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路情连世界
南 强
一
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
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
真可惜啊，酒却是那么的有害，
因为茶和咖啡能使我们更为严肃……
19世纪初的某一天，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怀着满腔激情，写下了这首关于武夷茶的诗歌。此时英国“下午茶”已经流行了200年。据《武夷山市志·卷七》所记：“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携带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各种名茶作为礼品赠给各国，打开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该公司试销的茶，首先得到了王室贵族的喜爱。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皇查理二世，带了几箱武夷红茶作为嫁妆，随后英国上层社会便开始喝武夷红茶，并形成“下午茶”习俗。拜伦身为贵族，自然也爱上了武夷红茶。
当时外销的武夷茶，主要是桐木关所产的红茶，后来则扩大到星村等周边地区，统称为小种红茶，而将桐木产的红茶称之为正山小种。稍后一段时间，武夷茶的外贸扩大到以天心岩为中心地区所产的青茶（乌龙茶），称之为岩茶。亦有少量绿茶，统称为武夷茶，英文译为BOHEA，质量较好者称为GONGFU。武夷茶外销的初期，红茶主要输往欧洲、蒙古、俄罗斯以及美国；青茶则主要输往东南亚地区，后来扩大到日本。随着外销地区的逐步扩展，武夷茶的产量也逐渐增多。根据有关资料，雍正十三年（1735年），从陆路走的外销茶约一万普特（1普特＝1638千克），到道光十年（1820年）就达到三万普特。1840年“五口通商”后，武夷茶外销量增加到2700万担，1878年进一步激增至8000万担，占了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从事武夷茶外贸的商人，开初主要是山西茶帮和江西茶帮，随后便有闽南和广东茶帮，后来亦有一些外国商人直接来武夷收茶办厂。最著名的要数俄商，五口通商后在闽北一带办了好几个砖茶厂，大量运往欧洲和俄罗斯。不过，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外销茶商一数山西茶帮，二就是闽南茶帮。
在山西茶帮中，最大的是常家茶商。电视剧《乔家大院》所述乔家人到武夷山购茶之事，其实是常家之事。武夷山地方史料中并无山西茶帮的具体详细记载，山西的地方史料中，则有较为翔实的文字记载。从事大规模茶叶对外贸易且常到武夷山来购茶的，主要是常氏家族中以常万达为代表的“北常”。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不断增设商号。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而在常家大院中，则有许多相关的图片与实物资料。如印着“大德玉”商号的茶罐、装茶的箱袋、运茶的车辆等。虽说北常经营的项目不止一个，但武夷茶为常家成为晋中首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常家的事业，也在恰克图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闽南茶帮经营武夷茶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山西茶帮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北方的蒙古、俄罗斯，因此经销的茶类主要是红茶及砖茶。而闽南茶帮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南洋诸岛国及港澳市场，因此经销的茶类主要是乌龙茶。其中最为著名的也许是惠安的施集泉茶庄。施集泉茶庄经销的茶主要是“铁罗汉”“白鸡冠”“大红袍”“水仙种”及“雪花”“雪梨”等名丛品种。根据有关资料，该茶庄开初只是到武夷山选购毛茶，运回惠安后再精拣细选，异法焙制“铁罗汉”茶。随着业务的发展，后来就直接到武夷山购买茶园，办初制厂，然后将初制茶运回惠安茶庄精制后对外销售，形成一个产、供、销有机结合的产业。由于施集泉茶庄的武夷茶制法精良，品质优异，在东南亚及港澳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一时成为闽南华侨馈送亲友的时尚礼品。直到今天，一些老华侨还在怀念当年“铁罗汉”的韵味。
二
今天的人们，说起当年武夷茶外贸的情况，不过三言两语。然而谁能知道，要将一担茶运送到目的地，无论陆路还是水路，都充满了多少艰难辛苦？
