦对习近平7年知青岁月中勤奋、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构建起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的学识体系，构建起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大有助益。
二、在正定县工作期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学识用于实践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他与正定县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走遍了全县每一个村，通过深入调研，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举措，加以落实，使正定这个冀中平原农业县赶上时代大潮，焕发出勃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同志后来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习近平在正定》，“出版说明”第1页）。其实，在正定县工作三年多，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学识做到了学以致用，他在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党史育人、以史资政等方面做了许多事，产生了显著的成效，因而这一时期也是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学识体系确立的时期。
（一）重视加强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1982年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其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上各种思潮纷起，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宪政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自由化思潮等涌入中国，造成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思想混乱。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干部、群众思想问题的基础上，是年12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目前，党内外一些人，对我们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抱有怀疑态度，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在工作中，表现为缺乏信心，悲观失望。”习近平同志进而指出：“要通过学习十二大文件，对干部群众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的理论教育，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包括从世界上共产党成立到全世界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无论过去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做的努力，只要我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事业一定会实现。”因而，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求，我们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满腔热忱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知之深爱之切》第12—13页）
针对一些人缺乏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纪律、共产主义风格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认为要进行“三热爱”教育，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习近平同志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精神、道德、纪律、风格，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重要的内容，它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知之深爱之切》，第13—14页）
习近平同志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认知和水平，已达到了学以致用，善于教化的较高境界。
（二）敬重劳模吕玉兰，重视做好革命老干部工作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名，著名劳动模范、河北省临西县下堡寺公社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农民吕玉兰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吕玉兰1940年生，1955年高小毕业后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回乡务农，当年担任东留善固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她带领全村农民，战风沙、斗盐碱、开荒种树、打井修渠，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吕玉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2月任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1966年6月，吕玉兰写的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怎样对待人生的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不久，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香港《文汇报》等海内外报刊陆续转载，引发千万热血青年的共鸣和崇敬。1970年1月吕玉兰任临西县委第一书记，她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1971年5月，吕玉兰担任了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
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吕玉兰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7年4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这时河北省委设有第一书记）。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吕玉兰第三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吕玉兰成为党的历史上的著名工农兵模范，吕玉兰的名字和先进事迹在全国家喻户晓。1980年12月，吕玉兰不再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等职务。
1981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吕玉兰同志调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和吕玉兰在一起工作了三年，吕玉兰积极、热情地配合、支持习近平的工作，习近平带领县委班子出台了一系列改善民生，发展农业、工业、旅游业的举措，正定县的各项建设事业几年间迅猛发展，成就卓著！习近平在工作中十分敬重吕玉兰，凡事均同吕玉兰交流商讨。习近平历来生活俭朴，吃的简单，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的吃和身体健康，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习近平在正定》，第95页）
1993年3月吕玉兰同志病逝后，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撰写了纪念吕玉兰的文章《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本文引自《知之深爱之切》，第219—222页），习近平同志写道：“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三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早在60年代，玉兰同志就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她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激励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从北京调到河北省正定县，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玉兰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她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的口号，建议成立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她还主动请缨，不顾身体疾病，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学习取经，为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全县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玉兰同志15岁参加革命工作，既任过基层农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也当过省委书记，阅历和经验都很丰富，但她并不知足。