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4 16:43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林思翔

 

站在“海丝”起点上


林思翔


 

边出土文物年代都很久远,其建筑时间当在宋元时期。

文兴码头立着一座宝箧印经塔,四面雕刻观音佛像,还各阴刻“佛”“法”“宝”“僧”字样。美山码头,在晋江沿江处筑就石构墩台,以一丁一顺的交替叠砌方式建造,墩台两侧设有一南北走向的石构斜坡式道路,向南延伸到江中。墩台的台基由下而上渐次内收,外侧呈斜状,便于大船深水停泊。这两个码头当地人习惯合称“江口码头”。

江口码头曾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承载起当年庞大的贸易船只的停泊与货物的集散,成了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一个重要出海口和转运站。文兴码头上的宝箧印经塔,还成了人们心中的“神塔”。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诞辰,村里人都会来朝拜这座石塔,祈求海上航行平安。航海人返航时望见石塔,就意味着很快可以平安靠岸回家了,心里就踏实了。

眼前的晋江千年不废,仍在日夜奔流。只不过长年冲积的泥沙已然沉淀起一个小岛,岛上高楼林立,成了“海景花苑”新天地。受淤积滩涂挤压,河道变浅变窄。当年一丝不挂的江面上,如今架起长桥,雄伟的造型和流水般疾驶的车辆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线。江口古码头就在江边大桥下静静地歇息着,似一双明亮的眼睛,日夜注视着这江海交汇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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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古码头

古码头与现代大桥的交织,牵起了千年时空。面对脚下这古老的晋江,我的思绪如同江水,流进大海,流进久远年代,流进那古码头建造的起点岁月。一幅“海上丝绸之路”的轨迹长卷便在我的脑海里徐徐展开……

名城泉州濒临东海,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3湾拱卫,并有12个港口驻足其间,故有“312港”环绕之说。因古时泉州城遍植刺桐,开花时颜色鲜艳,给人以深刻印象,因而泉州港又被人称为“刺桐港”。两座古码头所在的法石港是刺桐港12港中最靠近泉州城区的,又被称为“江口码头”。

如此优越的港口,为古代交通提供了便捷条件。据史志记载,泉州古港与海外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南朝时期。早在6世纪初,泉州已开始和国外交往,当时已有大船到南海诸国通航,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两次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从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

唐代中叶爆发“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导致通往西域的道路被阻,“陆上丝绸之路”停滞,中外经济交流活动由陆转海,“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

唐代福建造船业也很发达,福州、泉州两地尤为兴盛,所造泛海大帆船具有5层甲板。唐天宝中(742-755年),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18丈,次面宽42尺许,高45尺余……可贮货品2万至4万担之多”。

唐代泉州通往南海的远洋航线,经海南、西南沙到新加坡海峡,过苏门答腊,穿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到印尼及斯里兰卡,向西航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再搭乘小船沿波斯湾西海岸到亚丁附近。唐武德年间(618626年)伊斯兰教4大员到中国传教,34贤来泉,卒葬泉州,墓称“圣墓”,如今仍保护完好。

到了五代十国初年,“三王”兄弟由豫入闽,王审知的二兄王审邽任泉州刺史。他主政泉州期间大力支持海上贸易,鼓励泉州人走出去,也欢迎外国人来泉州。频繁的海上交流,深深影响了泉州民众的习俗和信仰。王审邽逝世后,其子王延彬做了泉州刺史,致力于扩展海港,开辟新航道,挖掘港口航运和贸易潜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官方和百姓的赞许,赢得了“招宝侍郎”的赞誉。

此后,陆续主政泉州的留从效、陈洪进、真德秀以及泉州市舶司蒲寿庚,继续以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胸襟,鼓励海上对外交往与开展贸易,为宋元时代泉州港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元两代,是福建古代水运的兴旺时期,也是泉州港名声大噪之时,被誉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宋时,泉州与国外往来的有70余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交通畅达东西2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掌番货、海舶、征值、贸易之事,以来远人、远物。”市舶司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命,工作对朝廷负责。之后又设来远驿,以接待贡使和外商。这也意味着海上贸易纳入了“国家行为”,有力刺激和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发展。