武夷茶的外销运输路线，大致分为陆上和水上两条路线。陆路主要是往北。一般是从武夷山起程，过分水关到江西的铅山。在铅山装船，沿信江过鄱阳湖，经九江，过长江转汉水至湖北襄樊起岸。然后经河南到山西大同、张家口，再出关穿过蒙古草原到达恰克图。水路主要是往南。一般是从下梅、赤石码头装船，沿溪入闽江到福州码头，再出海到广州，改装大船，或到南洋，或到欧美诸国。五口通商后，因福建有厦门、泉州和福州三个口岸，武夷茶就不绕广州而从“海上茶路”直接出口了。
20世纪前的中国，交通极为落后，没有任何机械化运输工具。陆路全靠人力和畜力。常家大院里陈列着一些当时运茶的工具。一种是单人推的木制独轮小车，前窄后宽，约能装200斤，俗称“鸡公车”，适合在狭窄弯曲的山路使用。另一种是骡马拉的平板木轮大车，能装上千斤东西，适合在平原地区的大道上使用。当年从武夷山到江西铅山的那一段，因为全是山路，就只能用“鸡公车”。从襄樊起岸后，才能用骡马大车。除此外，还有一些肩挑背扛的图片，说明在运茶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路段只能使用这种最原始的办法。肩挑背扛翻越陡峭山路的辛苦自不用说，即使到了北方平原地区，用上了骡马大车，运茶的人也并不轻松。尤其过了张家口，一眼望去全是茫茫草原和荒漠，几百里地没有人烟。驱赶着骡马，连续走上十天半月，那该是什么滋味？更不用说，有时还有狂风暴沙，劈头盖脸打将下来，想躲都没地方去。而最可怕的是，万一遇上劫匪，不但千辛万苦挣来的钱保不住，连小命都有可能丢掉。为了记住这种艰难，常家商号创始人在建设大院时，特意在书房的门楣上画了一组彩图，从挑担、推车、赶马及至骆驼运茶，以此告诫后代，创业是如何的不易。
水路运输虽说要比陆路省力气，船上能装的茶叶也多得多，但也并非都一帆风顺。从武夷山到福州，溪流两岸崇山峻岭，水面狭窄，落差大，水流湍急，到处礁石，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撞个船翻人亡。尤其是春夏雨季，建溪隔三岔五就要发一次洪水。每次洪水一来，平时清澈如镜的水面，立即如同一群发怒的猛兽，发出吓人的咆哮声，在峡谷中翻涌腾跃。此时如果船行溪上，那可真是随时都有灭顶之险。然而，为了及时将新茶运抵市场，仍有许多商家冒着危险，在风浪上颠簸奔走。
建溪上运茶就有如此多的风险，等到了海洋上，航程更长，水面更宽，风浪更大，危险也就更多。武夷茶的水路运输，无论从厦门、福州、泉州还是广州口岸出发，都要渡过茫茫的大海。往欧洲的，要绕过整个印度半岛，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航程上万里。往美国的，要横跨整个太平洋，航程也是上万里；如果往南洋诸岛国或日本，航程也有数千里。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所有的船只，都是靠风力行驶的木帆船，即便遇上顺风，最少也要在海上行驶一两个月；往欧美的，至少要半年，碰上不顺，一两年返回也是常事。而更可怕的是，万一遇到海上风暴，或者浓雾天气，就有可能触礁沉船。事实上，曾经的“海上丝路”航道上，就发生过许多次的沉船事件。著名的瑞典哥德堡号，就是其中的一艘。哥德堡号曾3次远航中国广州。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包括茶叶在内的大约700吨中国物品。8个月后，航行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船员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自己故乡的陆地了。就在这个时候，船头触礁，随即沉没，正在岸上等待的人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后来人们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之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Ⅱ号商船，不幸的是，这艘船最后也沉没在南非。
哥德堡号虽然沉没了，因为沉没的地点离岸近，又没遇上风暴，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还能获利，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而更多的沉船则没有这样的运气，往往是连人带船，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今深埋海底，不能返回家园。
三
尽管路上充满如此风险，武夷茶的外贸却没有因此停止，虽然数百年来因为种种原因，起起落落，总是源源不断地翻过山野，越过重洋，传向四面八方。是什么力量，在冥冥中推动这一切？