1982年后，她提出要到大学去深造。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家务负担很重，我和一些同志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们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大学专科课程，以坚强的意志、刻苦的学习精神，取得良好的成绩。”“玉兰同志总是那样朴实无华，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处处表现出劳动模范的崇高风范，时时记住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实践着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从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间机关平房，又暗又潮湿，很多同志提出要给她换房子，都被她婉言谢绝。”“平时吃饭，她总是和机关干部一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开会或下乡回来晚了，也不让师傅另做，吃凉饭是常事。”习近平在这篇文章中满怀深情地追忆吕玉兰同志，高度评价了她的品德和风范，概括出她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和广大干部群众敬重吕玉兰，鼓励了学术界、史学工作者对新中国著名劳动模范吕玉兰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探讨。1993年，吕玉兰因两年前下乡检查工作遇车祸脑部受伤致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后，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纪念、记述吕玉兰的文章。1998年4月江山写的41万字的专著《吕玉兰》和2015年3月于俊祥写的26万余字的专著《吕玉兰的品德和风范》，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与河北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
习近平同志在1982年到正定县工作后，对做好革命老干部工作极为重视。在这年9月2日召开的全县老干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作了讲话，重点讲了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老干部不可磨灭的功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会忘记，也不应当忘记。”“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上，以全会的名义给刘伯承和蔡畅同志发了致敬信。以什么样的感情和态度对待老干部，党中央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当前有些同志对老干部的功勋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感情，有的把照顾老干部当成一种‘负担’，有的甚至依势看人，对老干部在职时照顾备至，离休退休后就冷眼相待。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要结合学习中央文件，联系实际，认真加以解决，使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到，没有党的大批老干部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对离休退休老干部不很好地照顾，是不能允许的，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忘本的表现。”（《知之深爱之切》，第3—4页）
对于中青年干部、在任的干部为什么要做好老干部工作，“尊老”“敬老”呢？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工作期间，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党建工作，经过两年的独立思考，有了理论上的更高的新认识。1984年12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青年干部要“尊老”》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他的新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中青年干部来说，首先，要认真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经历，造就了老一辈革命者对党对事业的耿耿忠心，铮铮铁骨……他们对党始终忠贞不渝。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具有坚强党性的老同志所组成的中坚力量，我们党才有今天。”“其次，要继承老干部的优秀品德。千千万万的老同志，‘投身革命即为家’，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计名利，不怕牺牲……在离休之后，仍然‘壮心不已’，要把‘余热’奉献给党和人民。他们的种种优秀品德，集中表现出他们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三，要大力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开创了宏伟的革命事业，而且领导我们的党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诸如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我们党正是靠着这些优良传统与作风，才能始终与人民大众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团结起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的‘传家宝’。在新老干部交替的过程中，不仅不能丢掉，还要继续发扬光大，使之留传后世。”（《知之深爱之切》，第180—181页）
（三）重视保护革命遗迹，在修史中突出党史和新中国史
习近平同志1982年到正定县工作后，高度重视对革命遗迹的保护。1980年调至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张银耀同志，在2017年2月25日接受中央党校采访组采访时说：正定县有很多过去的革命遗迹，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地，该立碑的立碑，该挂牌子的挂牌子，都是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一一搞起来的。1984年4月，习近平主持了正定县郝清玉烈士纪念碑的扩建落成仪式。是年5月30日，习近平主持了正定县党组织诞生地纪念碑揭碑仪式，碑文镌刻着：“1924年12月，中共顺直省委派遣省委军委委员张兆丰同志来正，在这里（原河北省立第七中学）建立了正定县党的组织。”同一天，习近平同志主持了正定岸下惨案纪念碑揭碑仪式。（《习近平在正定》，第230—233页）
正定岸下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在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的指挥下，沿平汉铁路向南进犯，10月初侵入正定域内。日军沿途烧杀抢掠，屠杀居民。侵入正定时，由于遭到中国守军第三十二军的抵抗，更疯狂地对城内及近郊13个村庄的居民进行报复。三天内，即屠杀无辜百姓1526人，重伤103人，烧房106间，抢走牲畜86头，劫去贵重财物不计其数。10月8日拂晓，日军将岸下村包围，搜寻抓捕村民，反抗者即遭屠杀。数百村民被捆绑成串押到村外，日军官当众奸淫妇女，然后以枪击、刀砍、火烧、活埋等手段屠杀无辜。这个250多户的村庄被杀365人，有张洛浪等55户被杀绝。
1983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的王志敏同志，2017年2月25日在接受中央党校采访组采访时也说道：“对于历史文化，若说习近平同志是根植于心，对于革命传统则可以说他是脉衍于情了。革命成功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在正定，这不易之情化作了传统教育的载体与课堂。在习近平同志提议下，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岸下惨案发生地、赵生明烈士牺牲地等革命遗址，都以正定县委、县政府名义立了碑碣、置了匾额，以培树不忘国耻、弘扬革命传统的正气，激励同仇敌忾、强我中华的精神。”（《习近平在正定》，第270、272页）
在正定县的修史编志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突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史的内容。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式恢复工作，全国省、地（市）、县三级地方志编纂工作逐步展开。正定在县地方志编纂机构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县委即开展了修史编志工作。2017年4月14日中央党校采访组在采访1984年调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的石文生同志时，石文生谈道：“习近平同志来正定县工作后，常说正定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非常值得研究。时间不长，县委召开常委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由习近平同志提议，编写一本关于正定的书，并提出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这本书的编写工作由县委办公室主任负责，抽调县直单位、有关乡镇的18名同志组成了写作班子，书名经斟酌，后由习近平同志建议，定名为《正定古今》。”（《习近平在正定》，第247—249页）