南宋时期,宋金战火连连,使得本来多到江浙的高丽商船也常到远离战火的泉州港。南宋定都临安后,泉州离政治中心更近,泉州港在宋金战争中,又成为南宋的大后方和避风港,吸引了大批海外商船到泉州进行贸易,一时千帆万船、客商云集、货物山积,泉州成了“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国际性贸易港口城市,海上交易量持续增加。

大型商船远走爪哇、马来亚、日本、高丽、暹罗、印尼的日渐增多。中国的农产品、渔产品、丝绸、布匹、茶叶、瓷器、乌铅、铁鼎、米酒、粗盐、锅伞、藤笼等,与域外的玉器、象牙、珊瑚、玛瑙、犀牛角、琥珀、胡椒、玻璃器具等,互通五市,或以银两购买,或以物易物。“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苏颂句)。海上贸易的进出口,成为每天的交易常态。海面上千帆迸发,陆地上“万商来朝”,泉州港成了“黄金水道”,海上贸易展现出空前的繁荣昌盛。

元代,朝廷颁布政令,对泉州实行优惠政策,加之受战火破坏较小,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取代了广东的位置,成为中外各种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元帝之命,送公主远嫁波斯,其船队由泉州港出航,随从人员达600余人。后来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泉州为“东方第一大港”。

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当年江口码头所在的法石村十分繁华,村里石头铺就的老街店铺林立,番货荟萃。不同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会聚这里,石头路被踩磨得光溜发亮。宋代泉郡北石帝君行宫、泉郡文兴三王府均建于此地。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这里发现了造船遗址、船骸、石碇和沉船,还发现数座伊斯兰教石墓。

石头老街的西端是一座小山,山上耸立一座始建于宋代的真武庙,奉祀真武大帝,是泉郡道教圣地,有“八闽玄天上帝第一行宫”之誉。由此俯看,晋江在脚下奔流,汇入东海。远处水光接天,茫无际涯,百舸争游,商贾云集。宫中大殿供奉的真武帝,手执宝剑,足踏龟蛇,十分威武,是民众想象中能镇压妖邪的海上尊神。宋时,泉州的地方官为了招徕亚非商人,祈求航海平安,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两次隆重的祭海仪式,将端午前后的“回舶祭海”和秋冬的“遣舶祭海”列入国家常典。届时,郡县官员、市舶司和缙绅人等均出席仪式,祈求真武帝庇护。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还亲自撰写《真武殿祝文》,并来真武庙主持祭海典礼。如今在山门上我们还能看到一块贡岩方碑上刻“吞海”2字。这是晋江县令韩岳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所立。意为真武大帝一显圣,其气势可以吞海,也蕴含着泉州行船人势可吞海的宏大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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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塔

到了明朝,政府为防倭寇,严格禁止国际贸易,泉州港只能与硫球国交往。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移设福州,泉州的来远驿也随同市舶司废置,这标志着泉州港由盛转衰。

至清代,为断绝沿海人民与占据台湾抗清的郑成功的联系,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并在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在厦门设立海关,泉州港对外通商的职能被厦门港所取代。此后,泉州港走向衰落,沦为地方性小港。

往事越千年。今天,站在江口码头前,回溯泉州港兴衰轨迹,感慨良多。名城泉州,良港刺桐港,曾经的辉煌已定格在历史深处,刻在熠熠闪光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泉州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重设海关机构,实行对外开放,成立港务发展有限公司,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泉州古港焕发青春,走上了“主打内贸集装箱,兼顾外贸集装箱”的发展路子,成为“一带一路”上一颗璀璨明珠,为泉州这座“东亚文化之都”增辉添色!

思绪收回。眼前这沐浴在夕阳金辉里的江口码头,显得是那样的温柔可人,绽开着灿烂的笑容,向过往路人致意。晋江入海,涛声依旧。桥上车辆,如水流淌。眺望前方,海面碧波荡漾,船舰游弋。可以想象,明早潮起,这些满载货物的船舰又将开足马力,驶向远方。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有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光辉历史的泉州港,正重振雄风,迎来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