最直接的动力当然是经济利益。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许多人因为从事武夷茶的外销而获得大利。比如山西的常家，比如闽南的施集泉茶庄，比如哥德堡号；还有美国的“中国皇后”号。1784年，这艘商船来到广州，次年满载茶叶而归。从此美国商船来华日增，茶叶成为中国输往美国的最大宗商品之一。获得利益的当然远不止这些商家，还有更多的从事茶叶种植、加工的武夷山平民百姓。尽管他们从中所得到的也许只不过一些仅够生计的小利，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因茶而发家致富。著名的武夷山下梅一条街，就是在茶叶外贸的推动下繁荣起来的。
但是，推动武夷茶外销的动力，并不仅局限于此。武夷茶外销所产生的更重要影响，是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丰富。最著名的事例，也许莫过于英国“下午茶”习俗的形成了。
据说，下午茶发端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40年），正是武夷茶风靡欧洲上层社会之时。一位名为安娜的公爵夫人因难以打发漫长悠闲的下午，离晚餐和晚会又尚早，百无聊赖中让女仆准备几片烤面包、奶油和茶，同时邀请好友一起来享用。没想到这偶然的发明竟得到了贵族们的欢迎。从此下午茶成了贵族社交圈内的风尚，并扩大到平民阶层。每天午后三四点，无论上层社会，还是底层百姓，都要停下工作来用茶点。不同的只是：上层社会在花园别墅和精致的咖啡店里品尝精细的点心，平民百姓则在自家的小厨房里或杂乱的工具间里，用一块抹了黄油的粗面包，就着大茶缸子里的浓茶。这个时段的休闲没有法律条文规定，自然成风，从而形成优雅自在的下午茶文化，也成为正统的“英国红茶文化”。而在这种现象的深处，则透着这个民族的闲适情调和底层人追求个人权利的态度。因此有人评论说，下午茶是“人权的甜品”。
在南洋诸岛国，武夷茶之所以长年热销不衰，一方面，固然是武夷茶本身所具有保健治病功能。光绪丙申年(1896年)，惠安鼠疫流行，死者无数。一些病人以“铁罗汉”茶润喉止渴，不料竟因饮茶愈者十有八九。于是群众争相购买。凡伤风发热、小儿麻疹、中风积食，泡服“铁罗汉”，亦多见效，于是成为居家必备良药。因为惠安及闽南人侨居南洋诸岛极多，侨眷和归侨们得知“铁罗汉”的功能后，常常购“铁罗汉”茶作为馈赠礼品。饮者莫不祛热清神，却暑止渴，于是又在南洋及东南亚诸国流传开来。据惠安有关人士说，直到今天，许多老华侨回乡时还在寻找这种历史名茶。今天的医疗条件自然已经不需要“铁罗汉”来治病了，然而，在华侨们念念不忘的后面，体现的则是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家乡情结。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有一颗热情跳动的中国心。
在日本，左能典代女士的故事，则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武夷茶何以在异国他乡受欢迎的精神因素。武夷茶在宋代就已传入日本，大规模的商业贸易则在现代。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掀起乌龙茶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能典代在东京创办起一家“武夷岩茶坊”。左能典代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曾获得日本新潮新人文学奖。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能典代女士开始到中国体验生活，考察茶文化，当她第一次踏上武夷山这块土地时，立即沉醉于优美的武夷风光，更被世上独一无二的武夷岩茶吸引，此后20余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将武夷岩茶介绍给日本人民。“武夷岩茶坊”与日本数百家企业，数千名茶友，组成了传播武夷岩茶的文化沙龙。与此同时，她每年都亲率一批茶友到武夷山观光访问，从未间断。左能典代女士经营岩茶坊，经济上并无多少收益，一度还陷入困境，几乎倒闭，可她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坚持了下来，如今这家茶坊已成为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茶文化推广中心之一。而支撑着左能典代的，不仅是岩茶独特魅力，更多的则是因茶而结下的中日情缘。她不止一次地对人们说：“岩茶是大地赐给人类的一种神奇饮品，它有股使人与人、人与自然沟通的力量。”“如果说，好茶是为了友谊而存于世间，那么，武夷岩茶便是为了知味的人而存在于中日之间。”
多么精辟，多么深刻，其中蕴含的思想与100多年前拜伦对武夷茶的赞美是如此的一脉相通！这或许就是千百年来，无论有多么遥远，多大风雨险阻，在这石里武夷茶路上始终行者不绝，武夷茶永远充满魅力的根本所在吧！
（本文原载于《走进八闽瑰宝》）