《正定古今》一书从1983年开始研究和写作，到1987年5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历经四年的时间。1985年2月15日，编写组写出《正定古今》初稿，全稿约45万字，报习近平同志审阅。习近平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既有原则性意见，又有十分具体的意见，并明确提出，《正定古今》是一本综合性的书，要向各方面人士反复征求意见，特别要征求贾大山同志意见，同时还要力所能及补充一些照片资料，使这本书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可读性。（《习近平在正定》，第250页）
在正定县委办公室组成编写组研究、编写《正定古今》一书的同时，正定县档案馆也利用馆藏，着手编辑《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一书。应正定县档案馆之邀，1985年1月1日，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为《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写了序，题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这篇700余字的序文中，习近平同志深情地回顾了新中国的历史，言述道：“1949年10月1日，把中国历史划出了崭新的阶段。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峥嵘岁月，尤其值得珍视。35年来，正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从未有过的主人翁精神，搏风击雨，揭地掀天，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人们的思想、道德、生产、生活，都进入了全新的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射出新的光辉，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人民群众以空前的历史主动性，描绘四化的蓝图，编织生活的锦绣。”（《知之深爱之切》，第183—184页）
习近平同志在序中还概述了修史的作用，指出：“司马迁在治学著史时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政治和自然两方面究通历史，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哲学的武器，完全可以从研究历史中获得可能获得的真理。我们应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从这本《大事记》中寻求教益，并以此为借鉴，书写正定未来的新历史。”（《知之深爱之切》，第183—184页）
在《正定古今》的编写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做出了很多贡献。1983年正定县委常委会决定编写一本关于正定的书后，县委办公室要求石文生先整理出一个书的整体框架和目录。石文生于是到处找正定县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却没找到什么。当时就犯了愁：这书怎么编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石文生和办公室主任一起找到习近平。没想到，习近平却是胸有成竹，习近平同志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古籍，一共有8本。石文生同志回忆：“习近平同志好像是从国家博物馆或者省博物馆得到的一份复印件，当时复印技术不行，印出来的字模模糊糊的，但好在还能确定是什么字，不至于出错。这已经非常难得了。”（《习近平在正定》，第247—248页）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手头有两套搜集到的正定古县志复印本。这种新任职领导干部既通过走访和实地调查，又由读地方志书了解一个地方的古今综合信息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同毛泽东主席很相似。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到一地，都十分重视搜集和阅读当地的方志，以便迅速掌握古今各方面的社会概况。
《正定古今》书稿交河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习近平同志已调任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按出版社的要求，《正定古今》要有主编、副主编、编委。石文生谈道，我们建议由习近平同志当主编。习近平说：“那样不太合适，主编就是主要负责编写的同志，其他参与编写的同志都很辛苦，要写篇后记进行说明，我写篇序还是可以的。”（《习近平在正定》，第250页）习近平同志在1985年6月调任厦门市后，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但仍怀着对正定县知之深、爱之切的深厚感情，为《正定古今》写了1500多字的序。在《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一书序文中，习近平同志概括了新中国成立35年来正定人民取得的伟大业绩，而在《正定古今》一书序文《我爱自己的第二故乡》中，习近平则赞美了正定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的英勇奋斗。习近平同志写道：“正定人民，是可爱的人民。他们自强不息，勇敢奋斗，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特别是1924年12月正定党支部建立以后，正定大地，风雷激荡，革命斗争，气壮山河。正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自由而战，为解放而战，为实现天下大同而战。‘反帝雪耻会’‘各界沪案后援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成立；‘反讨赤捐’‘反官绅运动’声震全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入正定之时，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抗敌。县大队、区小队、游击队纷纷成立，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麻雀战战果辉煌。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定儿女浴血奋战，猛追穷寇，拿碉堡，夺炮楼，两次攻克正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习近平在正定》，第217页）
《正定古今》一书计36万余字，设上、中、下三篇，共十七章。第九章标题为“人民革命斗争”；第十章标题是“常山英烈”，下有三个目，分别介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在正定牺牲的和正定籍的革命英烈；第十二章标题为“名胜、古迹、文物”，其中第三个目为“革命纪念地”。
结语
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大队插队当知青和在正定县工作时期，以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勤奋、刻苦地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识体系。自学建构学识体系，殊为不易，习近平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主席后的第二人。毛泽东主席也是在青年时代通过自学，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理论的学识体系。
在正定县的领导工作岗位上，习近平同志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学识学以致用，从而推动了正定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的教育与宣传工作的开展，理论、学识与实践、实际工作相结合，发挥出积极的、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学以致用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充实了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党史学识，二者相得益彰。从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大队插队当知青和在正定县工作时期的学习和实践的史实来看，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中国共产党史知识体系已确立。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2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1]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2]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习近平在正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3月版。
[3]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习近平在厦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
[4] 《梁家河》编写组编：《梁家河》，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
[5] 庄宗明、林坚：《王亚南：矢志佳马列精心育桃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3日12版。
[6] 习近平著：《知之深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 江山著：《吕玉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 于俊祥著：《吕玉兰的品德和风范》，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 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11]中共正定县委员会、正定县人民政府：《正定古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正定县党组织诞生地旧址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